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和魏源

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所认识。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①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作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鸦片战争爆发后1 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发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 页。

第一节龚自珍

生平事略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 年8月22 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 年9 月26 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 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 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4 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 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 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 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腐败、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①。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③。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 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1 页。

　　② 同上书，第36 页。

③ 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48 页。

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①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 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 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 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 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 月26 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 岁。

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① 《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41 页。

　　② 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18 页。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0 至35 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0 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③，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000 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①。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③。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专制。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 页。

　　② 《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88 页。

　　③ 《明良论三》，同上书，第33 页。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 页。

　　②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 页。

　　③ 《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0 页。

　　④ 《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31 页。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①。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国军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②。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学术思想

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①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0 页。

　　②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 页。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 页。

　　② 《龚自珍全集》，第346 页。

　　③ 《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 页。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①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 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

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 页。

　　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①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②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帱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世长辞。

　　① 《咏史》，《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71 页。

　　② 《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09、517 页。

第二节魏源

广泛问学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 年4月23 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 年3 月26 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 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0 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腐败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②。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④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①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

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 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①，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②。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陆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① 《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8 页。② 《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228 页。

　　③ 《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48 页。

　　④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7 页。

　　① 《都中吟》，《魏源集》下册，第675—676 页。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祸，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③。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④。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①。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发“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① 《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 页。

　　②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魏源集》上册，第329 页。③ 《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 页。

　　④ 《筹河篇上》，《魏源集》上册，第367 页。

　　①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6 页。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超出探掘阐发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参与抗英和编撰《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①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发愤撰写了《圣武记》14 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发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0 卷，4 年后增广至60 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00 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中，还没有达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87 页。

　　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 种版本以上①，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②。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③。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④，而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①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甲出身。

① 黄丽镛：《魏源年谱》，第228 页。

　　② 《海国图志叙》。

　　③ 《海国图志》卷37。

　　④ 《海国图志》卷2。

　　① 《海国图志》卷2。

　　 (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①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0 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发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①。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发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②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发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超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专制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① 《海国图志》卷37。

　　②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02 页。① 《海国图志》卷2。

　　② 同上书，卷59、60。

　　③ 《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55 页。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③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①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

道光二十四年（1844），51 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②。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 省，行程8000 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 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①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②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③。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 岁。

　　① 《筹海篇二》，《魏源集》下册，第858 页。

　　② 《香港岛观海市歌》，《魏源集》下册，第740 页。

　　① 《清文宗实录》卷88。

　　②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8 页。

　　③ 据《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香港听容闳回忆，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贤“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又李柏荣《日涛杂著》：“默深声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

第三节龚、魏的不同性格

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①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絮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絮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 卷、《定盦外录》12 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②。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③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④他对现实的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①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②“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④。

　　① 《甲寅杂志》第1 卷第7 号。

　　② 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03 页。

　　③ 《甲寅杂志》第1 卷第7 号，《魏源集》未收。

　　④ 《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51 页。

　　① 《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册，第600 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56 页。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 页。④ 谭嗣同：《论艺绝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77页。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探索。龚自珍和魏源，以他们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调，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后100 多年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史诗中，不断闪耀出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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