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中应用的社会分析方法

发布时间：2014-06-11 17:48:3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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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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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快要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抗战形势进行分析时做出的调查研究报告。《论持久战》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等各方面有着珍贵的研究意义，在此对其中运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作简要小结。

【关键词】论持久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六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客观地分析中日两国抗战形势，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观点，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提供了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指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运用实践为基础的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系统分析、社会矛盾分析、社会历史主体研究等方法，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科研究方法。

一、以实践为基础的调查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阐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第16页），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社会生活的总和，而人的认识也是来自实践。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自觉、科学地运用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抗战进行了全面准确的了解、分析和判断，为中国共产党做出正确的抗战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实践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在实践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首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对各种信息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这两种抗战论调迷惑了人们双眼，该怎样论证其错误，毛泽东展开了科学分析：（1）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比较弱。这决定了当时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和中国不可能速胜。（2）日本的战争是退步、野蛮和非正义的；中国的战争是进步和正义的，再加上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由此造成了日本的必然失败和中国通过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3）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这一点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4）日本在国际上失道寡助，中国在国际上得道多助。正是由于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正确分析的中日两国的国情，才得出了“中日两国的战争是持久的战争”这一正确的论断，为制定正确的抗战政策提供了根据。他强调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以科学实践为特征的唯物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从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方面全面分析，最终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日本终将亡、中国必然胜利的结论。正是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客观的对中日战争进行了调查分析，才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实践，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人的思想和行动虽然受客观环境、客观规律决定，但人在客观环境、客观规律面前也不是毫无自由的。一方面客观环境、客观规律对于人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人对环境变化发挥着能动作用。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且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第17页），即人与环境如果处于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双向变革之中，那么人与环境能够实现同时发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3]（第478页）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环境，使其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前进，抗日战争亦是如此。毛泽东说：“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被被动”[4]（第491页）。

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对于系统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钱学森先生说：“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且此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5]（第143页）。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整体加以思考的研究方法，它根据系统的性质、关系、结构，把对象的各个组成要素有机的组织起来加以思考，研究系统的功能和行为，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运用了系统研究方法，为系统研究方法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在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研究方法。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包括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上层建筑系统、人口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同时，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即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各个社会层面、各种社会因素和各种社会关系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制约所构成的社会整体。既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那么分析问题想要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把握好整个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只有充分考虑到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客观、更加符合实际。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6]（第440页）在这里，毛泽东运用社会系统的研究方法，在分析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时，首先把中国国内的情形看作一个大的系统，因而指出，其原因是组成这个系统的多方面的因素即全国党派、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他又把中国国内的情形看作是一个子系统，从国际方面和敌国方面分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抗日战争有利的积极的因素。最终毛泽东指出，要战胜万恶的日寇，就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式时便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的有机体，对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从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上层建筑系统、人口系统、自然环境系统做了全面的分析和对比。毛泽东具体指出“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组织能力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敌小我大：日本是一个小国，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感缺乏，战争是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进行的，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国则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广土众民，能够支持长期战争。”[7]（第460页）正是毛泽东对社会系统有机体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得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一准确的结论。

三、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中日战争的矛盾自始至终地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论原则。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特殊性。分析事物，必须着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是各种事物之间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正是通过分析中日战争矛盾的特殊性来揭示战争的特殊本质及其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根据的。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要分析矛盾的总体，而且要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大略的揭示了中日战争总体的特殊性和特点之后，有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两个方面，分别从中日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分析，分别仔细地考察它们的特殊性或特点，以求对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有更清楚地认识。而且在分析之后，又把各方的各个特点对立和联系起来，认识中日矛盾的总体特点，并据此制定指导方针。

抓住基本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一个复杂的事物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矛盾，分析矛盾的时候，首先应抓住基本矛盾。客观事物的性质是由它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抓住了基本矛盾，就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当时的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8]（第437页）因此，中日双方有几个互相对立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战争的基本要素，也就是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这些基本特点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论持久战》抓住这些基本特点，把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连贯起来，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内在规律，正确地预见了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根据这些基本特点，首先解决了胜与败、持久与速决的矛盾，正确回答了抗战的前途问题。中国是大国、进步、多助。日本是小国、退步、寡助。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是，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中国要取得胜利，必须经过持久的战。

全面分析矛盾的两个方面，防止片面性。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抓住基本矛盾的同时，还必须全面的分析矛盾的两个方面，全面、客观地的分析矛盾是辩证分析的重要要求。《论持久战》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从日本方面来说，它的长处在于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但是日本也有它的短处：帝国主义的野蛮性和落后性，以及失道寡助等。从中国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上不如日本，但是中国地大、人多、兵多，得道多助。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是一个都不能忽视的，忽视了其中的一个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如果只看到我进步、敌退步这个特点，但是进步的一方也会有灭亡的可能性；如果只看到敌小我大这个特点，但是以小灭大也是常有的。所以，持久战是全面分析双方的特点所得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没有全面分析双方的特点，他们在方法论上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毛泽东通过全面分析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到了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既要看到矛盾的转化，又要看到矛盾转化的条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两种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亡国论”把生动的、可动的同一性，看作是凝固的僵死不变的同一性，将一切事物看作是静止不变的，在他们看来，中日双方强弱形势是固定不变的，日本强则永远强，中国弱则永远弱，因此会亡国。“速胜论”则走到另一极端，将同一性看作抽象的、主观想象的东西，否认矛盾转化需要一定条件，离开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去追求战争的速胜。毛泽东则深刻的认识到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为现在中国虽然弱，但是只要坚持持久作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任何矛盾都存在着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并由于两个方面的斗争而促使矛盾转化，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抗战初期，敌强我弱，敌方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处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中日双方强弱对比及其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也都是暂时的、可以转化的。经过斗争，我方可以由弱转强，敌方可以由强变弱，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矛盾双方是可以转化的，但是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一定的条件，矛盾双方是不会转化的。《论持久战》一方面认为矛盾双方能够转化，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一系列的斗争。

四、社会历史主体分析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研究人类发展史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论持久战》中始终坚持运用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研究方法来论述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中国会有最后的胜利？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历史主体的研究方法始终贯穿在整个篇章之中。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9]（第514页）它强调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日寇。这都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反对英雄史观，强调群众观。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矛盾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反响，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提到如果战争过得太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将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回答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不仅在战争的主体上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而且在谈到战争的战略方针上，《论持久战》也体现了历史主体的研究方法。《论持久战》提出，在战略方针上，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惊醒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额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只是全国农民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

相反，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的退步和野蛮，这最大的激起了其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它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种力量会施其压力与日本的自身。这种失道寡助的规律，是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本性导致的，这不符合日本人民群众和国际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会断定日本一定会失败，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中国一定会成功。

参考文献：

[1][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