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1200字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1200字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1200字一：　　这本《清教徒的礼物》一书讲的是1620年一艘捕鱼用的小船离开英国港口，用了整整65天艰苦航行，船上102名清教徒(中途去世一人，新出生一人)到达新大陆，通过协商签订了《五月花公约》，这成为美国的立国基础。



　　在美国建国诸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不尚虚谈，从不怀疑美国的未来;他们多是“工匠”，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杰弗逊善于做钉子，潘恩是胸衣匠;他们个性不同，意见常常相左，但争论之后，合作如常;此外，他们都有过人的组织能力。但为什么最后美国超越了英国?因为在传统清教徒主义的基础上，美国人又加入了法国人重视科技的精神。

　　扯回来说说《华为基本法》，这个代表华为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部立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告诉世界，华为为什么成功?

　　那么华为为什么会成功了?任正非曾在华为XX年新年献词中写道：“我们这些平凡的15万人25年聚焦在一个目标上持续奋斗，从没有动摇过。就如同在高压下从一个小孔中喷出来的水可以切割钢板，从而取得了今天这么大的成就。”这就是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力出一孔”出自《管子·国蓄》：“力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我们今天看XX多年前管子的这段话，结合这次参观的观感，其实感触还是很深刻的。例如华为在畈田的园区大得，从这个园区到那个园区需要坐几分钟的摆渡车;比如湖中游弋的从澳大利亚购买的黑天鹅及近距离与人友善的举动，这办公环境要不要太好了;比如就在园区中就能体验到非洲、南亚、日韩正宗的饮食，因为每天都有大量这样的进修人员来报道……这些都是表像，而这些表像折射出来的本质就是“力出一孔”的华为战略精髓。

　　就像《基本法》向未来承诺的一样：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级先进企业”(第一条)，华为二十年就坚持做了这一件事。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1200字二：　　《金融时报》将该书评为十大年度商业读物，显示了产业界重温信仰对领导力的重要性，而放弃进步运动中人定胜天的狂妄。该书作者霍博兄弟，哥哥肯尼斯是美国企业中的一名工程师，弟弟威廉则是伦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在钱德勒、德鲁克等大师的鼓励下，他们几乎用了50年来完成这本书，考证各种史实，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清教徒，是指最早一批移民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在十七世纪，他们试图在美洲的新英格兰陌生的国土上创建新的神的国。清教徒清楚地明白他们在新大陆的创业是来自神的呼唤，他们的创业与管理，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召唤、所使唤、所命令、所安排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既是每个个体天赋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感谢神的恩召的举动。为此，创业所赚取的金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实现上帝安排的任务。本书高度评价清教徒的创业活动为美国建立一流管理文化的贡献，称赞这种信仰所形成的精神正成为美国管理对世界的贡献。

　　清教徒有4方面的特征，构筑起美国的管理力量：

　　第一，是建造“山顶之城”(as a Citty on a Hill)的使命感，这种感召形成美国人对未来特有的乐观主义。1611年，清教徒牧师约翰·温斯罗普在横渡大西洋时在亚贝拉号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宣言，说：“这次目的，就是与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顶之城’的使命。......我们同主订立了公约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受命而来。主授命我们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果主高兴听到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安全抵达我们的‘乐土’，那么主就批准了公约，授予了我们这一神圣使命......”。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顶之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里根非常喜欢这句话，将美国称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经常在他的演说中使用，以鼓励美国人民;而后续者，如曾竞选美国副总统的佩林，谷歌公司的创始人Larry Page与Sergey Brin都将它作为使命。

　　第二，是愿意躬身亲为的技师文化。清教徒到达新大陆后，任何作物的生长、物品的制造都要从零开始，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多种工作的多面手，放弃旧大陆的等级文化。这种躬身亲为的精神也反映在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他不为参与起草美国宪法为荣，反倒强调自己从事的印刷业：

　　印刷业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

　　长眠于此，作蛆虫的食物。

　　象一本旧书皮，内容已经破碎不堪，书面的印字和烫金也剥掉了

　　然而，他的工作本身绝不致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

　　经过美好的校正和修饰，

　　将成为更新更美的版本。

　　美国的清教徒对欧洲人轻视的手工劳作充满了热情，认为这些作品能作为对上帝的荣耀传承下去。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CEO亲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会很自豪地记载在自己的传记中，以显示自己是多纯的“美国人”。我到美国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美国风险投资钟爱车库里的创新。到了美国买房子时才发现，许多美国人的两车库、三车库大的房间，堆满了各种工具，有的美国人索性将其改造成工作坊或制作室，闲暇时间就自己打磨、制造各种器具，而让自己的爱车在外边风吹雨打。家居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卖得最火的也是各种器具，DIY杂志大行其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敢为、亲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不像中国孩子对化学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却不会自己制造一张椅子。

　　霍博兄弟认为，正是这种文化，使大规模制造能在美国脱颖而出，而不是在英国。当时，美国的熟练技工急缺，原材料的开采也少，为此，美国人特别崇尚“机器的机器”，象蒸汽机、车床，比学徒制培养了广泛技工的英国更快地使用这些现代制造业所需的母机，也使各种零部件能够互相通用，这样生产线的原型第一次在十九世纪罗斯威尔·李上校的兵工厂中得以出现，为几十年后的福特制打下基矗

　　第三，是清教徒相互协作的精神。这也是清教徒在建立殖民地时生存的关键。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说：“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onwards and upwards)”。但与中国的少先队不同，其管理不是由教育部直到学校进行垂直管理，而是一个水平型的组织，更靠家长的参与自主管理，活动包括野外露营，培养儿童在山野户外的生存能力，提高健康与耐力，学习急救和救生，培养骑士精神，提高爱国主义和公民权责等等。女童子军与男童子军更是相互独立、竞争的组织。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很多，这就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矗霍博兄弟记录了一位英国钟表厂商1857年访问美国后的观感：“如果一位制造商想在美国发明一件新机器，其他人都会积极参与，发现错误，他就会帮助改正;而英国人正好相反”，这位钟表厂商最后把他的工厂从英国搬到美国。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成为现代大规模制造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与这种精神相关，而匿名的BBS论坛在美国就没有中国热乎。

　　第四，是清教徒的系统组织能力。牧师温斯罗普提倡：“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悲哀，一起劳作，一起承担。”在清教徒建立早期的殖民地时，必须“众人如一”，用系统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劳作、垦荒、建造房屋与种植园。正如《华尔街日报》在感恩节号称一百年不变的社评(我总共看到三次)：当时的美洲大陆对这些清教徒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非今天的富足资源，美国人应该时常感恩这批乘“五月花号”登陆的先驱所遗留的奋斗精神。霍博兄弟认为当时的英国也有着水力磨坊、蒸汽机与机床等系统，但美国人更善于系统化，结合创新技能、冒险精神、远见与营销能力，成为清教徒增长经济与财富的伟大引擎。

　　清教徒的这些伟大礼物，是罕见的创建组织和管理组织的能力源泉，对后世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霍博兄弟指出的，它们对后来美国国父的政治创举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都有着巨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在文明世界边缘建立的13个自己改变命运的殖民地，已经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遥相呼应(本书中，新教徒与清教徒是同一类人)，霍博兄弟大胆地提出，美国清教徒的管理文化甚至成功地移植到了日本。在书的第十章里，霍博兄弟列举了下列史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罗斯福新政一样的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自下而上的管理”(bottom-up management)，由此建立起日本式管理的开端，并把一个贫穷的、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送上世界第二富国的位置。例如三菱家族的领导人，至今保存着麦克阿瑟占领期间美国人翻译的管理文件;而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生产”理念中的十四个原则，许多传承了清教徒的精神，例如建立质量管理的文化中一个原则是通过不断地反省与持续改善，以变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霍博兄弟对美国管理80年代开始的堕落义愤填膺，与先锋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博格一样，猛烈抨击以股东价值为基础的金融资本主义倾向，认为长期资本、安然、雷曼兄弟等丑闻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美国的管理已经脱离了清教徒的传统，才造成了金融危机。同样，明茨伯格在最近的《MIT斯隆管理评论》上献言，应废弃高管期权。如果经理人纯粹是为了高薪才接受CEO的席位，他必然像安然、雷曼的CEO一样将公司带领到错误的方向。

　　霍博兄弟的书虽然讨论的是管理的历史，但对中国的经理人一样有很好的借鉴。一个企业，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建立不起自己的信仰，必然如行尸走肉、人亡政息。清教徒追求建立“山顶之城”的信仰，与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伦理是一致的，这与只谋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今天胡润的财富榜变成企业家的原罪榜，只说明中国的企业家如果只是一味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力勾结、进行不合理的投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必然也会导致今天美国金融危机一样的命运。

　　美国历史学尼尔·弗格森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的课程名为“西方统治：世界强国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在过去500年间，西方获得相对于东方的优势来源于六大因素：资本主义企业、科学方法、基于财产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传统帝国主义、消费者社会，以及清教徒所代表的工作伦理。中国正在复制其中的大部分，但其中的最后一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改良或补充霍博兄弟所说的“繁荣的伟大力量”吗?

　　无论如何，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歌声会让冰冷消融。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1200字三：　　论及基督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西方学术界早已有许多成果。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本著作，当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著作。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韦伯从宗教和文化价值观角度出发，探讨了宗教、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社会行为。

　　继韦伯之后，有许多学者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在思考研究，惜乎超越者寥寥。当然，不同的思考各有各不容抹杀的作用与贡献。若将学术研究视为一座大厦，则多一些添砖加瓦者，总是不无益处。《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砖”与“瓦”。两位作者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从美国管理文化的清教渊源入手，仔细书写的却是美国管理文化的演变历史。透过此书，美国管理文化如何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促使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强国而崛起，便有了生动的解释。两位作者还将话题引申至美国管理文化在日本的成功植入。“西方三贤士”在日本发生的故事，他们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进步所贡献的价值，在作者的笔下，有细致的描述。

　　对很多国人而言，清教徒的概念并不清晰。作为一场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清教徒运动在英美两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清教徒的礼物》虽非宗教类著作，但既然谈及清教徒精神之于美国管理文化的意义，自然也少不了要花些笔墨来讨论清教徒的思想与观念，尤其是对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有比较深入的叙述。

　　清教徒群体的思想与观念，与其对纯洁信仰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清教徒的美德，是他们信仰之根上结出的果子。他们注重友爱、宽恕、诚实和节制;他们强调节俭是美德，同时也强调进取;“他们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换句话说，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的;他们认为促进社区与社会的变革，建造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亦是天职。另外，清教徒普遍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播。

　　那么，清教徒的理念又是如何与美国的管理文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在《清教徒的礼物》中，作者对此也有讨论。熟悉美国历史者都清楚，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深受马塞诸塞湾殖民地时代的影响。清教徒移民的思想观念，为美国的国家信念奠定了根基。从其教义出发，清教徒移民要在北美建造人间天国、建造“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他们倾向于自己动手、凡事亲力亲为，在艰难的环境下锻炼、展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们要将“战场、账房、市场”均变成修行之地，奉行的是“建工厂就是建教堂”的理念;他们重视个体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正因此，两位作者认定：美国工商界在不断演变，但其核心一直没变，这个核心就是同时尊重个体的权利与集体的权利，且两者兼顾得很好。作者相信，这也是一种共治(collegiality)，而共治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与文明社会。

　　清教徒移民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是馈赠给后人的厚重礼物。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幽暗悖逆且充满信仰危机的时代里，清教徒的礼物着实催人反省。本书以“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为副题，自然是指向XX年以来的这轮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摧残。理解此轮金融危机的本质者都很清楚，许多问题绝非在经济、金融层面就能够解决。因为根子出在人心，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与华尔街的贪婪紧密相关，自大和贪婪才是罪魁祸首。

　　这样的“馈赠”，也很容易令人想起英国汇丰银行前主席斯蒂芬·葛霖对“金融废墟”的理解。葛霖目前担任英国贸易与投资部长。在一本名为《金融的王道》的著作里，葛霖深刻批评了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倡导“可再生金融”，呼吁要从浮士德式的交易转向真正的价值。他清醒地提出，人们要在回答具有终极意义的命题的基础上去审视金融危机的本质。如果说，葛霖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来回答“金融废墟”问题，那么，《清教徒的礼物》则是从提供经验的视角给出了解决方案。

　　美国的管理文化，最为引人注目的长处，即是充满了活力、富有流动性，也富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美国能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强国，以及未来能继续保有其竞争能力，都得益于美利坚深层次里的精神特质，得益于美国人曾经珍视的清教传统。反过来说，倘若美国远离那些支撑其商业与经济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也就将自己未来的繁荣与稳定置于某种险境之中了。这是本书的警告，也的确可能成为现实。

　　因此，经过本书两位作者的努力，让读者从清教徒精神的视角审视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演变历程，并透过这段历程去理解美国企业、美国经济如何一步步走向强大。这种管理文化向日本移植并获得成功，则是另一个例证。“二战”之后，日本被动地提供了一个美国式管理文化的实践场所，却在不经意中受益良多。在这个意义上，清教徒的礼物已让更多的人获益，让更多的人梦想成真。

　　在谈及美国管理文化时，本书也触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注定富有争议性的命题。两位作者对商学院价值以及所谓万恶的“专家”崇拜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荒唐的职业经理人现象无处不在。职业经理人对所在行业并不熟悉，或者是只会倒腾数字的MBA管理着真正懂行的员工。作者高度推崇技术和技术人员，而非“财务工程”——他们认为前者是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而后者只是在耍小聪明。这样的观点，与其对金融危机的批评态度也是一致的。清教传统珍视的是诚实的商业，而非金钱与财务数字本身。当然，作者过于负面地看待金融行为，也很容易走向偏颇。

　　从写作角度来看，本书颇有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意味。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就美国经济来说，新技术的推动、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以及制度因素等，都对推动经济成长贡献了重要的作用。《清教徒的礼物》也写到了法国技术带来的普遍影响，但对其他因素的作用过于忽略。这多少也让人读后有偏颇之感。

　　“只有你知道走的是什么路，才会知道你将走向何方”，古老的谚语至今仍有启示意义。清教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曾经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管理文化与经济发展，并还将继续产生影响——这一点，并无疑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式市场经济而言，清教传统当中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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