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及时代意义

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及时代意义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丰碑，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活动家，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新闻思想家。戈公振语：“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一、梁启超的报刊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他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报刊编辑观

梁启超在二十多年的办报活动里，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他的编辑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论说四条：“公”、“要”、“周”、“适”；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 他在编辑《中外纪闻》时，开创了“一事一议”的短评栏，在编辑《新民丛报》时，专门开辟了“国闻短评”栏。

二、梁启超的报刊思想的时代意义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总结、丰富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也对中国现当代新闻事业各方各面发生重大影响，对现当代从业者产生了榜样作用和启示作用。

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志士通过报刊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近世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冲击封建的文化专制和思想桎梏，还提出民族主义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建国目标，从理论上论证了救亡图存的必要性的迫切性，唤起了民族觉醒。提出了“新民”的历史任务，广泛介绍西学，并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传统的旧学，推陈出新，在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展开了颇有成效的资产阶级启蒙。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报刊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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