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讲义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第1-8周）
课程： 公共选修课《中西文化比较》
班级：全院各年级学生
任课教师：丁昌林
课程简介：
本课程面向全院学生开设,主要讲授中西方文化的联系特别是各自的个性特色,包括文化诠释、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研究及其意义,中西文化不同的缘由、中西文化基本精神比较、中西思维方式比较、中西语言文化比较、中西社会规范文化比较、中西文学艺术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
教学目的：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存样态和生存模式，把握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世界文化生成、发展的常态，中西文化既各有千秋又各有其局限，在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日益加强的今天，中西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具有必要性，学生通过学习本选修课，形成和谐文化心态。
推荐教材 ：
《中西文化比较》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 者：徐行言
书号ISBN：730106325
参 考 书：
1、《跨文化交际学》 贾玉新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年出版
2、《中国文化要略》 程裕祯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年出版
3、《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 李信主编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3年出版
说 明：
1、上课时间：第1—8周，周三晚6:30——8:00
2、作业及课外学习要求
本期书面作业1-2次，此外，布置一些思考与练习供同学们课后思考、拓展。
3、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法
考核形式：考查
学 分：1学分
平时成绩（考勤与作业）占总成绩的30%，结业考查占70%，考查采用开卷或闭卷方法进行。
4、其它
教学过程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含影像辅导），以教师讲授为主。
主要内容：
第一讲 导论——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选择
第二讲 人类文明的曙光——中西文化寻根
第三讲 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四讲 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第五讲 神秘的魔圈——中西语言文化比较
第六讲 此岸与彼岸——中西宗教文化比较
第七讲 礼制与法治——中西社会规范体系之比较
第八讲 写意与写实——中西艺术比较
第九讲 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文化——从文化比较到文化更新
第一讲 导 论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选择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
1、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长途通信和信息学正在改变人们界定和感受文化多样性的方法。
2、自有了文明以来，人类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
3、而在这当中，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同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歧异与消长，则更为关心人类前途的智者所注目。
4、但是，每一株人类文明之树的成熟与壮大都离不开全人类文化土壤的滋养，每一种文化结出的果实都会对人类共同文化的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5、正基于此，当今天我们为古老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孜孜求索的时候，就不能不把探求的视野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就不能不站在新的高度上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也审视我们自身。
6、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几次文化论争，都与国家处在危急存亡关头的政治抉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往往难以耐心深入地展开学术探讨。
7、也正是因此，本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选修课，将跨文化比较作为认识的起点，而把正确理解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探索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作为研究的方向。
二、文化与文明之比较
1、文化
汉语中“文化”一词，初见于西汉刘向所编《说苑*指武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一语中的“文化”用作动词，意为以文德教化之，即：文治和教化。
以后发展到现代汉语，演变为指：一般知识和教养。
2、文明
汉语中文明一词早在《尚书》和《易经》中就已出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其含义接近“文采光明，文德辉耀”隐含着与蒙昧相对的有文化状态的意味。
3、相比较而言，如果说文化的观念来源于人类最初的自觉创造活动——农业耕作的出现，那么，文明则应看作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产生了不从事农业的人群的聚居点之后的产物。
因此，人们便把文明解释为“开化的行为和状态”或“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即指一种较高级较发达的文化状态，而与“野蛮”、“原始”相对立。
三、“文化”释义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文化”一词的运用和阐释愈加广泛和自觉。
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阐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思路：
1、把文化看作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用它来概括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2、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精神现象或观念形态的总和。
3、强调文化作为人的社会行为与习俗的意义。
4、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即把文化主要视作人类的艺术活动及富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的概括。
尽管人们对文化的描述种种，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了，即人们对文化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总趋向是：范围越来越广、角度越来越多，并各有自己的侧重。
四、文化的性质与特征
1、文化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有机系统。
2、民族性和地域性是文化的重要特征。
3、文化具有规则性。
4、文化是历史承继的，它能够通过代代相传的不断积累，形成特定的文化传统。
5、一定民族的文化形态是可以变迁的。
五、跨文化比较
1、跨文化的定义
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
2、跨文化比较方法
广泛地利用采自不同语境的文化现象，寻求表现出相似的共相（类型的重演）作为推论的依据或证实推论的材料，方可使得到的认识和结论有较大的可靠性和普遍意义。
具体方法有：历史叙述、结构分析、因果功能、逻辑评价等。
3、跨文化比较的意义
只有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反复抽样调查，都能得出相似的结果，人们才有理由推断在各种特定环境下，人类行为的盖然性模式或预见性规律。
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与特性，并使我们较为客观平实地评价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思考题：
试述文化与文明两概念间的联系与区别。
第二讲 人类文明的曙光
——中西文化寻根
前言：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创造的果实，也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标志。
然而，人类社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土壤，也各有其成长、发展、走向成熟的不同条件与机遇。
作为人类文明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气质迥异的文化系统中，这种由基础条件的差异给文化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需求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群体别样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在一种文化开始形成的阶段，海滨、沙漠、草原、大河流域等不同的地理地貌及气候条件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某一地域与周边环境的联系，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一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然，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文化中日趋成熟的人的心理因素便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自觉地文化选择。
即使是到了这样的自觉发展阶段，文化成长仍会在无形中受到特点自然条件的某种程度的制约。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把对中西文化所处的自然背景的考察作为文化探源的开端。
在本讲中，我们将通过对中西文化不同的地理基础、外围历史文化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型与社会组织形式的比较，探寻形成中西民族不同文化精神的内在依据。
一、河的赐予与海的磨砺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生有着各不相同的自然地理基础。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老文化发祥地的地理环境是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而欧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则显然是海岸地域环境。
（一）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
1、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兴起，离不开河的赐予。
古老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上多源头、多方向、多民族的不同文化价值融合凝聚而成的结晶。
同时，这些古老的文化发祥地大多分布在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上。
2、中华文化自然地理基础的表现：
第一，幅员辽阔、腹地纵深。
第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
第三，气候温暖湿润。
第四，半封闭的边缘地形。
（二）西方文化的自然基础
1、西方文化之舟诞生在蓝色的波涛之中
西方文明最初的舞台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欧洲，它西、南、北三面环海，东面与亚洲接壤，整个大陆轮廓恰似亚欧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巨大半岛。
2、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中心，这种典型的海洋地理，造就了西方文化与东亚大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差异。
（1）地中海地区山多平原少，且冬季湿润、夏季干燥炎热，不利于粮食植物生长，很难形成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人们不得不转向大海去讨生活。但大海环境恶劣且变化无常，这样的生存环境，更激发起人们抗争与征服的勇气，成为文明创造的动力。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黑格尔
（2）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的另一个条件是地中海地区特殊的海洋地理和周边环境——这里是一片基本上为大陆环绕的海域，水文性质独具一格。有利于航行和人类生存生活，自然成了人类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区，成为旧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
（3）古希腊自然地理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全境被各种天然障碍分割成若干孤立的小区域。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希腊独特的城邦制社会结构，多方向、多民族共生的富于变化的文化聚合，也陶冶了希腊民族崇尚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基础。
二、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
中西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相异趣的生产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又会产生各自民族最初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所有这些既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又是两种文化传统风格各异的深层结构以及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
因此，还需要对中西先民的经济生活形态作进一步的追寻。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化的起步。
1、自古以来，农业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和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2、在中原大地上农耕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阔草原上，长期以来还生活着一些几乎与华夏诸族同样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部落。
3、这些游牧民族有着骁勇尚武，长于征战掠夺的习性，因而与以诸夏——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形成了长期冲突对抗的局面，甚至多次入主中原。
4、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从未能改变过华夏文明的基本面貌，相反，一旦进入农耕区，他们便很快被相对先进的农耕文化所同化。
5、因此，游牧文化的存在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不能改变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主导特色和基本性质。
6、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便是工商业文化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在古代中国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由于大陆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仍有明显的重农轻商的倾向。
7、总的来说，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即使开展对外贸易，其目的也不是谋取经济利益，而多出自政治需要。因此，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从而无以打破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
1、西方文化最初也是以新石器时期的畜牧、农耕和定居为发端的。
2、然而，地域有限而多山的地理条件，使希腊半岛的农业难以满足不断繁衍的人口的生存要求，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山林和大海寻找生活资源，发展畜牧业、渔业以及向海外的迁徙与征服都成为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
3、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
4、以后，用武力征服整个希腊化世界的罗马帝国，不仅全面继承了希腊文明的经济模式，而且将它扩散到欧洲大陆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从而为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毫无疑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是得力于与文艺复兴想伴随的欧洲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复兴，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地理环境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所孕育的果实。
三、家国与城邦
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活动方式，自然会产生判然有别的社会组织形态，并形成各自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
农耕文明在一般情况下能够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规模手工劳动使居民达到生活的基本自足，因此，便不会产生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或改变生产组织的自觉要求。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便长期保持下来，并成为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谷可以将古代中国文化归结为家庭本位的文化。
相反，在西方由于很早就出现了相对集中地商品生产和经营，从而打破了家庭作为独立生产的传统体制，加上大量移民城邦的建立，使以地缘为基础的人群结合方式逐渐取代了纯粹的血缘纽带。从而创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结构，走上了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
1、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家庭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细胞。不过，家庭及其延伸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地位，却是任何一种别的文化都无可比拟的。
2、家，对于中国人，不仅意味着异性的结合和繁育儿女而组成的共同体，而是集血缘承继、婚姻结合、生产经营、财政消费、社会教化甚至礼法管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社会单元。
3、这种离开了家庭亲族，个人便无所着落的现象显然与中国在农耕经济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4、不仅如此，在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安土重迁、老死不出乡的民族心态，使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区世代繁衍，聚族而居。
正由于此，古代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以上述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具体表现为：
（一）“家天下”的宗主统治；
（二）事君如事父的忠孝原则；
（三）大一统的专制政体。
（1）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历史上有能力的皇帝往往乾纲独揽，兼听万事。
（2）作为皇帝意志执行者的官僚集团则没有固定的体制，而是不断被皇帝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其总特点是权力中心始终向皇帝侧近的机构和侍臣转移。
（3）中国皇帝不仅是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代表，也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秩序。
（4）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结构的第四个特征是统治者以严密的行政组织限制黎民百姓的个人自由。
（二）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希腊城市国家
1、希腊历史的关键是城邦。城邦是一种规模有限，独立自治并得到其公民的最高忠诚的共同体。
2、受生产力水平影响，一个城邦难以养活太多的人口，为了将城邦的规模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便不得不强制性地向海外移民。
3、就这样，一次再一次地移民，开拓了新的定居点或殖民地，从而将希腊文明的种子传播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
4、大规模移民的一个直接果实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更彻底的破坏。
5、于是，在新开辟的城邦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移民则会合到一起，从而，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完全取代了原有的氏族体制。
6、因此，在大量的移民城邦中，势必出现不同种族的大混合和血缘宗族意识的淡薄。
7、同样，在希腊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罗马城邦也走过了相似的道路。
也正如此，与古代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伴随而生的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构。
1、在城邦建立之初，仍保留着氏族部落的某些制度，然而，随着新兴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和平民力量的崛起，这种以世袭贵族为核心的统治日益受到挑战。
2、在一些城邦中，出现了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人物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开始了走向政治民主的改革尝试。
3、雅典民主政制的确立向我们显示了契约原则在西方社会建构中最早的应用。因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便是作为公民社会最高形式的契约——法律对个人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肯定。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的集团意识和国家观念与中国人的归属意识和家国一体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歧异。
与希腊相类似的观点在罗马共和国制定的法律体系中更得到了发展。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希腊的民主政制，还是罗马的共和制，都远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因为，事实上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只是城邦中的公民——自由成年男子，而妇女、外乡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及被释放的奴隶都不能享有公民权。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仍然广泛地存在着。
思考题：
试析自然条件对中西文化形态形成的影响。
第三讲 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
——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前言：
尽管一般文化都具有大体一致的内容要素和基本结构，但每一种稳定的文化系统却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或中心目的。
因而各种文化要素在具体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和影响便各不相同，并且，它们都环绕着自己的主旋律，进行着交互影响乃至互相协调适应的整合。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前一讲考察了中西文化的自然与经济背景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之后，
本讲将把探讨中西民族的文化精神，即：两种文化各自的核心价值及其表现出的个性特征，作为比较的重点。
一、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
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精神的核心。
（一）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与道德价值
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是指，中国全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
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1、中国文化较之世界其他文化更早地摆脱了神的权威控制。
2、以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理性，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最根本的体现。
3、道德中心主义是中国文化人文传统的基本特征。
4、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是中国人文传统的一个表征。
5、追求人与自然地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人文传统的又一个重要表征。
（二）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
与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有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中科学精神占主导地位，这种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性精神、客观态度和探求真理的执着。
1、理性精神是西方文化科学精神的核心。
它表现为承认客观自然世界的可认知性，在各个领域中对形式逻辑的推论和证明法则的普遍遵从，在科学及学术活动中对概念、范畴的建立和理论抽象的偏好，对真理的虔诚信念，以及在日常行为方式中的工具合理性原则。
2、科学精神还表现在对待事物的客观态度上。
西方人为实现驾驭自然的目的，强调尊重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这在科学研究中则表现为注重实验与实证。在逻辑推导和抽象思辨的方法外，他们也把观察与经验作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3、科学精神中还包含着不断探索科学真理的执着态度。
它不盲从传统，不迷信权威，不满足于已取得的经验与结论，它敢于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旧有的一切观念和成就，甚至怀疑自己。
把真理看作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强调真理的相对性而不承认所谓终极真理，可以说是近代科学给西方人输入的新观念。
二、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
中西文化在民族精神上的第二个基本差异源于两种文化关于人的不同观念。
尽管中西文化的价值系统中都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但对人的理解却截然两样。
西方人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
这两种不同角度的人论，便带来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人格理想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
（一）义务本位的群体原则
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社会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集团，他在这一切初始亲属集团中享有某种在集团之外无法得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在这里满足自己的一切社会性需要，也履行各种必不可少的义务。
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创造力的实现，并对旧的传统秩序的长期延续发挥着强大的维系效应。
中国传统的群体认同原则的另一要素是要求每个人必须严格遵从并适应他在家庭关系网络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中被确定的身份和角色，不能有所逾越。
（二）个人主义的自由与权利
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都十分发达。
而随着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希腊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由此孕育出西方人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
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把肯定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看作人类社会结合的基础。
在整个希腊文明时期，人们都倾向于承认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个人的权利，倡导自由精神，鼓励个人创造性的发展，并以个人所表现出的勇敢、力量、智慧为最高的人格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西方人个人中心的处世态度，他不依附于家庭，也不依赖于他人，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
个人本位文化精神在伦理观上的体现，是所谓“合理利己主义”的人际关系原则在西方社会得到较普遍的认同。
三、中庸和平与崇力尚争
从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不同原则出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这便是中国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与平稳的文化性格与西方人鼓励竞争、追求功利、崇尚力量和进取的价值目标。
这一差别不仅体现在两大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也充分表现在中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格中，从而为人类文明画廊创造出异彩纷呈的景观。
（一）中国精神的“中”与“和”
中国文化从自己的群体价值目标出发，必然把协调人际关系放在首位。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论的尺度。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和平文弱的文化性格。
而这种中庸和平精神渗透到文学艺术创造中，便形成了中国艺术特有的中和之美。
（二）西方价值的“利”与“力”
以个体的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始终把“利”与“力”看作是健康的价值，它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现实功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努力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
它强调，要在竞争中成功，就必须击败对手，这既需要有实力做后盾，还应当有敢拼敢斗的冒险精神。
由此便形成了西方崇力好斗尚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
四、内向与开放
传统中国在地理上半封闭的隔离机制，自足的农业经济以及强烈的血缘宗族意识铸就了中国人平稳求实的大陆性文化性格。
由这一性格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除了中庸和平的思想行为模式外，还表现为求统一、尚传承、重内省、轻开拓的文化心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向心凝聚为宗旨的发展方针和独立自足、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
相反，有着漫长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征服大海的西方各民族，由于大自然的磨砺与赐予，由于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流通交换，由于在早期发展中得益于高势能外围文化环境的滋养，因而形成了热烈好动、重汲取、求变化、广拓展的文化精神。
（一）道统与涵纳
众所周知，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中国文化不仅自成独立完整的系统，而且在其延续发展的数千年间，始终有着明确的统一性和承继感，迄未发生过根本性断裂。
道统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眼光内向，重视内部的统一和凝聚，追求以我族为中心的一元价值体系，而在文化的横向交流和吸收上取被动的姿态。
由于中国文化早期的高度发展，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势能，以致于它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与涵化中，总能成功地以本位文化为中心同化或改造异质文化，并且以雍容消纳的气度把某些外来文化因子，例如物种、艺术、宗教等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遭到异族武力征服时也能保持文化的统一和延续。
（二）开拓与求新
西方文化的开放精神，首先表现在它总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异质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
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不仅表现为主动向内涵纳吸收，还表现在积极向外开拓上。这种开拓首先是开发农业生产基地和商业贸易市场，其次是对外的扩张征服与殖民活动，第三是文化的传播与输出，这三者在许多时候又是连在一起的。
求变务新的创造进取精神是西方文化开放性的又一体现。它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足已有的财富与成就，而是把目光投向未来，期待着事物在流动中日新月异的发展，努力创造着明天的新太阳。
这与中国文化崇古守常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西方精神的局限性，那种永不安定的变化固然有助于文化的更新于发展，但它无法形成新的固定关系和稳定价值。不易形成一定的衡态机制，从而使许多新的文化创造难以发展到成熟完美的境界，一旦一切文化要素和价值成了昙花一现、过眼烟云，这种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就无从体现了。
思考题：
试述西方文化精神的主要特点。
第四讲 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前言：
人类任何自觉的行为，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
一种文化如何对待物质世界，如何把握精神现象，如何理解各种千差万别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人在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人的作为范围，决定了人的生命意义，也决定了文化的主导价值。
而思维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在最深刻最普遍的意义上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的价值形态。
因此，本章将从宇宙观和思维方法，以及两种文化在认知实践中所产生的思维价值追求等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中西哲学思维的异同，以求准确、深入地理解中西文化的认识基础。
一、从宇宙观到认识论
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人与自然同出一宗，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和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念。
表现在文化中，几乎所有原始文化都有自然神灵崇拜和图腾崇拜现象。
人类愈是走向文明，也就愈是脱离自然，直至最后从自然界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独尊者，成为万物的主宰。
但在人与自然分离的文明进程中，即在人的自觉意识、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中，中西方哲学思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中国哲学坚持有机联系的整一宇宙观，努力将人投入到自然中，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为认识的基本前提。
而西方哲学则专注于对事物作本质区别，细心地分解万事万物，她欢欣于人的独立，给他以地位和荣耀，以独立主体的确立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
1、作为宇宙观照的自然观
“天”是万物的本源，人是天工造化之物。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天道本质的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主张人生天地之间，禀受自然灵气而生，依赖自然滋养而长，不能须臾离开自然母体。
2、作为社会观照的社会观
“天”是人格化的、有德性的实体，它是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道法则与社会法则、天道模式与社会模式的一体性。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
——董仲舒
3、作为对神秘力量探测的宗教观
“天”是人事不能及，无能为力之事的终极原因，是“天命”、“命数”、“命运”。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只能以至诚来求得神助，天人是共运的关系。
总之，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
（二）二元对立的认识前提
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西方文化中也出现过早期人类与自然混沌一体的通灵认识。
但在它逐步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对自然的认识与驾驭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便由简单地适应、依赖变为积极地利用、改造的进攻性关系。，从而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即由原始混沌、物我相通的朦胧联系走向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
“欧洲人从来不委身于自然”——卡洛.斯密特
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以1.2万余行的诗句叙述希腊英雄十年海上历险的故事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面对自然虽败犹勇的抗争精神，这是西方人典型的光荣的征服史。
征服自然必以认识自然为基础。于是，科学理论、实用技术即使在神学盛行时期也作为认识上帝、征服自然的有力武器备受西方文化重视。
二元对立的思想，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
西方文化的观念是：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而群体则注重共同目标。
社会契约论者则以自主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表明社会是个人契约的结果，是个人自主的选择。
但应该承认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约定，有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不自主状态中完成的，加之社会的运行往往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来实现的，社会化的经济活动也是通过经济组织关系来实现的。但这些社会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往往被歪曲，以致于为每个个人而存在的群体组织有可能从手段变成目的，而个人则从目的变为手段了。
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群体存在本身和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也承认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因此为努力保护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实现而创造平等的机会。
二、直觉思维与逻辑推理
中西方民族在前述认识前提下产生出不同的思维路径与方式。
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
西方式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注重规则的缜密，力求避免认识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重视认识的客观性与同一性。
（一）主观联系的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一种很独特的思维方式，它以个体经验与智慧直接切入事物本质。
直觉思维因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带有模糊性，让人难以把握。
直觉思维的个体主观性是不确定的，认识本身也就有极大地随意性、灵活性。也由于认知者个人的经验、智力因素、认知路径的不同，因此，每个人的智慧都可以自由生长。
（二）细剖精析的逻辑分析
西方科学文化极发达，靠了两条重要的认知方法：一是可以理解的逻辑；一是可以控制的实验。
逻辑不仅有极强的推理认知的作用，而且逻辑作为思维规律还可以被人们共同掌握，成为思维外在化的工具，从而使思维这种主观性的活动能够被传达、被理解、被记录、被检验。
由此，它把一切的经验和技能都转化成可以交流和传承的知识。
三、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
中西方在科学理论、技术手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在近代以前是很显著的，这种差异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的目标在于回答“怎么样”，它关心的是物的功用。
西方哲学则致力于回答“是什么”，它的兴趣在于物的本质真实。
由此形成了中西哲学在功用效能上、目标追求上的差异。
(一)直观实用的思维原则
中国思想家受一个基本目标即“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的驱动，践行着直观实用的理性原则。使人的思维从根本上难以超越人际的经验的界限而进入抽象思辨的领域，更无法企及一个超验的世界。
这种实用理性的传统，主张“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的内容，其价值形式表现为“正德、利用、厚生”
正德：是让人知道做人的道理，教人怎样做人。
而利用、厚生：是人生物质利用的问题即开物成务、与生存相关的问题。
这一实践理性主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人，那么作为物质存在的人不过“类禽兽也！”
实用技术的开发创造一直被中国文化所关注，这是实践理性、实用目标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对于在开物成务上有成就的历史人物，人们向来敬以为神。
实践原则使中国文化具有急功近利的理论近视和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对事物不探求“是什么”，只求满足对自己有用程度的掌握，那么对物的功用的开发势必受限。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尚理论，忽视纯粹方法，还反对无实用意义的发明，或没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技术。
这种所谓的实践理性，阻碍了思辨理性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立，从而影响了实用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二）纯粹思辨的抽象理性
西方哲学沉迷于追求物质的本质。
本质是潜在的，非直观所能把握的，因此运用抽象符号，建立公理公式，寻找纯粹方法的思辨性，在西方成为其文化思维的特点。
思辨理性既有超越实际、脱离急功近利目标而趋于纯粹方法、纯粹认识的指向。
思辨理性刻意于为认识而认识，因而注重方法的寻找，系统理论的建立。这些理论体系并非直观实际，但重要的是在逻辑上、在理论上它是成立的，便能确立起它对事物认识的理解。
思辨理性的心理基础是对理性的崇拜，对思辨的信心。
西方人认为法则是可靠的，人的理性是值得信赖的。只要依照法则推理，结论应该是正确的。而只凭经验，常常会发生错误。
本质不同于现象，符号不同于实物，正是由于它们抽象的性质。表象作用于人们的感知，被人的经验所把握；而本质则潜在表象之下，不为人的经验感知所认识，只有将一切诉诸于思辨理性，才能作出本质认识。
思考题：
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具有怎样的文化影响？
第五讲 神秘的魔圈
——中西语言文化比较
前言：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就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
语言有个重要的特征，即语言同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
语言都是由一定的符号组成，而构成语言的符号都是约定俗成的，其意义完全决定于各自所属的符号系统。
可是，要想跳出语言的牢房又谈何容易，因为你跳出一个符号系统，不过是进入另一个符号系统，要脱离任何语言系统来思维或表达思维，都是不可思议的。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因此，要深入理解中西的不同文化特质，也离不开对两种语言系统的比较。
一、语言、思维与文化
（一）语言决定着思维和文化的面貌。
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1）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类的思维活动要借助于语言，没有语言这个工具，人类的思维是难以进行的。
（2）同时，思维对语言具有反作用，思维促进语言的成长。
（二）中西语言的差异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
（1）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以分析为主，辅之以少量的综合；
（2）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以综合为主，佐之以少量的分析。
二、羚羊挂角与板上钉钉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加上不同的标点，你看看有几种加法？
客人：下雨天留客。
主人：天留我不留。
客人改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还有：
1、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2、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3、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4、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5、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6、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7、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8、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9、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清 明》
唐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从上述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汉语的妙处似乎是“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羚羊挂角
【出自】：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 “羚羊夜宿，挂角于树，脚不着地，以避祸患”。
传说中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普通的牲口野兽不同，它会寻找一棵树，看准了位置就奋力一跳，用它的角挂在树杈上，这样可以保证整个身体是悬空的，别的野兽够不着它。关于羚羊挂角的出处，最早见于《埤雅·释兽》：羚羊夜眠以角悬树，足不着地，不留痕大迹，以防敌患。
引申开来，我们以“羚羊挂角”来比喻意境超脱，不着形迹。
相比之下，西语就没有这么飘忽不定了。
如将《清明》诗译成了英语：
On Qingming Day the continuous drizzle is falling
A wanderer on the way, I fell increasingly down
When I ask where I can find a wineshop for some drinking
The child cowherd points at the Apricot Flower Village yon
面对这首译成英语的《清明》，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再把它弄成别的模样。
西方语言的妙处似乎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
中西语言在样貌上，一个羚羊挂角，飘忽不定；一个板上钉钉，一丝不苟。
其根源就在于中西语言类型的巨大差异。
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
汉语是典型的语义型语言。
三、中国套盒与西洋项链
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中西语言在句法结构、句法文化方面呈现着一些各异其趣的风貌。
语法型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线性、结构封闭的特点，其样貌就如同一条扣起的西式项链，结构紧锁，不容拆散。
语义型的汉语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立体、结构开放的特点，样貌好像一只层层相套的中国套盒，结构松散，便于拆装。
（一）立体的汉语
汉语的句子像中国的套盒那样在主谓式里面又包含主谓式：
“我今天城里有事”中“我”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
“今天城里有事”中“今天”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
“城里有事”中“城里”是话题，“有事”是说明。
甚至不包含话题的“有事”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轻易地站住脚跟。
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以“话题”“说明”为结构框架，而框架中的话题可以不止一个。就像一层套一层的“中国套盒”，其结构的层次性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
（二）线性的西语
西方语言作为语法型语言，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框架中的主语只能有一个，其结构的层次性是线性的。
I know some students.
The student knows me.
You know my house.
线性的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根据“主语—谓语”这种框架结构造句，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封闭的，只有两根“柱子”（主语和谓语）一根“梁”（一致关系），其他成分只能支撑两根“柱子”，只是句子的附属成分。而每个成分都不能越出一致关系所控制的范围，因而呈现出封闭性特点。
立体的汉语句法结构，具有开放性特点。
以“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由于没有一致关系这种形式规则的控制，因而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开放性的。层层套盒的“话题”可以进行有层次的“说明”，使句子的形成过程有点儿像“意识流”，“流”到什么地方，决定于说——听双方的协作配合和环境的限制。
四、雾里看花与光风霁月
【雾里看花】形容老眼昏花，后也比喻对事物看不真切。
出自：唐·杜甫的《小寒食舟中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光风霁月】光风：雨后初晴时的风；霁：雨雪停止。形容雨过天晴时万物明净的景象。
出自：宋·黄庭坚《豫章集·濂溪诗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在修辞方面，西方语言显得较为精准、周严、直露，而汉语则显得较为模糊、简约、含蓄。
比较起来，一个语言表达如光风霁月，呈现着语言的澄明之美，传达信息清晰明了，表达思想透彻直接，较少歧义；一个语言表达似雾里看花，呈现着语言的朦胧之美，意义的呈现丰富曲折，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引人遐想。
（一）模糊与精准
汉语“模糊性强”是汉语语义型特征决定的；相比之下，西方语言精准性强，也是由西方语言语法型特征决定的。
这两点反映到语言风格上，形成精准与模糊的不同修辞风格。
（二）简约与周严
西方语言周严、汉语简约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法治与人治语言的差异。
——“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个句子都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
（三）含蓄与直露
汉语句式的意象组合法使中国诗歌艺术更具含蓄的特点。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是靠意合而不是形合，这种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西洋语言比起汉语来，显得啰嗦，用字多，过多铺开，但意思明确。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And glides down past Yuchow, thinging of you whom I can not see.
“思君不见下渝州”用英语表述，思念着“I”和被思念着“you”都要出现，精准而直露，便失去了汉语语言模糊而含蓄的特点了。
思考题：
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六讲 此岸与彼岸
——中西宗教文化比较
前言：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
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至今仍然是构成不同地域和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深刻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不能不关注这个领域。
了解属于人类精神现象的宗教，认清其在不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比较文化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西方文明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
由于历史、民族、文化传播与影响等诸多因素，每个文明内部都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体系。
鉴于此，本讲只能将比较的目光集中于东西方在宗教这一神秘且复杂的精神领域表现出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典型特质，选取的样本则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所孕育出的对构筑现今人类精神世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具有不同的观念体系和信仰体验的几大人文宗教。
一、天人之际与灵肉分离
——两种不同的宗教态度
现代形式的宗教是在原始泛神信仰和巫术仪式基础上逐渐成熟的，究其核心，应该是人类在精神上对超自然的神灵和偶像的膜拜与信仰，以及在灵魂上寻求超脱现世生存状态，突破生命限制境界的努力。
人类宗教的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从非理性的巫术与迷信，向成熟的不排斥理性的文明宗教演进的过程，即由原始的非理性化的宗教走向理性化。
在非理性化宗教中，神秘的巫术和不为人控制的力量起着主导作用。
理性化之后的宗教则摆脱了这种神秘的力量。
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在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尺度，使得宗教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各不相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气质。
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中国文化就体现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
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了对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是以神为本的。
（一）“非宗教的人生”
中西宗教文化的分途起始于人类由原始信仰走向文明宗教的进程中。
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在描述世界历史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
他认为，在公元前800-200年的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事件：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和耶利米等先知们纷纷涌现；而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们的意识是与远古的神话时代相对立的，是要以理性反对神话。就宗教领域而言，原始宗教的诸神开始消失，宗教逐步地伦理化，原始宗教演变为人文宗教。
在中国，在这个轴心时代，虽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大繁荣，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一个所谓神话时代作为背景和出发点。反而由于思想的繁荣，理性精神的成熟，却使得大家意识到远古文化中所谓神的局限性，从而更多地趋向现世和“人间性”，这是一种人本化的转向。
中国文化发展到西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本观念的明显衰落和人本思潮的广泛兴起。
西周的礼乐文化所贯穿的精神就是《礼记》中所规定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项最基本的原则，其整体功能是指示现世的人伦秩序，而不是超世的祈福。
从此，社会性的人际规范——“礼”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心，最高的存在也不再是神秘的了，非理性的生命体验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为人文规范所压倒。
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也很少讨论彼岸和来世，很少论证上帝的存在。
中国哲学具有明显的重事实、重现实的取向。中国哲学关心的是现世、此岸所发生的问题。因此，当中国哲学家遇到不可解释的问题时，不是诉诸彼岸世界的神，而是诉诸此岸世界的先哲。
中国哲学不重视事实和超事实这两个范畴的对立，一切都以事实为本。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国哲学不大讨论神学问题，而讨论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学特别发达，而伦理学在本质上就是讨论此岸世界的人的哲学。
（二）对超越的向往
正如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一样，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从起源上来讲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西方的宗教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发展过程。
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创立了一种一神教——犹太教，它信奉至高无上创造天地万物的超越的神——上帝，作为救主的上帝是与其他的神是截然不同的：上帝是创世者，超越于这个世界之外。既然上帝并非这个世界中的上帝，所以就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
在基督教看来，彼岸世界处于人类历史的尽头，尘世的超脱靠的是超越的上帝对全人类的审判。
基督教认为，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和罪性的，因而人类的自救和自我解脱是不可能的。人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彼岸的上帝，倾听来自冥冥天国的福音。
基督教认为，对人来说，只有来世的生活才是永恒的，真正的幸福是彼岸天国的永生，而不是今世有限的感官快乐和世俗欲望的满足。
所以，基督教要人们为天堂而不是现世的幸福而努力，不要留恋和贪求世俗欲望的满足和现世人生的幸福。
这表现出了与中国文化全然相左的旨趣。
二、多元与一元
——两种不同的宗教信念
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价值尺度和不同的发展方向，使得各自文化不仅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持完全迥异的态度，而且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宗教观念和信仰体系由于整个文化彻底的“人本化”转向而一直保持在前轴心时代自然宗教的水平，表现出信仰的多元化、泛神化和服务于社会主导价值等他为的特征。
而在西方，早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变，一元神的上帝观念成为西方文化价值的根基和支柱，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泛神论的多元信仰
由于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与终极关怀，因此在对待宗教和神灵的态度上也缺少西方文化中那种固执一端的宗派意识。因而，他们对待各种不同宗教的态度也较为宽容。在辗转于尘世的宗教信仰体系中，这种未发育完全的自然宗教意识则一直保持其原始的低水平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世的关注也使得中国宗教的超越意识一直没有被激发出来，在表象上就呈现出信仰的多元化倾向，是一种“自求多福”的自为存在，信仰实践本身在民间也变得相当的功利，于是也就有了民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之类的说法。
总之，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习俗中，宗教的教派、教种之间的界限有时是非常模糊的，来自不同宗教的各路神仙为广大民众同时膜拜。所谓“见庙烧香、见神磕头”。只要是泥塑的偶像，不管是佛、菩萨、神仙还是圣人，甚至是小小的土地爷、财神爷，或是有民间英雄而神化的关公、钟馗，只要能保佑平安、驱除灾病、生财降福，一概设以灵位，供奉香火，顶礼膜拜。
然而，所有这些信仰和崇拜方式，究其实质却又与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宿命的人生信念，世俗的生活目标，功利的权力崇拜，以及社会结构中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息息相通，因而难以称为具有超越境界的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念。
（二）一元神的上帝崇拜
在西方，宗教观念的演变表现为一个从多神信仰向一神崇拜发展的过程。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因为对《圣经》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形成了许多宗派，主要有三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但是无论哪派，既然同为基督教信仰，在基本的宗教观念上是一致的。
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它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是绝对的、惟一的和至上的上帝。
基督教宣扬一神、一主、一信、一教的神学信条，并把上帝的权能推向了无限的领域，宣称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和决定的。
相信统治宇宙万物的只有惟一的神，这是宗教信仰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总之一句话，上帝是人的一切言行的衡量和评判的惟一尺度。
在西方，一元的基督教上帝观，造成了深刻和广泛的后果。
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此为转折点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西方社会的自然观、历史观、道德观、文艺观甚至于政治经济制度全盘转型，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上帝观念在西方文化价值系统中处于基石的地位。
三、逍遥与拯救
——两种不同的宗教体验
身处不同宗教文化的个体在心理和情感等方面有着不同的体验，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在强调现世人伦的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都十分地注重人的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追求知性知天，穷神达化的境界，从而达到现世人生的最大快乐。
这种追求乐感的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在世的解脱和欢乐
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宗教情绪和宗教经验，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体验。但总体来说，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禅宗，都表现出一种对于现世人生的关注和对自然生命的执著。
从普通百姓对宗教的期待看，无论拜佛求仙，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祈求神灵保障此生的安宁幸福。诸如升官发财、延嗣求偶、治病避灾都可以祈求从神灵那里得到赐福。
（二）以爱感拯救罪感
如前所述，基督教的上帝是创造世界的全能者。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了最早的人类始祖。这时的人类住在上帝的乐园——伊甸园，这时的人类是纯洁的，具有源自上帝的神圣禀赋。
后来，人类始祖在蛇的诱惑下吃了智慧果，于是人类有了智慧，也从此有了“原罪”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这种罪也就成为人的本质，为人世代所禀有。
而罪感引起的是人孤立无助的心理意识，因为有罪，所以自己感到个体存在的有限、卑微和渺小。
这种罪感不断促使人类渴望从自然生命的沉沦状态挣脱出来，以修复破碎的本质，重返正途，恢复与上帝原初的关系。
在这种罪感之中还包含有对救赎的渴望。处于罪之中的人要想得救，就必须有罪感，否则毫无得救的希望。
由于这种原罪观念和期待救赎的愿望，西方人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忏悔意识。
它要求人不断地自觉反省，通过行为上的自我约束与节制，趋善避恶，以求得上帝的宽恕。
同时，为了赎罪，人们应该奋力拼搏：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与命运抗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重新获得神的眷顾，重回上帝的怀抱。
爱，是基督教最大的律法。上帝之爱是基督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信条，基督徒借此有了“爱感”,通过爱感来承担现世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期待上帝之爱的呵护。
于是，这种“爱感”使基督教信徒们从沉重的“罪感”当中解脱出来，在对基督献身救赎世人的事件理解的前提下建立起了基督教根本的信仰基础，并在上帝之爱和救赎论中寻找到了自身得救的希望。
思考题：
基督教的神人观与中国宗教文化的天人观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第七讲 礼制与法治
——中西社会规范体系之比较
前言：
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
——美国鲁斯·本尼迪克
通过对某一民族的行为方式的分析来认识特定的文化是有道理的。
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中，法律与道德都是其社会成员行为模式的最基本规约形态。它们共同体现和维护特定的文化价值。
在多数情况下，法律与道德这两种文化现象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它们都影响和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同属社会规范系统。
然而，自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却表现出价值选择和规约方式选择的不同倾向：
中国人崇礼，礼的基础是等级秩序与道德约束。
西方人倡法，法的核心是制度约束与权利平等。
分析认识中西文化对这些制度规范体系的文化选择及其价值背景，这是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两种文化精神的又一重要观察点。
在本讲中，将从（1）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倾向；（2）观念态度和价值内核；（3）社会规范的实践，这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解剖作为规范系统的法律与道德，从而寻找和解读两种不同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在观念与行为模式方面存在差异的途径。
一、克己复礼与维权奉法
稳定的社会规范的建立是文明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中西民族在确立各自的社会发展蓝图时选择了不同的出发点。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较早确立的社会规范体系，这是一整套以外显的仪式于规范程序确定下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式。其基础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为主刑为辅的模式。
西方文明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强调制度化的法治是社会规范体系的基础，它将保障个人权利和人人平等作为建立法制的基本原则，并推动其成为西方近代社会规范体系的基础。
（一）德主刑辅的礼治理想
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以血缘亲疏来确定行为标准，形成了以封建君主为最高家长的宗法式社会。
这样的社会存在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以德为核心，以礼为载体。
在中国，“礼治”、“德治”，甚至“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也就是说，任德也好、任法也好只是统治者对工具的选择而已，这就必然使任何社会规范都成为有限的规范。
在古代中国，坦率地说，任何规范都不对权力者构成制约，这就使中国的“礼治”带上了“人治”的色彩。
“礼治”作为治国之道，有“点德制化”的意思，它介于德治与法治之间，结合了它们的一些特点——它将社会风俗、民间习惯转变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民间规约；它以祭祀、礼仪为主要方式，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情感、意志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不是依靠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保障实施。
然而，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理想中的礼治并未真正实现过。
传统“德治”的含义，既是把道德作为手段来治国，也要求统治者成为圣贤之君，向世人垂范其德行，以德率民。
然而，自汉以后的儒家，也逐渐认识到国家统治是阶级统治，君主不可无威，激烈的阶级矛盾不可能用仁爱重情的德治来调和。
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大德小刑”，“德主刑辅”的主张。其实，在古代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德刑并施是一个不容否定的现象。
“人治”是将国家的治理交给统治者个人或权力群体，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是其基本政治传统。
总之，尽管古代中国各家对于德刑的地位存在争议，但不管如何分歧，传统中国文化的主流观点还是德主刑辅，德前刑后，德彰刑隐。
（二）以制约王权为目标的法治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不少思想家、学者就热衷于法治的讨论。
应该看到，西方的法治思想是在与人治思想的对立斗争中发展成熟的。
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人们之所以能够普遍地遵从法，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律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法律是天赋的。
为了让人们认清人治的弊端，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精彩地分析，他指出：人治是一人之治，法治是众人之治：人有情，有情带来偏私，法无情，无情带来公正；人朝三暮四，信口开河，破坏良好秩序，法律是沉默的，具有无可更改的稳定性；人言可能含糊其辞，笔下生花，法律以规范文字表达，具有明确性。
近代资产阶级法学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严格区分德法的功能和范围，指出，道德只对个人行为和思想负责，法律对个人及他人共同负责；道德由“心中法庭”管辖，法律由“心外法庭”管辖；道德是“主观科学”，法律是“客观科学”；道德侧重人们行为的动机，法律侧重行为的后果；道德重情任性，法律铁面无私。
他们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基于建立普遍有效地社会秩序的要求，选择了法治。
法律被普遍遵守，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西方“法治”的第一要义。
罗马人认为法律是上帝设立的，是智者理性的意志，同时是国家公民“共同合意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国王、官吏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更为坦率地说：¡°尊重法律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因为法律是反映大家共同意愿的契约。
人们所遵守的法应该是良法，这是西方法治理念的第二要义。
“良法”是对法的价值作道德判断所使用的概念，法治理念的第一要义与此紧密相关，可以反过来说，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前提要求就是“法”必须是“良法”。
二、中西社会规范的价值基础
社会规范的价值系统体现着其文化的价值系统，中西文化价值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不同的行为规范模式。
构成文化价值体系的要素主要包括：对人及人性的认识；人权确认和人生价值定位；处理社会矛盾的利益立场。
这些价值因素确定了社会治理是相信道德的力量还是相信法律的力量？社会规范更多倾向于保护人权还是限制人权？社会规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倾向于权力者还是民众？
中西方不同的人性理论为人的自然权利以及现实权利规定了不同的倾向。
在这一问题上，中西文化或表现为忽视权利的义务本位；或表现为忽视义务的权利本位。
在权利本位的法律中，权利的保护是社会规范制定与实施的目标；
在义务本位的法律中，则以民众对管理的服从为目标，权利没有被充分肯定，并随时可以被剥夺和取消。
（一）清心寡欲的义务本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到对人的欲望的态度，再到法对人权的忽略，可以推出对个人价值的否定。
从中国汉代确立的社会规范的价值总纲来看，无论是三纲五常还是三从四德，都清楚地宣示了其社会立场，而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一个群体的代表，个人是没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的。
纵观中国封建法典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都是向最高统治者和最广大劳动者两头的分离，成为明显的特征，封建法律体现的是等级社会的不平等权利关系。
义务本位的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的权利，因而也不具有独立人格，缺乏主体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在实际上没了根基。
（二）自然人性的权利本位
西方社会有一个观点，即满足人的自然本性所具有的诉求表现为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但这个自然权利必然通过社会规范加以确认，才能变成现实权利，这个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在人类社会中，自然权利转化为人们得以享有的现实权利必须借助法律的肯定。罗马人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
西方文化不仅高扬权利的旗帜，并把这一权利价值推向全世界。
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西方社会也不例外。
然而不同利益集团的本质，决定了西方社会从古到今的法律仍不可能完全公正地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虽然，西方法律的第一要义是“天赋人权”，第二要义是“人人平等”。
但事实上，个体本位、个人主义已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因为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经济发展的无序状态，从而阻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三、德治与法治的社会实践
道德更多地体现社会的约定俗成，法律是固化的道德，体现着国家的权利意志，法律通常更多地反映一定时期一定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官方价值选择。
法律以强制性地手段使全社会成员在行为层面上服从国家意志，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
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从道德和法治实践的层面上，来分析两种文化的不同表现，对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中社会规范的现实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令出于一”与公众意志的立法实践
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与集权政治制度相呼应，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强调皇权的独尊性、惟一性。礼也好法也好，社会规范都自君出。
与中国传统立法情况不同的是，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有限的民主政治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都公开宣称法律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并确认公民在立法过程中享有的权利。
（二）司法的任意性与监督制衡
中国封建君主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除立法权外，还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成为专制统治任意的环节。
从司法的角度看，西方强调的是司法独立，同时提倡诉讼司法民主，重视公众对司法过程的参与和监督，以保证执法者公正地依法办案。
即使在欧洲封建专制盛行的中世纪，西方各国的世俗君权仍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制约，如教权、诸侯势力、法律等力量的制约，因而很难想像他们能像中国皇帝那样随心所欲地干预和控制规范的实施。
（三）厌诉心理与法为武器
中国传统礼法都不是以保护民权为目标，而是以维护王权为目标，因此必以圈定公民行为范围为基调，以刑罚为表征，于是，礼法与安分守己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并无关系；传统礼法制度依据封建等级制度设立种种不平等条件，尤其维护“忠”“孝”等级，官官相护，利益相倾，即使惹上官司，也只有百姓遭殃，故而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西方的法律宣称保护人们不被剥夺、不能转让的天赋权利；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中，在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面前，在复杂的社会民事纠纷中，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既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也符合西方民族争强好胜的文化心理。
思考题：
简述中西法治传统及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八讲 写意与写实
——中西艺术比较
前言：
艺术究竟为何？历来众说纷纭。
“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列夫·托尔斯泰
尽管中西艺术各有千秋，但中西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对艺术仍有大致的共识：志、情、意、神，或者经验、直觉、感情，即是艺术的本体， 只是这个本体必须借助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标志表达出来；借助的标志不同，即为不同的艺术。
从总体上讲，中国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写意性、程式化和整体感、运动感，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
西方艺术则体现出强烈的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在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同时，常常也表现出偏重形式的倾向。
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写实”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心物感应与模仿现实
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圈内，周身奔流的是各自母体文化的血液，表现出的意蕴品味自是大相异趣。
不同的艺术风格，铸就了迥异的艺术审美模式。
面对米洛的维纳斯，西方人多为其美而倾倒，为断臂而扼腕；而中国士人或视为洪水猛兽，或干脆想入非非。
反过来，面对郑板桥笔下的竹石，中国士人总能见出虚心劲节、铮铮傲骨；西方人则往往如坠烟海，不知所云。
究其根源，盖因中西艺术中对主体与客体，表现欲再现等审美范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位置。
（一）意与境谐的交融转换
中国艺术中写意特征的形成发展，与艺术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思考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由于对宇宙自然理解的主体化，因而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客观自然这个概念，即便是在用直观形象表达情感的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领域，也根本不可能是感官捕捉到的客观世界的规则再现，而是一个为意念重新构造出来的表象世界。
中国艺术的所谓写意，是以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
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均经过主观的提炼乃至改造，甚至形成某种主观化的图式。
中国艺术家所要表现的那个为意念构造的表象世界，恰是“胸中之竹”，而非用感官捕捉到的“眼中之竹”。这样，便可达到“意与境谐的交融转换”，映现出中国艺术所着力追求的“意趣”、“神韵”、“意象”乃至“意境”。
总之，中国艺术所描绘的并不是人的视听对外在世界的体验的积累，也不是艺术家主体投射到某片自然景物后创造出来的，而是艺术家主体与大自然进行充分的交融转换后从心灵中生发出来的，因而无论是创作的过程和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写意的追求和色彩。
（二）忠于客观的艺术尺度
相对于中国艺术的写意性，西方艺术的写实性特点更为明显。
从整体上讲，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靠认识来把握世界的方式，使西方人与自然宇宙不可能达到有机融合。
受此宇宙意识和认识方式的制约，西方艺术的美学致思总是趋向于认识外在世界的合规律形式。
而形式的美无疑首先是诉诸感官上的东西——事物的表面特征等。
因此，西方艺术，总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
西方艺术的这种导向外部形象世界的美学致思方式，使得西方艺术更注重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
可以说，以求真的态度模仿自然与注重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是西方传统艺术的中心观念。
从米洛的《维纳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到罗丹的《思想者》，写实的传统历久而不衰，同时表现出和谐、匀称、凝重、静穆的形式美。
总之，西方艺术受西方宇宙意识制约和外向型美学致思的引导，总体上选择了科学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渗透着一定主体色彩的忠实自然的风格。
二、中和婉约与激扬奔放
从艺术作品的美学风格上看，中国艺术在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的中庸哲学熏染下，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语节制，向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温婉柔情和温柔敦厚的含蓄有致。
西方艺术则崇尚刚性之美，倡导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在艺术作品中充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博大的气势。
（一）宁静淡泊的闲情逸致
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所谓“中和”，就是适中和谐。
它强调对立面的朴素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的朴素的和谐，强调按照一定的文化法则把多样或相反的因素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疏林薄雾，掩映几家农舍；绿柳丛中，走出几队轿马；码头岸边，百船满载待发；汴桥上下，万头攒动争喧；城内城外，行人络绎不绝，店铺鳞次栉比。一派和和乐乐、熙熙攘攘、庸庸常常景象，全然不觉喧嚷繁杂，画首静谧安宁的乡村野景和画尾那位问路老人的回首张望，起到了很好的协调均衡作用。
究其原因，不仅“中和”意识，“天人合一”思想、艺术教化功能的制约，也使中国艺术总体上呈现“婉约”的风格。
同时，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结构的稳定，必然使中国艺术的风格受到限制，使中国艺术整个地体现群体的思想意识和美学趣味。
（二）灵肉冲突的生命体验
西方人“天人相分”的宇宙意识，确定了人与自然万物只能是一种并列关系。只是人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不同，他们具有感知能力和理性精神，在与自然地相处中，常常显示出一种能动的支配权。
这种“天人相分”的宇宙意识以及认知方式，使西方人的思维趋向于外在的客观世界。在西方人看来，认识活动是一种人对客观自然的冷静、理智的思维活动，身处自然之外的无可消除的认知距离和心理距离，使人与自然宇宙不可能达到一种完全的有机融合。
在艺术领域里，西方人将人与自然，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彻底分裂，以便对审美客体进行深入剖析，再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知识，严格地条理化、系统化。
同时，西方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和态度也是非常明确而深刻的。他们认为；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对异己的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观照，既是人的基本欲求，而求之不得的痛苦，又如影随形地撕扯着人们的灵魂。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
这样看来，西方人显然是以苦为乐了，这与中国人的苦中作乐相比，明显又是一种人生境界了。
“天人相分”“以苦为乐”的自我否定，这些文化精神表现在西方艺术中便是人对物的驾驭、表现和批评，物对人的反证、刺激与诱惑。
这也就决定了西方艺术不可能像中国艺术那样表现出中和婉约的总体风格和艺术家宁静淡泊的闲情逸致，而是呈现出激扬奔放的总体风格和快速变化的节奏，表现为艺术家灵肉冲突的生命体验。
例如：贝多芬通过“阴沉而炽烈”的《月光奏鸣曲》，抒写耳疾和失恋的折磨和他对命运的激烈抗争，而到了《命运交响曲》中，更表现了作者“要同命运抗争，决不被它征服”的决心。在整部作品中，种种情绪的对置，矛盾的尖锐化都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三、中西艺术的形式构成
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美学观念，不仅孕育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也成就了中西特色鲜明、面貌迥异的艺术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与技法。
中国艺术的主要形式特点，如散点透视、程式化、综合性都是为实现其写意的精神而形成的。
反之，西方艺术从模仿现实、尊重客观的前提出发，更重视有助于实现逼真造型的各种技术手段，如精确地几何透视法，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人体结构，光影色彩的运用等等。
（一）散点透视与用线造型
写意的中国艺术自有一套相应的形式和技法来实现其写意性，其典型的标志就是散点透视和用线造型。
透视，是绘画和其他造型艺术的专用术语。画家在作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它们具有立体感和远近空间感，这种方法叫透视法。
西洋画一般是采用“焦点透视”，它就象照相一样，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摄入镜头的物象如实地照下来，因为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东西就不能摄入了。
中国画的透视法就不同了，画家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下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立足点进行观察，凡各个不同立足点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可组织进自己的画面上来。这种透视方法，叫做“散点透视”，中国山水画能够表现“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正是运用这种独特的透视法的结果。故而，只有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原理，艺术家才可以创作出数十米、百米以上的长卷，(如清明上河图）而如采用西画中“焦点透视法”就无法达到。
线条造型的技法也起源于绘画，但并非中国艺术所专有，事实上，中西绘画可以说都是从线条造型开始的。
不同的是中国画在造型手段中始终以线为主，画为辅，努力把以线为主的构成手段发展到极致。
而西方绘画则从线条造型走向了明暗合色彩的面造型。虽然西画中夜不乏线条造型之精华，但西画的线条主要是为了精确描绘物体的真实感，线条只是形体在空间中准确位置的描画。
（二）从具象、印象到抽象的艰难探索
相对于古今一脉相承的中国艺术而言，西方艺术的形式构成则显得多姿多彩，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大致走过了从崇尚逼真的具象作品，到强调抒写印象，再到重视形式与精神的抽象艺术的探索历程。
写实艺术所反映的当然是具象世界，但亦不排斥描绘自然在艺术家心目中的印象，从具象到印象，都是以客观为依据。
“天人相分”的哲学和易科学方法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主导了西方人的思想，对自然具象的描摹构成了西方艺术的传统。
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无数的艺术家都在尽其所能地丰富和发展写实技艺，以便更逼真地描摹现实生活的场景。
科学技术的进步成就了西方艺术具象形式的极度发展，同时也成为西方艺术构成形式向印象和抽象转移的诱因。
照相术的成熟，使得逼真的具象描摹成为低效率的模仿而丧失了魅力。
印象主义的创作虽未脱离西方艺术模仿现实的传统，但作为对古典主义学院派刻意描摹的精确形象与和谐形式的一种突破和反叛，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在印象主义的影响下，许多西方艺术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再强调具象的忠实摹写，而开始注重从中国和东方汲取艺术养分，表现出某种写意的倾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抽象造型在西方也有悠久的历史，希腊奴隶制国家形式时期狄庇隆陶器之上，除了云纹、鸟纹、兽纹之外，还有正在进行某种仪式和舞蹈人形的几何纹样。人的上半身简化为倒置的三角形，腰胯抽象为椭圆形并逐渐转化为扭动的下肢，而上肢只是向上半身放射的两条线，头是一个圆点。这些点、线、面的有机组合，表现出人体的节奏韵律及其特有的神态，显示抽象造型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总之，西方艺术流派尽管五花八门，其形式构成也难以尽述，但总是在具象、印象、抽象之间寻找自认为适宜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理解。
思考题：
谈谈你对中国艺术所追求的“中和之美”的理解。
第九讲 主观的诗与客观的诗
——中西文学比较
前言：
文学比较是文化比较中发展最早的领域，也是人们接触和理解不同文明间精神文化联系与差异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学活动及其作品不仅作为语言艺术而且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载体无所不包地记录着特定民族的心灵史。
文学作品也是各民族文化成果中彼此间交流最频繁、最迅速，影响最直接、最广泛的形式之一。
为此，我们在把握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时自然离不开对两种不同文学的考察。
研究表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仅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截然异趣的风格特色，而且在其成长历程中还呈现出双向悖逆的不同发展趋向。
传统中国文学以抒情表现为中心，重视诗人的主观情意的表达。
西方古典的文学传统则更加关注反映客观现实，借以引导读者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中的真善美。
一、中西神话中的神性与人性
神话是人类最古远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学的最初源头，也是原始民族自然观、社会观、信仰意识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主要载体，它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古时人们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限制，不能科学地解释外物和自身，便借助于想像和幻想，把自然力和社会现象拟人化或超自然化。
由于各民族神话赖以形成的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不同，神话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神话由于世俗化和历史化的影响，保存较零散，未能在后世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西方神话则以其丰富的形象，成熟的形式和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的广泛渗透，成为滋润西方艺术和文学创作的源泉。
二、诗性的抒情与史诗传统
文学呈现于世界的最早样式，无疑是诗歌。诗是人类文学艺术中最能体现纯粹艺术精神的一个种类。
然而，中国与西方的诗歌，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翻开西方文学史，虽有大量的抒情诗，但小说和戏剧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盟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学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样式是“抒情言志”的诗歌，叙事文学则相应地不发达。
这一事实正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的性质是抒情。抒情性质使中国古代文学总体上呈现出诗性的光辉，即使是叙事文学也不例外。
反之，西方文学中即使诗歌也离不开叙事，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
三、类型化群像与独异的个体
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题材要素。
在不同的社会土壤孕育出的民族文学里，中西作家创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从中透视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价值。
西方文化基本上以个人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和现世享乐，追求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体现在文学形象上，便形成了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心人物，即所谓“英雄”为主线的叙事模式。
而中国儒家文化造成的中国人重群体关系、轻个体自我的文化心态则不同。在中国文学中，作品往往“写一群或一组人物，而不是集中笔墨去写孤立的个别主人公”，其中的个人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由社会界定的具体功能的角色”，换言
之，只有在其他个人的整体背景下，这个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个人。
四、中西悲剧比较
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的用语中包含三层意思：（1）作为一个戏剧种类；（2）人类生活中的悲剧性；（3）对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在西方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古希腊，悲剧最典型地体现了现实的悲剧性和文化的悲剧意识。
而中国古代戏剧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目、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内容情节“惨绝悲极”的“苦戏”，文人们称为“哀曲”、“怨情”。“苦”、“哀”、“怨”道出了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质。
中西悲剧之不同，皆由文化不同所致。
思考题：
中西文学中对“英雄”的理解与塑造有何不同？
结束语： 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文化
——从文化比较到文化更新
中西文化比较，是一个规模宏大、层次复杂的叙事结构和理论命题，需要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和分析。
本次公选课的前九讲，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源头、生态环境、基本精神、思维方式、语言、宗教、社会规范、艺术、文学等文化现象。简略地勾勒出两种风格迥异而又彼此互补的文化图景。
不过，文化比较的最终意义不在比较本身，而是要经过比较，寻求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借鉴、融合，促进文化的传承更新与创造的目标。
因此，从感性的描述到理性的思辨，是必须完成的跨越。
综观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多种矛盾关系：
（1）从文化的形成来看，人类既以“剧作者”的身份，在实践中能动地创造出各种文化产品，同时，又受制于各种条件，被动地扮演着“剧中人”的角色；
（2）从文化的内容来看，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价值，既表现出超地域界限的普遍性（共同性），有显示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差异性）；
（3）从文化的传播来看，不同地域的文化既被诸多因素所隔离而局限在本土范围，又努力寻找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渠道；
（4）从文化的延续来看，某种文化系统既保持着世代相承的血缘关系，又会因内部转型和外部渗透而产生变异。
在诸多矛盾关系中，我们认为，同文化比较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大约有这样四个环节：文化的隔离、差异、交流和渗透。
这四个环节又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文化隔离加深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差异的存在更需要进行文化交流，交流的结果导致双方相互渗透，从而使原来的文化形态发生变异。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
特别是唐代，中国以强大的国力屹立在亚洲东部，对外文化交流是在盛世环境中从容不迫地进行的。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和渗透，中国以雍容自如的心态泰然处之，将其消融在自己的文化系统内。
然而，自唐代以后，中西交流的内容和走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明代中西交流由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向外扩张的战略而日趋频繁，不过总的来看，中国仍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和平方式主动向外作探险式开拓的特例。
西方各国则是有意识地通过军事占领、商业活动与传教，输出自己的观念与文化。
继之而来的是日渐凸显出来的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既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又表现出它内在生命机制的复杂性。
如何把反映时代精神和保持民族特色统一起来，始终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仍将以中国人独特的智慧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视及反思，其目的不是怀古或恋旧，而在于对其加以合理地继承与现代化改造，是为现代文化建设修整场地。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具有何等深厚的历史基础，如果长期凝固、停滞并拒绝改革更新，势必要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可能被淘汰。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既要对自己的本位文化保持高度的自信，又要充分尊重异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坚持采取平等对话的姿态去相互沟通和理解。
我们相信，中华民族既然能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古代文化，而且在近代也不甘沉沦，越挫越勇。那么，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也完全有能力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再展宏图，建设起让全世界更为震惊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思考题：
谈谈你对中国文化如何完成现代转型的思考。
结 业 考 核
一、题目：
试从产生的基础、基本精神、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宗教文化、社会规范体系、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中，谈谈你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
二、要求
1、做在统一的答题纸规定的格式范围内；
2、字数在1200字左右；
3、第八周周三本课程结束时交。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4339f02ee06eff9aff8072e.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