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文献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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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文献目录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壹、目录的分类沿革
一、目录的概念
目的本义是眼目,即眼睛。故《说文·目部》“目,人眼,象形。”由人眼引申为孔眼。《吕览·用民》“壹引其纲,万目皆张。”郑玄《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均指网目也。眼目、网目皆非一,故目又可引申为条目、项目。《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四项即克己复礼之条目。《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目者,遍辨其事也。”遍辨,就是一一辨别,所以称为条目。
録的本义是金色。《说文·金部》“录,金色。从金,录声。”假借为“录”,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金部》。又《说文·录部》“录,刻木录录也。象形。”徐锴系转:“录录,犹历历也,一一可数之皃。”由假借义引申为记录。《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由记录义又可引申为记载言行事物的簿籍。《广雅·释诂》“录,记之具也。《周礼·官·职币》“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书楬之。”疏:“释曰,上经既敛得币,皆当辨其物,知其色类及善恶,而奠其録者,谓定其所録簿书、色别,各入一府;以书楬之者,谓府别各为一牌书。知善恶价数多少谓之楬。”这种“簿书”当然需要依次标识,故“录”又有次第义。《国语·吴语》谓“今大国越录”之“录”即用此义。
要之,目者,遍辨事物名目也。录者,依次叙录也。二字用于目录学中,目之一书之篇名或群书之书名,录指叙录,即对单书或群书所作的内容提要。《汉书·艺文志》总序载,刘向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要,录而奏之”。所谓“条其篇目”指编目,“撮其指要”指作序,“录而奏之”则目、录并包。至于二字合为一词使用,现存文献中,似以刘向为始作俑者。《文选》王康琚《反招隠诗》李善注曰:“刘向《列子目録》曰:至于《立命篇》一推分命》”又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畧》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汉书·叙传》为最早:“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着目录,略序洪烈。述蓺文志第十。”此后,目录一词,遂为诸家所沿用。



二、目录的分类沿革
1、目录学意义上的目录指群书之目录。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目录学虽至西汉后期方始诞生,但目录工作恐怕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展开。殷商时代(公元前15~前12世纪)已经有了大量文献,仅安阳小屯等地出土的甲骨文献已有16万片之多,当时甲骨文献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周代掌管文献的史官有明确的分工,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说明西周时期很可能已有了登记和通报文献的目录工作。
2《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是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群书目录。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陈农搜求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领校秘书。刘向校书未竟而卒,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将刘向校书时撰写的每篇叙录全文汇编而成《别录》20卷,刘歆取《别录》所载,种别而成《七略》7卷。《别录》为后世叙录体提要之楷模;《七略》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书目分类体系,对后世目录的编制影响深远(见《别录》《七略》东汉班固编撰《汉书》根据刘歆的《七略》删订而成《汉书·艺文志》立下了后世史书志艺文的楷模,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新的目录类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也是研究中国先秦至西汉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状况的重要目录。
按《汉书·艺文志》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对于刘歆的《七略》,梁刘孝绪《七录序》“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因而可以说《七略》实际上是当时的图书分为六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结合《汉志》的著录,知其分类框架如下:
六艺略: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这九类图书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作用;



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
诗赋略: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杂赋、歌诗。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这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
术数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这六类图书,既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也有诸如占卜吉凶、相宅看风水之类的典册;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
继承《七略》的分类体系而又有发展的是萧齐时王俭的《七志》和梁刘孝绪的《七录》《七志》早已亡佚,根据《七录序》和《隋书·经籍志》,其分类大体为: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子志,纪古今诸子;文翰志,纪诗赋;军书志,纪兵书;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术艺志,纪方技;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另附道教经籍和佛教经籍。《七录》也久已失传,仅序言保存在《广弘明集》卷三。据《七录序》所载目录,知其分类如下:经典録内篇一:易部,尚书部,诗部,礼部,乐部,春秋部,论语部,孝经部,小学部;记传録内篇二:国史部,注歴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子兵录内篇三:儒部,道部,阴阳部,法部,名部,墨部,纵横部,杂部,农部,小说部,兵部。文集录内篇四:楚辞部,总集部,别集部,杂文部。术伎录内篇五:天文部,纬谶部,历算部,五行部,卜筮部,杂占部,刑法部,医经部,经方部,杂艺部。佛法录外篇一:戒律部、禅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论记部。仙道录外篇二:经戒部,服饵部,房中部,符图部。
3《七略》分类法流行的同时,图书四分法悄然形成。西晋秘书监荀勖因魏郑默《中经》更撰《中经新簿》,根据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变化,创立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将图书分甲乙丙丁四部,依次对应后来的经子史集,与后来的经史子集次序略异。甲部:六艺,小学;乙部:古诸子,近世诸子,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李充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其乙丙两部位置互换,史部书部次在诸子书之前。李充定着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成为宋、齐、梁、陈、隋等各代秘阁藏书编撰目录的永制。反映了中古时期文献存亡状况的《隋书·经籍志》,既是第二部史志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图书书目。此后,由政府主持对宫廷藏书进



行整理而编制的官修目录,采用的也都是四部分类法,如:唐开元年间,元行冲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200卷,毋煚编的《古今书录》40卷,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崇文总目》66卷,南宋陈骙编的《中兴馆阁书目》70卷,张攀编《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元代杨士奇编撰的《文渊阁书目》等。史志及私家书目也多是如此。
在现存众多的四部分类目录中,《四库全书总目》无疑是典型代表。该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稿完成。经过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四年定稿。全书200卷。著录图书3401种,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基本上包括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4、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把丛书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中分离出来,别立从部书,次于集部之后,成为五部分类体系。此后,有关中国古籍的分类,一般均沿用五分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

贰、目录的内容与体式



一、目录的内容
目录的内容是由组成目录书的基本要素决定,大致有名目、小序、解题和附注四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既互相联系,构成不同体栽的目录书,又是各自独立的内容,具有不同的编撰方法。
3名目
名目是任何目录要著录的一项内容,也是读者了解书籍时最先接触的。名目项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三方面。
先秦时代,学者著书不都是先有题目再作文章的,往往是将自己的思想或要表达的意见写出来,文章多了,为了便于使用和记忆,这才逐渐有了书名和篇名,这种先有内容后有题目的情况,到了西汉初期还常有发生。例如,当时刘邦定天下,吩咐谋臣陆贾为他写一部讲历史经验教训的书,《史记》卷九十七《陆贾列传》中记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由此可见,当时陆贾写成的书本来没有书名,刘邦看了以后很高兴,认为里边讲的东西,都是他前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才定名《新语》。又如《史记》成书之初,也是没有书名的。桓谭《新论》提及此事说:“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也。《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清末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经过多方考证,也认为司马迁原著仅有篇名,没有书名。由于东方朔最先看到这部书,并替他题上了“太史公”三字,于是“太史公”便成了这部著作的书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可知这一名称在汉代是流行着的,汉代学者说到这部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后来省略“太史公记”的书名,才简称为《史记》
先秦到汉初存在着一书写成还没有书名的古朴风气,而许多的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授识别的需要,是逐步有了书名的,如《尚书》《春秋》《论语》《诗经》等等。先秦汉初存在部分作者著书不定书名的状况,引起了图书流传的一些混乱,于是需要辩明、理图书,确定书名,这便是促使目录工作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书名的辩明、著录,是目录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目录书的根本内容。
古书除了书目外还有篇目。古代典籍书写在简策上面,简策以竹木作书写材料,用细皮带或丝带串连起来,《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里的“韦”,便是细皮带。简策又厚又重,一部书需要好多的简策,携带、阅读不方便,所以只好把一部书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独立编连,称之为“篇”。篇有篇名,题在篇首,以便于识别、查检。篇名的确定,也同书名一样,多是后人加上去的。有的篇名确实能够反映



一篇之旨意,如《尚书》的《尧典》《舜典》《尔雅》的《释诂》《释言》等;有的只是为了便于识认,就摘取篇首的文字作为篇名,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从首句“学而时习之”摘取的;此外,像《诗经》《墨子》中的许多篇名的选定也都是如此。
古代早期的目录书在著录书名之下,还要著录篇名的。刘向编《别录》,在书名之下还要条列篇目,以《别录·列子目录》为例,在书名《列子》之下,又著录了《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等八篇的篇目,以后才是全书的叙录。再如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整理、校注礼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三礼目录》也是在书名之下叙次篇目的,共记《周礼》六篇、《仪礼》十七篇,《礼记》四十九篇。
在书目下条列篇目,是最初的古籍目录书的编制。但是随着书籍的增多,篇目的繁杂,目录书容纳不下太多内容,便将篇目省去,在书名之下直接标题书的篇数或卷数。篇与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反映了我国有代书籍材料发展的不同阶段。篇用于简策,前边已提过,全书分为几部分编连,一部分则称一“篇”。卷用于缣帛书,战国至汉代书籍材料开始以缣代用,书写在丝帛上,放置时一幅卷为一卷,故称“卷”。西汉时,简策、帛书并用,因此在著录上也是篇、卷并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便是如此,如“《易经》十二篇”“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但大抵称篇的多,称卷的少。隋以后的书目,一般只称卷而不用篇,因为简策书越来越少,除了丢失的,大多已转沙在丝帛或纸张上了。名目项除了著录书名、篇卷之外,还著录编撰者姓名,在接触这部分内容时,要注意分清著者、编者、注音的不同。
综上所述,古籍目录最基本的内容一一“名目”项,大致要包括:书的名称,篇卷数,撰述者(有时还标上版本和收藏考几个部分,反映书籍外部特征。
2、序
序是伴随目录书开始编纂就出现的一种体式。序有总序、大序、小序之分
总序它是目录书全书的纲领,类似一般书籍的“前言”。各种古籍目录书大致都有这么一个总序,总叙古今学术发展的大概线索,古今书籍流传存亡的大概情况,以及作者编撰这部目录书的原由、目的、体例等等。
大序:它是目录书中各大部类的纲领,对大部类中各种类、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优劣得失作一个综合的论述,对于掌握这个大部类的学术状况,起到鸟瞰大局的作用。
小序:小序的作用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对各类书籍的学术渊源、流派、演变、流传和得失特点加以论述。现在讲古籍目录中“序”的内容结构,主要是讲小序,它是古籍目录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部目录书中最难撰写的部分。因为总序、大序毕竟是



一些概括性的论述,而小序却要对某一具体学术流派作出较为准确的分析,难度就更大了。相对于目录书中的其它内容结构来说,小序也是最难组织和撰述的。余嘉锡先生曾说:“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之三·小序》
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后古代目录学家对小序的撰写时,也深有感触地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能求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故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校雠通义》这段话不仅指出了撰述小序的难度,而且点明了小序在学术上“求阐大义,条别异同,由委溯源”的重要意义。
西汉刘歆所著《七略》中的《辑略》是小序编写的开端。刘歆部次群书,分为六略后,又阐述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利弊,然后集为一篇,称之《辑略》东汉班固写《汉书·文志》,将《辑略》拆散,把各有关内容,编入各家各类书籍之后,更便于学者参读。在此之后出现的古代目录书中,有一些是继承了刘歆撰写小序内容这一优良传统的。
刘宋时期的王俭编写目录书《七志》,在首卷有《条例》九篇,便是《七志》中九个部类的小序。隋朝许善心《七林》,除在卷首有总序外,部类之下又有“类例”,以“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这也是各部类的小序。
唐代官修的《隋辖·经籍志》和唐代目录学家毋的《古今书录》都有小序,从现存的《隋书·经籍志》来看,书序包括总序、大序、小序,小序的体例非常严谨,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在小序体制上有继承、有进步的优秀目录书。
五代编制的《旧唐书经籍志》主要取材于毋渠的《古今书录》,并在总序中保存毋书序的内容,但是没有采用小序体制,破坏了目录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后世史志目录不立小序的恶例。宋代的官修大型目录《崇文总目》,继承了在目录书中的撰写小序、辨别学术源流的传统,可惜《祟文总目》在后世流传中散佚,在现存辑佚本中已很难看到其小序的内容概貌了。
宋代有两部著名的私修目录,《郡斋读书志》只有大序,没有小序,《直斋书录解题》四部皆有大序,四部以下各小类则只在语孟、起居注、时令、农家、阴阳家、音乐、诗集、章奏等类撰写小序,其它大部分门类仍付阙如。因此,小序的体制在这两部私修目录中也是不完整的。宋代具备小序体式的目录还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但其小序内容则是辑录它书形成的。
直到清代的《四库总目》,才又恢复和发展了小序这种体式的撰述,为后人研究封建社会的学术源流和利弊提供了基本数据。



总的来说,现在古籍目录中,全面具备小序这种体式的,只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四库总目》这几部目录书。
那么,小序这种体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写法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最早的目录小序中得到启示。例如《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诗经类”的小序是这么写的:《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诗经类》小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而:一是考镜《诗经》的学术渊源,从诗歌的出现,谈到对诗歌有目的地采集、考察。二是叙诗学的产生,指出诗学真正地产生和确立,功在孔子。三是分析《诗经》的流传,特别说明为何能历秦火而犹存。四是辩明诗学流派,指出汉初有鲁地申公、齐地辕固、燕地韩生三家,后又有毛亨的《诗经》诂训。五是评论各家得失,言简意赅,点到实处。
此外,如“诸子”“数术”“方技”等略中的小序,也都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分析,总是先言学之所出,再言学之所传,然后明其所长,最后言其所短。《诸子略·儒学类》小序曰:“儒学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善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这则小序,指出儒学源于古时司徒这一官职的司掌;其义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学问。这种学说秉承孔子的思想,崇尚尧舜、周文周武的礼治;然后说明了儒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指出儒学之“有所誉”,如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及其出现的弊端。
要言之,古籍目录中的小序,是辨章学术源流的指南。好的小序,往往是一段简明的学术文化史,往往会涉及学术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小序指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就成为后世研究古史议论纷纷的一大课题。
3、解题
解题也称叙录、提要,它向读者简明地介绍所著录的书籍,其目的在于揭示书籍的中心思想、内容梗概、作者生平事迹、书籍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等,帮助读者鉴别和选择书籍,



指示读书门径。
(解题的起源和创立
解题这一形式,在我国古代出现很早,它起源于书的传叙。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很早就有简单叙述作品的主题旨意所在,“言其作意”的传叙。《汉书·淮南王传》曰:“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在这段材料中,淮南王刘安奉诏所作的《离骚传叙》,可看作是一种目录解题的雏形。
解题作为我国古籍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是由西汉时期著名的目录学家刘向创制的,当时称为“叙录”。西汉末,刘向奉诏整理图籍,他在整理校勘书籍之后,给所校的每部书都写一篇叙录,阐述校勘经过,简述作者生平,叙述书籍的学术源流和价值。他的这种作法,开创了我国目录学史上解题体式的先例,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可惜刘向《别录》没有流传到后世,但从现存的《列子》《孙卿书》《晏子春秋》等书的叙录,尚可略窥其中各书叙录的概貌。
(解题的主要内容
刘向创立解题的先例,对后代古籍目录影响极大,后世出现的目录解题虽在内容取材、撰写方法上有所变动或改进,但总的来说出入不多。因此,我们下面以刘向《别录》中的叙录,来分析古籍目录中解题这一体式所包括的内容。以《列子目录》为例,解题的内容大体包括六个部分:
1)说明书籍的流传情况刘向校书是在广采异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删定的。叙录中记述了当时见到的《列子》有五种传本,如“秘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参书”。叙录曰:“孝景皇帝时,贵黄老之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这一段话,是对《列子》一书流传情况总的说明。
2)介绍书籍的文字增删与篇恢分合叙录中介绍了书籍文字的情况,如有的本子“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同时也介绍了各种本子篇帙的不同,有六篇、五篇、四篇不等,于是删除重复的十二篇,《列子》一书定着为八篇。
3)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时代《列子目录》叙述作者的情况说:“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对作者的名氏、出生地、时代、学行都作了简要的交待,读者可藉此了解作者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4)探究学术源流《列子》叙录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是对《列子》一书学术源流的探讨,指出列子及其著作师承黄帝一派,对道家的学术要旨作了简明的评介,使解题的内



容也起到“辨章学术”的作用。
5)分析书籍的内容《列子》叙录从对《穆王》《汤问》《力命》《杨朱》等四篇文章的内容分析入手,指出前两篇内容“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而《力命》《杨朱》二篇,又其义相悖,“不似一家之书”等问题。
6)对书籍的评价叙录指出《列子》中某些篇章的不足后,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的评价,认为“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别录》的解题内容中,常有“皆可观”“亦有可观者”或“可常置旁御监”等评价和建议。当然,这些建议是专为当时皇帝而作的,但对后来的读者来说,这些评价和建议也就有了参考的意义。
以上便是刘向《别录》叙录的内容范围,后世目录书的解题,基本不出此藩篱。(三)解题形式的发展变化
自刘向的《别录》叙录之后,许多目录书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宋代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时,将这一内容结构称为“解题”;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又把这部分内容称为“提要”。千余年来,随着古籍目录书的增多和发展进步,解题的编写也有所发展变化。由于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的不同,解题体式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1)叙录体:这是解题目录最早,也是数量最多的类型,基本上仿照刘向《别录》的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对书籍的作者、篇卷、内容、源流、价值、流传等状况进行揭示。这一类型的解题目录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及清代《四库全书总目》
2)传录体:这是比叔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解题类型。由于采用这种类型的古籍目录书多已亡佚,只能通过其它的记载了解情况。传录体解题始于刘宋王俭的《七志》《隋书·籍志》言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可见其解题比较偏重于作者的生平事迹,而于学术思想少有发明揭示。据余嘉锡考证,不仅王俭《七志》运用传录体解题,梁朝阮孝绪《七录》的解题也属于传录体类型。
《七志》《七录》虽已亡佚,但从现存一些古籍中引用以上两部目录的原文,可以看出这两部目录的解题内容确实偏重著者事迹,类似列传。例如李善注《文选.枣道彦杂诗》引《七志》原文曰:“枣璩,字道彦。颖川人,弱冠,辟大将军府。迁尚书郎,太尉贾允为伐吴都督,请为从事中郎,迁中庶子。卒。”如《论语序》正义引《七录》原文曰:“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七录》原文曰:“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台》八卷。以上所引原文,都是有关人物的传记材料,藉此可以略窥《七志》《七录》传录体解题的形式。



传录体解题为何如此专注于作者时代与生平的介绍呢?因为深入了解作者,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书籍的内容旨意。对这一点,余嘉锡指出:“凡其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矣。(《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二·叙录》亦即通过认识作者的生平思想,正确把握作品的意蕴,以免穿凿附会,片面理解或歪曲作者的思想。同时,要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因为“人不能脱离时代,斯其动于中而发于外者,无不与时事相为因缘。著作之时代明,则凡政治之情况,社会之环境,文章之风气,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导想象得之。然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有所凭借,而得以着手。(同上)认识作者生活的时代也即作品产生的时代,了解其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考辨著作的思想倾向及学术源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传录体解题的作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这种解题方法为佛经目录所仿效,例如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便有《列传》一目,专载译经人的传记。唐代道宣、智升所作的目录也是如此。
此外,后代学者编辑的许多诗文总集,也常在作品之前附上作者的小传,以加深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就颇有一些效仿的意味。
3、辑录体:
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数据,来揭示此书的内容并进行评论的一种解题类型,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此考辑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代各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以及原书的序跋、正史列传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将这些材料分别罗列于相关的书名之下,有的地方再加上马端临自己的按语,就成了一书的解题。由于这种解题是博采众说,汇聚群文,加以排比辑列的,所以称为“辑录体”
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和谢启昆的《小学考》两部目录解题,也采用了这种辑录体形式。后世对目录书进行辑佚、考证、拾补的工作,多采用这种方法,如清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
辑录体解题运用会注的形式,使有关材料汇集一编,对于参证考索某一书籍的相关材料,对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极为方便。解题的内容和形式如此丰富,这就决定了解题体式在古籍目录书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这一体式,往往把目录是否具有解题,以及解题撰写的水平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质量的标志之一。
4)附注
古籍目录中的附注是介绍、评价书籍比较灵活、自由的一种体式,从严格的意义说,附



注不能算是目录书结构的独立部分,它是目录基本著录的补充。附注往往以脚注形式出现,它能补充说明有关书籍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是读者必须了解而又是书目基本著录中没有反映的。很多既无解题又无小序,只是著录书目的目录书,为了简单、容易地让读者了解一些有关书籍的情况,就采用了这种特殊的体式。
其实,附注就是一种简化了的解题。我国的古籍目录中,采用附注这种体式比较普遍,一般来说,没有解题的目录都采用了附注,许多史志目录,例如《汉志》《隋志》就运用了附注这种形式。甚至有些解题目录,也另加附注来介绍某种情况,如《四库全书总目》就单用附注来说明书籍的来源,如曰“浙江巡抚采进本”“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等。
古籍目录中附注的文字一般比较简略,少则三五字,多至几十字至数百字,不拘一格。附注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大致有:1注撰人。2注内容。3注篇目。4注真伪。《汉书艺文志》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注曰:“其意浅薄,似依托也。5.注附录。说明某书之后还附有图成附有表。6注亡佚残缺。7注成书年代。《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太一金镜式经》十卷,注曰:“开元中诏撰。8.注成书背景。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西域国志》六十卷,注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9.注版本。10、注书籍用途。如《书目答问》就常在书名下注上一两句按语,如“此书最便”“此类各书为读正史资料”等,说明书的用途,以指示读书门径。
附注这种体式涉及的内容范围虽很广泛,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面面俱到,往往只是注较重要、较突出的一点,为读者了解书籍提供一些线索。
二、目录的体式
古籍目录书的体裁,虽然在以往的目录学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不少学者在其目录学论著或论文中从不同角度都有所涉及。例如汪辟疆先生在初版于1934年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曾在论述目录学界说时提出四种作用不同的目录样式:第一种是“纲纪群籍,薄属甲乙”,就是按类记录书名,使各种图书有所归属,而对书中旨趣则不详加论列。第二种是“辨章学术,剖析源流”,就是在部次类居以前,先说明古今学术的发展和作者的得失。第三种是“鉴别旧椠,雠校异同”,就是为校勘提供方便。第四种是“提要钩玄,治学涉径”,就是要有提要并能提出治学的方法。
以上四点虽是通过目录书的样式来说明目录学的作用,但实际上却谈到了古籍目录书中不同的体裁。如第一种是指只记书名、作者、卷数,没有解题之类的登记目录;第二种是指那些用小序来阐明学术源流的类序目录;第三种是指那些侧重于著录版本的目录,这种目录



在突出版本学方面继承了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第四种则指出有提要内容的解题目录,种目录能帮助读者读书、治学,“乃最切实用之目录”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明确地提出了古籍目录书三种不同的类型:“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三类目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目录,但是运用这种方法,从目录书的内容结构上区分,是比较能够体现目录书的体裁特点的。
从现存的古代目录来看,形成古代目录书多种不同体裁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余先生所分析的,目录书内部结构的不同形成体裁的不同;二是有些目录书借用了其它文体形式,也即传统目录之外的变体目录,由于文体不同,体裁也不相同。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古代目录体裁上的差异。
1、由不同的内容结构形成不同的体裁
上面讲过,古籍目录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大致有四项:名目、小序、解题和附注。除了附注是补充形式外,其它三项内容非常重要,古籍目录中具备不同的组成部分,便形成不同的结构,也就有了体裁的差异。传统目录体裁有这么三种:
(登记目录
登记目录的体裁形式,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较为典型的登记目录有《旧唐书·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这些目录只记书名、作者、卷数,以登记为主,阐发的内容较少,如《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录:《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作。《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以上两部目录著录,显示登记目录对于书目的登记是方法不尽相同的。《旧唐书·经籍志》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放在注里进行说明;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将作者、书名、卷数一块著录,把附注用来说明其它更为广泛的内容。后续的几部史志目录,《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著录方法与《新唐书·艺文志》相同,但清代一些私家目录,如丁丙《八干卷楼书目》以及《书目答问》著录方法则与《旧唐书·籍志》相同。如《书目答问》史部著录:《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注:唐·温大雅,津逮本,学津本,明钟人杰《唐宋丛书》
总之,登记目录很多,但对名目项的著录大致是这两种方法,一种是为了突出书目,一种是为了突出作者,后世各有沿习,皆不偏废。今天在利用这类古籍目录时,要注意分清它用的是哪一种登录方法,以免把作者姓名和书名混淆起来。登记目录的著录虽然简单,但也不是只罗列书目,而是经过作者全盘考虑,建立分类体系,详审各书的性质,再进行归类整



理的。它虽没有小序、解题这些详细的说明,但书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亦足以考镜源流,示初学者以读书门径,便于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类求书。也就是说,不标辨章学术之旨,自有心领神会之功。
古代有些目录学家专门主张编制只记书名、不作小序解题的目录。例如南宋的郑樵,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凡目则其书自显。(《通志·校雠略》他认为有些目录书的小序解题是“泛释元义”“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编撰书目不用小序、解题,而要达到有益于学术的功用,难度更大,编撰者和读者都需要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眼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以上所举的数部登记目录中,作得比较成功的只有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新唐书·艺文志》作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它利用附注这种体制,在书名之下作了不少说明,才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类序书目
即余嘉锡先生所说的有小序而无解题之书目。古籍目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序书目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中有总序一篇,六略各有大序一篇,六略之下分三十八种,《诗赋略》五种无序外,都有小序,全书有序四十篇。以书·艺文志》各序的排列是这样的:
总序|-----略-------|
|书目书目|„„|--大序--小序„大序|
|----||小类|
如上所示,总序在卷首,各类小序在各类书目之后,各略大序在本略最后。例如《诸子略》先列“儒学类”《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等五十三部书目,然后,才是“儒学类”小序。以下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各类也是如此,最后才是“诸子略”大序:“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为政„„”
《隋书·经籍志》有总序一篇,四部各有大序一篇,道佛录各有大序一篇,分类小序有四十篇,全书序文共四十七篇。《隋书·经籍志》各序在志中的位置与《汉书·艺文志》相同。以上二志序文的排列位置与《四库总目》不同,《四库总目》的大序是在各部之首,小序也放在各类书目前。



类序书目是充分利用小序这一目录体式,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从而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种体裁的特点是能够详细阐明古今各派备家的学术隆替及其得失,有叙述学术发展史的功能。它让读者在接触书籍之前,先对这一派学术的发展得到一个概貌,了解这类书籍的性质和师承,便于进一步掌握书籍的内容。
古代目录学家对于类序书目是很推祟的。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着篇》他认为只有通过小序博通古今学术,审辨源流得失,才能达到目录书的目的。
(解题目录
解题目录,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这种体裁的目录有宋代官修《祟文总目》还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籍考》,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利用解题内容对书籍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和正误,由于解题的篇幅较大,因而能对书籍的有关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对于读者的帮助也就更为显著。
解题形式有叙录、传录、辑录三种类型,所以,解题目录的形式也有所不同。正如前边所讲过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题形式就与《文献通考·籍考》不一样。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许多学者相藏书家,自己编写目录,不少目录有解题内容,但没有小序,这些目录也应该属于解题目录的范围。如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清代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的《楹书偶录》,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其实,解题目录并非六个著录项都是齐全的,即便有也非面面俱到,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是齐全的,其体例精严完善,各个著录项均有体现。
叁、目录的类型与举要
一、综合目录1、史志目录
1、史志,主要指正史当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汉书.艺文志》最早,其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六种正史均仿《汉书》体例,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编成,记录西汉成帝至哀帝时的藏书面貌。《隋书·籍志》修于唐初,是"五代史"共同的经籍志("五代史"指《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隋书·经籍志》是根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等前代公藏书目编成的;《旧唐书·经籍志》,五代刘煦修,根据毋煚《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宋欧阳修编,根据《唐开元四库书目》,又补充开元以后唐人的著作;《宋史·艺文志》修于元初,根据的是宋代官修历代国史的艺文志。《明史》与《清史稿》中的《艺文志》仅列当代著述。
2、有些正史没有艺文志,或有志而不全,后代学者曾为之"补志"。主要有: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补入27部);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
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清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清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清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清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清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清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近人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清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清黄虞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清王仁俊《西夏艺文志》缪荃孙《辽艺文志》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清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清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清黄虞稷、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清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辽金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补史目录与正史目录相比,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补史目录往往依靠各代史书、文集、古旧目录及有关文献数据钩沉索引、爬梳采撷,由于时代久远,直接材料的缺乏,因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如原有的正史目录,有些著录可能是一些未完成的或传闻的著述,而利用时要注意考订;二是补史目录所记乃一代著述,例如《补后汉书艺文志》记录的便是东汉人的著作;而正史目录大多是著录一代收藏,如《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便包括了唐人及唐以前的著述,这一点要区分清楚;三是,补史目录中采用辑录体的方法,将前代有关书籍的考订内容汇集在相关书名下,提高了研究价值。如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运用干嘉时期经史考订成就,将有关考史、注史、校史、辑佚书的序跋等收入“自注”中,给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四是,各种补史目录都在有关的断代史研究及目录学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学术价值,在目录学研究方面更注重补辽、金、元三朝目录,这段时期国家书目或大型私家目录全付阙如,要了解辽、金、元三代著述情况,这些补史目录便成为主要参考数据。



3、除正史艺文志外,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门》《续通志.艺文略》《清通志.艺文略》《续文献通考.籍考》《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应属于史志目录范围。
4、地方志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是书目,有的是地方文献汇编。属于书目的主要有:《山东通志.艺文志》《安徽通志艺文稿考》《湖北通志.艺文志》、孙诒让《温州经籍志》
5、查正史艺文志及补志,可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洪业、田继综、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合编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既可从人名查,又可从书名查,很方便。书前有聂崇岐序,详述艺文志之源流。
对于古籍目录学的研究来说,史志目录还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1它们通过承袭、删抄一些早期目录,为后人保存了古代目录的宝贵数据;(2有些优秀的史志目录在目录书的编撰体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刘知几批评过《隋书·经籍志》就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分类体系;(3绝大部分史志目录全面广泛地著录了古今图书,便于后人了解古籍的流传存佚变化。而如《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明代著述,恰恰明代又无一部做得较好的国家书目,所以后人不能详细了解到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流传存佚情况,这不能说不是—个缺憾。
2、公藏目录
1、宋代公藏目录:
北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现存残本,清钱东垣等有《崇文总目辑释》较通行。
南宋陈骙等:《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佚)张攀等:《续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佚)近人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
2、明代公藏书目: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二十卷;张萱、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八卷;3、清代公藏书目:
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三卷;江瀚《故宫普通书目》六卷;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
4、民国后公藏书目:



柳诒征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四十四卷,《补编》十二卷;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毛春翔《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目录》《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编》《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目录》《福建省图书馆善本书目》毛春翔:《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乙编、续编)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湾《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着录国立北平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五千余种)
《民国时期总书目》(着录1911年到1949年出版的中文图书124000余种。所收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三家所藏,每种书有简单说明,共分20大类,每类有索引)
《中国古籍总目》
各朝往往不止编一部国家书目,有时有两部、三部,甚至更多。国家书目是记载当时当代现存书籍的目录,因而是对书籍状况较为真实、较为全面的反映。它的作用有下面几点:(1由于它是当时政府对国家现藏书籍的记录,因此是全面记载书籍状况的第一手材料。后世编写史志目录也常常以国家书目作为蓝本,许多史志目录都是抄录或改写前代国家书目而成的。例如,《汉志》删录《七略》《隋志》参考、改写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宋史·艺文志》则汇合了《崇文总目》及其它几部宋代的《国史艺文志》而编成。所以,不少散佚的国家书目可以在史志目录中找到材料。(2它反映了历朝历代政府对书籍的校勘整理及收藏状况。例如,从国家书目上,可以了解到当时政府组织校书活动的次数、时间、收藏图书的数量。(3将历代国家书目作一个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古籍出现、流传总的趋势,以及具体到某种古籍的分合、存亡、残缺。
3、私藏目录
1、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2、明:朱睦楔(大换手)《万卷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赵用贤:《赵用贤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祁承澲(氵换火)《澹生堂藏书目》



3、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徐干学《传是楼书目》《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彭元瑞《知圣道斋书目》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求古居宋本书目》《尧圃藏书题识》(缪荃孙等辑)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绍和《楹书隅录》《续编》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莫友芝撰)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叶昌炽撰)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
4、民国: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蒋汝藻《传书堂藏书志》(王国维撰);叶德辉《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刘承干:《嘉业堂藏书志》(缪荃孙、董康、吴昌绶撰)章钰:《四当斋藏书目》(顾廷龙撰)潘明训《宝礼堂宋本书录》(张元济撰)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李盛铎《木犀轩书录》张钧衡《适园藏书志》(缪荃孙撰)等;
私人藏书目录著录详细,多有提要,这对读书治学均大有帮助。私人藏书目录又往往不受正统观点束缚,如不少书目就著录了正统目录不载的通俗小说和戏曲文学书籍等,可补官修国家图书目录与史志目录之缺。
二、专科目录1、经学目录
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每书注存、佚、缺、未见。全录原书序跋,以及有关各书的评述文献,并附按语。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十二卷。
2、小学目录
谢启昆:《小学考》;胡云玉:《雅学考》:黎经诰:《许学考》以上诸书体例大体仿《经义考》3、史部目录
宋高似孙:《史略》;清章学诚:《史籍考》(已佚);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容媛:《金石书录目》;日本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
(4、子部目录
宋高似孙《子略》;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王毓瑚《中国



农学书录》;北京图书馆等《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丁福保、周云青《四部总录艺术编》
5、集部书目
元钟嗣成:《录鬼簿》;王国维:《曲录》;黄文阳:《曲海总目提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一粟(周绍良、朱南铣)《红楼梦书录》;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合撰:《杜集书目提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文集总目》等
三、特种目录
1、举要目录:张之洞《书目答问》(目前通行本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2、丛书目录:1.清顾修:《汇刻书目》2.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3.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4.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3、知见目录:1.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经邵章增订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2.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经傅增湘增订为《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4、经眼目录。与知见目录不同,此类书在于全是亲眼所见。主要有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2.孙殿起:《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3.雷梦水《古书经眼录》4.严宝善:《贩书经眼录》5.江澄波:《古刻名抄经眼录》6.董康:《书舶庸谈》
5禁毁目录:清姚觐元编、邓实增补、商务印书馆补遗:《清代禁毁书目》收禁书3011种;孙殿起编:《清代禁书知见录》收禁书1400余种(以上二种195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合订一册);雷梦辰:《清代各省禁毁书目汇考》
6、版本图录:杨守敬《留真谱》;赵万里、冀淑英:《中国版刻图录》;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张允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陶湘:《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顾廷龙、潘景郑:《明代版本图录》;昌彼得:《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金元本图录》;吴哲夫:《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黄裳:《清代版刻一隅》
7辨伪目录。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张心澄:《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

肆、目录的功用
略。



参考书目
叶德辉:《书林清话》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蒋伯潜:《校雠目录学举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汪辟疆,《目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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