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onOneMoveover,BigBrother参考译文：老大哥，移过去一点
[1]对路易十四而言，生活无隐私．甚至其卧室内的活动亦可公之于众。事实上，这是
这位法国国王向那些即便是最有权势的贵族展示自己绝对君权的一种方式。每天早晨，这些权贵聚集在一起看太阳王起床，祈祷，入厕，挑选假发等等。
[2]过去这种没有隐私的生活会成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吗?许多未来学家、科幻小说作家
和提倡保护隐私权者都认为会这样。他们一直提醒人们“老大哥”在关注着。闭路电视摄像头经常跟踪你的行动：你的手机会泄露你所在的位置：你的过境证和信用卡会留下数码痕迹。当今公民有可能受到监视。
[3]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某种奇特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手机，数码照相机和互联网
的迅速发展，监视技术已被广为利用。保安专家布鲁斯·施奈尔认为，监视技术的微型化、数字存储设备价格的下降及能够归整大量信息的更为尖端的系统等因素的结合，意味着“曾经只限于政府的监视能力如今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掌握在每个人手中。”
[4]像可拍照手机及互联网这样的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产品大不相同。数字图像不同于
传统照片，能被迅速、便捷地复制并传遍全球。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数码设备的使用更为广泛。大多数人随时随地都带着可拍照手机。
[5]数码照相机的快速和普及使它们能够做到使用胶卷的照相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
10月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宗抢劫案的受害者用可拍照手机拍下了劫匪的照片和他逃走时使用的交通工具。警方看了这些照片后，在广播里描述了这名劫匪和他的卡车，10分钟后，此人便被抓获。
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6]然而，监视行为的大众化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可拍照手机引致窥淫癖现象，进而
导致了有关加强个人形象权的新法规。9月份，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录像窥淫法”，该法案禁止尚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身体的暴露部位或内衣拍照。促使该法案出台的原因是可拍照手机的普及以及在卧室，公共裕室，卫生间和更衣室出现隐蔽摄像头事件的增加。同样，德国议会也通过了一项禁止未经授权在建筑物内拍照的议案。在沙特阿拉伯，禁止进口和销售可拍照手机，宗教权威认为可拍照手机“传播淫秽图片”而对其加以谴责。韩国政府也命令制造商设计新型手机．使其在拍照时能够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声音。
[7]人们还担心数码照相机和可拍照手机用于行业间谍活动。应公司客户需求．美国移
动电话运营商斯伯林特公司正推出一款没有拍照功能的热销手机。许多购买这种手机的公司都已禁止把照相机带到工作场所；一些公司——包括最先研制可拍照手机的韩国三星公司——要求来访者和员工不得把可拍照手机带进研究和生产制造设施内。
[8]廉价的监视技术方便了其它种类的犯罪活动。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
家加油站的两名雇员在读卡机上方的天花板内安装了一个隐蔽摄像头，记录了数千人的个人身份证号码。两人还安装丁一个仪器，当用户刷信用卡时，该仪器可以“扫描”他们账户的详细信息。被捕时，这两人已收集了6000多人的帐户信息．伪造了1000张银行卡。
监视是条双行道
[9]但是，监视技术的广泛使用也有其益处。具体来讲，它能够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感。
比如，人们可以在学校里见到越来越多的摄像机。像ParentWatch．com和KinderCam．com这样的网络服务商与美国上百家托儿所的摄像机联网．这样家长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照看他们子女的人在做什么。学校也把网络摄像头设在教室里。像Google这样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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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把网络摄像头设在员工餐厅内，如果员工们看见打饭的队伍排得很长，就可以晚点去用餐。
[10]多伦多大学教授史蒂夫·曼把公民监视的普及称为“低位监视”，因为多数照相机
不再是自上方探视，而是来自与眼睛齐平的高度。现在，照相机不再被高置于楼层和附着在屋内天花板上，而是被普通人随身携带。最好的例子就是罗梅尼·金遭警官殴打的录像以及令人震惊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照片。
[11]可拍照手机可能对新闻媒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可拍照手机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
新闻摄影师。旧媒体正开始接受这种趋势．这并不令人惊讶。最近，(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创办了一个网站，专门征集读者用可拍照手机拍摄的新闻照片。英国广播公司也鼓励访问其网站的用户上传自拍的新闻事件图片。
[12]未来学会的保罗·塞福认为，公司和政府将不得不做出照相机或麦克风有可能无
时无刻无所不在的假设。如果人们不仅仅只是描述工厂的非安全状态或化工厂的污染，而且还用照相机或用摄像机拍摄下来，那么厂方就很难抵赖了。比如，动物权利保护者创办了网上多媒体档案库，人们可以据此存储并查看拍摄自养鸡场、屠宰场和皮毛加工厂的生动影像。像用金枪鱼网捕捉海豚的录像实例这样的素材能引起消费者的义愤。
[13]去年，一位德国议员在拍摄一份机密文件时被逮个正着，这份文件只在一次医疗
保健改革的背景会议上分发了几份(而后又被收回。据说，一些柏林政治家让记者在一次重要会议前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不把电话挂上，实际上把他们的电话变成了窃听器，以让记者偷听议会议员的谈话。
[14]1996年11月，塞内加尔内务部长在承认地方选举有舞弊行为时，末曾注意到一位
旁观者拿着末挂线的手机，由此被曝光。选举宣告无效。2000年，在该国总统选举中，电台派记者到每个计票站，并给他们配备了手机。每个选区的结果宣布后，记者就向电台打电话报告结果．然后电台马上播报。这就减少了选举作弊的机会，使得权力交接顺利进行，落选的总统很快承认失败。
[15]监视技术广泛使用的社会效应仍不明朗。(透明社会一书的作者戴维·布雷恩提
出，这将产生人人自律的结果：毕竟，偷窥者不是很受欢迎。在饭店里，一般来说，让人发现自己正盯着别人看比让人看到自己胡子上沾着面包屑更尴尬。他指出，美国有句格言说，“一个武装的社会是有礼貌的社会”，以此类推，’一个用照相机‘武装’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更有礼貌”。布雷恩先生说，从另一方面说，照相机、摄像机及其他监视技术的普遍存在可能最终使个体更加循规蹈矩，因为他们会压抑个性以避免他人过多地关注自己。
[16]正如提倡保护隐私权者一直警告的那样，受人监视的社会正在来临，但并不是他
们想像的那种形态。关注着每个人的不仅仅是“老大哥”——还有越来越多的小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