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书报告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旭麓学者精心编撰的一部富有哲理性的历史著作，全书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和全新的史学视角，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方面面展示了近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读完此书，便被书中独特的哲学思辨和深刻的史学见解所深深折服。

首先，就此书的成书背景而言，最重要的是陈先生自觉地反省建国以来政治对学术的束缚，并力图要挣脱这种束缚，打破政治给学术划定的种种框框，突破建国以来形成的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线索的突破。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往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不同阶级的抗争为线索展开，这样的表述，常会出现“太重政治而轻其他”“只见国家而没有社会”的历史现象，让多元化的历史变成了单一的政治史。陈先生对这种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近代史叙述模式反思深刻：“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思和自我解放之下，陈先生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近代史通史著作。

其次，本书以“新陈代谢”作为标题十分贴切形象。倘若把历史比作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才能健康地发展。

在本书中，陈先生摒弃了旧的僵化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体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变迁做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了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结构上的变化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把“新陈代谢”这一主旨展现成丰富多彩的内容，全面而深刻的还原了近代社会巨变的图景。

而陈先生在论述近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时候，尤其重视社会心理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的每一次外国的侵略都给国人以心理上的震动，侵略越深，震动也越大，近代化的步伐也在这个过程中蹒跚前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都占领了京城，把清廷赶了出去，对传统的顽固守旧心理打击最大，而且经过庚子之变，由传统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解体，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欧风美雨”冲刷的潮流之中，新陈代谢迅速异常；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则直接证明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这种社会的心理变化是推进近代化的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洋务运动，导致了近代化的起步，甲午战争推动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则触生了清末新政，由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进而论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而本书也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理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和阶段的。

同时在本书中，陈先生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并指出“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这说明他治史的过程就是一个自觉运用辩证法的过程，而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革命与改良的分析，都彰显了他辩证法的光辉。例如，关于革命和改良的问题，陈先生一改过去史学界一味赞扬革命、贬斥改良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改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陈先生在该书中全面系统的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积极作用，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绝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取代，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他分析了改良派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再到立宪派的循环代谢过程，以及这三个不同阶段名称的各自含义，认为20世纪初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和对抗形式，实质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二者的对峙表现了革命和改良的不同一性，但对立的双方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则又表现出了同一性。

陈先生一直信奉一个观点，“解放思想就是对自己实行民主”，即要求历史学家能够自由的、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说真话，而这也正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学家公认的史学求真的宝贵质量，在本书中也可见到这种拨云见雾之行动。例如，前人论及辛亥革命的失败都认为是孙中山将总统位置拱手相让，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但陈先生则洞察到“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归于孙中山的拱手相让，也不能完全归之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袁世凯能夺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只是因为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这时的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的心目中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孙中山在时人看来是只会发动暴乱，而不能建立社会秩序的形象。而袁世凯此时的形象“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因而人们选择了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凡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不得不佩服陈先生深厚的文字功底。陈先生用朴实洒脱而又优美的语言揭示了深刻凝重的道理，而这则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如他用“日本冲来了”描绘甲午战争的场面，用“欧风美雨”形容20世纪初中国的迅速西化的史实。如此鲜活的语言，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读者都读之兴趣盎然，嚼之回味无穷，我想这也正是这部历史著作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

参考书：

1.《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2.《简明清史》：戴逸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历史之岛》：[美]马歇尔·萨林斯，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佩雷菲特，王过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何伟亚，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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