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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丰碑，这座丰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中国诗歌追求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皆由曹植确立。本篇论文以曹植诗歌的“中和”之美为论述的中心展开论述。开盘首先对“中和”作以定论，即“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紧接着解释了“骨气奇高，”就是说曹植的诗歌不仅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所谓词采华茂就是说曹植得诗歌风流倜傥，文文采斐然。接下来分别从曹植诗歌的意境的创造，用词饱含屈铁短金力量，义气慷慨，以及他所处环境：贵公子，魏国的接班人以及后期受排挤受压抑的个人遭际对他诗歌中和之美的影响，以及曹植诗歌在内质，外形上所表现出的中和之美进行详加论述。
浅析曹植文章的“中和”之美
【关键词】 曹植；骨气 ； 词采；中和
【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艺术把中和作为重要的审美原则。中之美要求艺术所表现的内容要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本文以儒家提倡的“中和”境界为切入点，分析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点，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曹植诗歌受后人尊崇的原因。一方面，曹植诗作起势高远，大处落墨，语言力度感强，故其音律中和了其内质的劲健，达到了刚健而不拙直，华美而不艳丽的境界。曹植诗歌的“中和”美与他一贯的思想及对诗歌审美的追求有关。他的创作实践为诗歌艺术中文质的关系找到了最好的契合点。
曹植的诗歌辞彩华茂，文质并重富有‘‘中和’’之美。那何谓“中和”，《礼·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中和”乃儒学追求和谐的最高境界。曹植的诗歌就是具有和谐之美的佳作。其具体表现为内质的刚健有力与外形的华赡整齐结合适度、恰到好处。亦及钟嵘所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
曹植的诗作，无论写社会的乱离、妇女的悲叹、壮士的豪情、才子的压抑还是仙人的飘逸无不回荡着一股强的力量，人们读后的感受不是柔弱无骨，而是觉得神完气足，雄健生动。
曹植创造诗歌的意境，起势高远，他往往从大处落笔，或者用极大的数字，选取宇宙中巨大的自然萎，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他喜欢用白日、五岳、天地、阴阳、八方、万里、遐荒、四海、洪波、苍天、明月庆云、江湖、太山、磐石、长风、惊飙等高远空灵，无限伸展的意象组织诗篇。如《薤露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诗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浑浩的鸿茫世界，然后在这种境界中抒发其“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的理想从而使人感觉其理想之壮丽浩大，可与天地相伸延。在《泰山梁甫行》中，他又用“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开篇，极言天地之广阔，众生活动空间之无限，借以反衬边海人民生活的贫困。而在那首着力表现“转蓬”悲惨命运的《吁嗟篇》中，为了突出的表现“转小小蓬”被“惊飙”驱使的遭遇，曹植这样写道“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若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曹植在这里用了七陌、九阡、云间、天路、沉泉、南北、东西、八泽、五山等意象，创造了宏阔的意境，这种广大与“转蓬”的渺小对比，写尽“转蓬”流离失根，身不由己，漂泊无依的巨大悲哀，从而使这首诗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即使那些抒写女子悲叹的诗，曹植也不是象一般诗人那样写得柔巧婉约，而依然是用他那浑涵天地造化的阔大意象表现其强烈的情感。如《浮萍篇》，这是一首写失去丈夫之爱的弃妇悲哀的诗。其中“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四句，用宇宙中商与参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用日、月两个星球不能同时照耀大地来表现女子与丈夫的感情隔阂。“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两句用天的广大显示其愁绪的深广，这些意象的选择，都恰当而又形象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悲愁心理。此外，《七哀》诗中女子自比“西南风”，《种葛篇》中用“往古”的欢遇反比自己“今日”的困独等，都属此类。可以说，曹植诗歌意境恢宏的这种特点，是他着意创造的。因为这样宏阔的境界有利于其胸中浑浩郁勃之气的喷发，反过来，读者又是通过这直冲斗牛的情感云霞窥见曹植的激昂沉郁的胸怀的。
曹植诗歌刚健内质的展现，还得力于他对奔腾盘曲、饱含屈铁断金力量的词汇驾驭的能力。他善于选择一些力度感很强的词语入诗，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一个“飘”字很巧妙地把“惊风”的力量表达了出来。因为“惊风”飘起的不是一般的物体，而是主宰天地间万物的“白日”，其力量之大，就自然可以想见了。又如“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骋”本来是奔驰之意，而挥笔为文，只不过铺径寸之毫而已，但曹植却用“骋”这个跨度无限，力量很强的词，这样就把他那种立志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都传达了出来。类似的还有写斗鸡的“翱翔”：“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写波涛的凌云”：“高波凌去霄，浮云象螭龙”等，都表现得筋强骨健。但最精彩的还属其《白马篇》中塑造的游侠儿。他既身怀绝技，又有忠勇的高尚品质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曹植用了一系列动感很强的词语来描写他：“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这里游侠儿身心蓄积和压抑的无限力量，奔腾不息战无不胜的气魄，跃然纸上，谁人读后，都不得不掩卷感叹。我们不能不承认，游侠儿挥斥八极，凌厉九霄的英雄气概的创造，主要得力于诗中“摧、接、散、蹈、凌、控、散”等动词的合理运用
曹植诗歌之所以具有刚健内质的这种特点，前人大多都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的话来做解释：“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应当说，曹植自身的气质、理想及独特的生活环境使他诗歌“梗概多气”的特点体现得比时人都要突出得多，强烈得多。
曹植意尚慷慨，他在诗文中多次用“慷慨”一词表现自己。如“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霓” “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等等。这种“慷慨”的特点，表现在人品方面，就是要建立不世之功，并不懈地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表现在文品方面，就使得曹植的诗歌具有雄健壮大的气势，形成宏放高妙的格调。
为什么与曹植“本为同根生”的骨肉兄弟曹丕，其诗作“婉娈细秀（明钟惺语）“气不充”，“力不及”（清陈祚明语），而曹植却与之风格气度迥异呢？这是因为曹植独特的个性及生活历程使其然。曹植自小就受其父曹操创业的英雄气概的濡染和熏陶，怀抱利器，志向远大。他继承曹操的地方不仅表现在文才上，也表现在政治理想上。曹操之所以当初认为曹植是“儿中最可定大事”的人，其中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曹操在建安十九年出征孙权前，对曹植说的一番话中看出来：“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曹操勉励曹植也象自己当年一样建功立业，其中的偏爱与希冀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立曹植为王位继承人，但曹植在气质上更像其父这点是肯定的。有了这种盖世英雄的遗传因子，曹植的理想就非同一般，并且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下，他都念念不忘他的大志，屡屡表示要“混同宇内，以致太和”，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当这种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并不气馁，而是转向学习孔子，致力于文名的追求：“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几乎到了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程度。《魏略》曾记载：“陈思王精意著作，食欲损减，得反胃疾。”气壮自然就神力雄厚，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磅礴之气鼓荡于胸中，曹植写出来的诗怎么会是柔弱细秀的呢？所以，清人潘德舆曾断言：“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刘熙载也说：“子建诗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
此外，曹植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对其诗歌骨气雄高的特点的形成也不无关系。曹植一生遭遇坎坷，在他父亲执政时期，他虽以才大思丽一度受到曹操的宠爱，几乎被立为王位继承人，但由于他任性章衅，又不谙权术，实际上并没有掌握什么实权。曹操死后，曹丕为帝，曹植的处境就更惨了。曹丕出于妒嫉之心，对曹植百般压制禁锢，几置其于死地如《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载曹丕逼曹植作七步诗。又载，“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合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这些记载虽属佚事，但从中也可窥见曹植处境的艰危。到他侄子曹睿统治时期，尽管曹睿没，有直接加害于他，但他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他越是频繁地上书表现自己的忠心和才能，想为曹魏集团创立一份功业，越是引起曹睿的猜忌而防范他。因此，曹植在《陈审举表》中感叹：“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并经常感到在他周围有小人在谄言陷害他，以至于产生“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的感受。“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曹植胸中浑浩流转之气遭受如此压抑，实如岩浆在地下涌动，一旦喷发，便壮伟奇绝，惊世骇俗，故非喻以天地宇宙极大之物，则岂能状其冲天之志！可见，正是曹植慷慨不群的个性和宏伟的政治理想，与他所处环境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构筑了他诗歌劲健特点的内核。
但是，曹植诗歌中表现出的劲健，并不象曹操的诗歌那样古朴拙直沉郁老苍，而是与恰当在外在形式美相结合。如果说，曹操的诗象一块自然天成的浑金璞玉，那么曹植的诗则是秀外慧中的和氏之壁。曹操的诗诗虽然内容充实，气魄宏大，但显得霸气有余，细腻不足。曹植的诗则恰好做到了内质与外形的兼顾，使二者适度地交融于一体，形成了刚健而不拙直，华美而不艳丽的特点。
曹植诗歌的外在美主要取决于其诗歌准确而富赡的词藻和自然而优，美的音律等方面。关于曹植诗歌词藻丰富的特点，明代胡应麟论及较多他的《诗薮·内编》卷二云：“子建华赡精工”，同卷又云：“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所论极是。曹植诗的才藻宏富，在于他不仅能把握事物的细微处，还善于准确地表达出来。如《弃妇篇》中写到的石榴：“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绿叶”一句极其润泽明朗，它不仅写出了石榴叶面的绿色，而且还写出了风摇动下叶背的青白色。本来石榴叶面和叶背的颜色差别很细微，但曹植却用一绿一青将二者准确地区别开来，于此可见其体物之细致，用词之准确。同样，“丹华灼烈烈”以火焰的耀眼与灼人形容石榴花之妍美热烈。（这种以其他官能的感觉来形容视觉感受的方法，比现代主义早了一千五百年。）再如《杂诗》：“飞观百余尽，临牖御棂轩”。此处的“飞”和“御”两字用得奇特而又合理。这两个字本意都含有强烈的动感，用它们来形容静止的“观”似乎不合情理，但“飞”突出了“观”的高险，“御”在这里虽可解为“凭”，但它与前句的“飞”一结合，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因为既然“观”能“飞”，自然就能“御”了。此外，曹植还注意色彩的搭配，如上述《弃妇篇》中“绿叶”和“丹华”的搭配，《公宴》诗中“朱华”和“绿池”的并提等，都构成了一幅幅色彩学上的冷暖对比、浓淡相宜的画面，使读者浮现鲜艳明丽的观想，从而增强了其诗歌的表现力。曹植在诗歌遣词造句上独运匠心，锻炼加工，使得他的诗在具有深刻内涵的同时又不乏色彩形象，达到了诗歌内质与外形匀称和谐的审美要求。
曹植的诗歌，虽多为五言古体，但具有自然而优美的音律，格式上也更趋整饬。这一特点不仅增加了其诗歌外形的美观，也为永明年间的新体诗乃至后来的五言律诗的出现做了可贵的尝试。曹植的五言诗偶句很多，并且对仗也很工整。如“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君若清路尘，妾为浊水泥”“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 “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等等，可谓俯拾即是。这些对仗工整的句子，虽然不同于后代有些诗人那样刻意雕琢，但也展示了曹植遣词造句的鬼斧神工。他在有意无意之中注意让自己的诗歌具有外在的美，而整齐化一则是诗歌外观美的重要因素之一，沈约认为：“子建函京之作……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作为南齐永明年间新体诗的理论创建人，沈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其中正确的一面是：他看到了曹植这类诗句的艺术效果，即给人音韵自然的印象。不恰当的一面是：不能因为曹植所处的时代没有关于诗歌音韵方面的具体理论就断定他没有经过思考。依笔者之见，曹植的高妙之处，就在于“鬼斧神工”的既巧夺造化又不留痕迹。这就如同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并非得之于率然成篇，而是经过其选择提炼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平淡自然一样。正是象曹植这种看似无意的有意实践，才逐渐给后人积累了诗歌格式上和谐匀称的经验，才有了以后格律诗的产生。因此，曹植诗歌这种自然而优美的音律，实在是他诗歌外在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植对诗歌形式美的重视，改变了前人诗歌古朴率直的一贯风格，从而使古诗变得声情并茂，这对古典诗歌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改造，也为后来南朝诗歌声色大开的局面示现了方便法门。对此，明代王世懋曾说：“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但南朝诗歌，尤其是后来的梁陈诗歌，无视先天底气之不足而一味追求形式的华艳，以致才力用尽，内质贫弱，则又陷入了另一种偏颇，这是不能责怪曹植的
曹植的诗歌不偏重于内容，也不偏废于形式，能取得这种内质与外形“中和”美的成就，当与他一贯的审美观点密切联系。前文说过，“中和”是儒家追求和谐的最高境界，而在曹植的思想中，儒家思想的成分占绝对优势。如他常常在作品中赞美儒家所崇尚的“君子”、“志士”、“烈士”，并将其与“小人”对举：“君子义休待小人德无储” “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等。另外，他对魏国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都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因此，他接受儒家的“中和”观点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曹植劝朋友立身处世要致“中和”：“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认为他们不应为地位低而怨叹，也不应以经营自己的个人事业而快乐，欢和怨都不是正确的，只有“中和”之道才是应当经常奉行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见，曹植是把“中和”做为作品的完美境界来追求的，而他的诗歌创作也的确实践了这种“中和”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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