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传播
摘要：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科学是源于实验室的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就是福柯意义上具有塑造场景作用的权力关系。科学传播本质上是实验室的权力关系对整个社会的标准化重构，同时又是社会对科学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去标准化”反向重构。科学传播具有政治学维度。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科学传播权力标准化实验室Abstract:Fromthepointofviewofphilosophyofscientificpractice,scienceislocalknowledgeoriginatedfromlaboratory.ScientificknowledgeispowerrelationinFouculteantermwhichhasfunctionforshapingsituation.ScientificCommunicationisstandardizereconstructiononwholesocietybypowerrelationwithinlaboratory,andmeanwhileisde-standardizereversereconstructiononscientificknowledgeandpowerrelation.Scientificcommunicationhasthepoliticaldimension.
Keywords:ScientificCommunication,Laboratory,PhilosophyofScientificPractice,Powerrelation,Standardization
一、科学知识的地方性
科学传播何以可能？科学传播为何必要？通常的假定是，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超越民族国家、时空地域的限制。而在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又总是仅仅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大多数人缺乏起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在科学的客体普遍性和主体地方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即科学无限的应用范围和有限的掌握人群分布上存在着矛盾。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科学的威力，就只有努力传播科学知识一途。
然而，从科学实践哲学新成果来看，这个假定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近代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实验室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构建一个人工的简单化“世界”，使得原本异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更容易把握，容易控制，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就是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知识发展上突飞猛进的原因。“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世界‟来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1]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
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1]，107）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
通过隔离和操纵而获得的实验结果必须要受到严格地追踪。更进一步，“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初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1]，107）通过对实验室中所建构的微观世界的所有成分进行全面地监控，即对每一部分进行分类、编码、归档、记录身份、定位和处理，就可以确保研究对象完全处于研究者的掌控之中，并且使之高度接近于理想模型所描述的状态或性质。
为了获得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中科学研究人员也必须要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掌握实验操作要领，规范自己与研究对象打交道的行为，严密控制和记录自己的各种操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科学实验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此，科学实验的控制和操纵不仅介入和操纵自然事件，
同时也改造和控制着参与研究的人的活动。
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于外在我们的世界的表象，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产物。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也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能得到证明。例如，自由落体定律只有在抽真空的实验室条件下才会得到严格的证明。否则，在空气阻力等干扰下，自由落体定律根本不会严格准确地表现出来。因此，科学知识的获得与证明，都是高度依赖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践方式的，是高度地方性的知识。
二、科学知识与权力
近代以来流行的知识观和政治观认为，权力只涉及到人际的关系，是随着人类的意志和认识不断改变的；而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则关乎自然世界的客观性质，与人类的意志无关。所以，尽管权力虽然可以压制或鼓励知识的发展，但是只能对科学产生外在的影响，知识本身是否正确与权力无关。这种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假定知识只是对世界的表象而已。按照这种假定，知识的发现和辩护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前者依赖于各种特定的情景，它与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而后者则与客观世界的普遍特征有关，与具体情景无关，因此也就与权力的运作毫无关系。
实际上，弗兰西斯•培根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也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这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发
现。因为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根植于实验室中科学现象的建构和操纵。这种建构和操纵不仅建构了新的现象，同时也发展出了新的技能、揭示了新的真理。而这种场景和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参与科学实践者以及行动的限制方式和重构方式，劳斯认为这就是西方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劳斯说，“权力恰恰是这种场景或塑造的特征，而不是其中的事物或关系。与权力相关的，是处于场景中的解释对场景本身的重构方式，对行动者及其可能行动的重构方式和限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