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新指标-幸福指数

发布时间：2015-08-28 20:25:5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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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之调研讨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新指标

——幸福指数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认为，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简称NH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居民生活与幸福水平的指标工具。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

20世纪70年代,南亚的不丹国王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一概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不丹的实践引起世界瞩目,西方很多国家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纷纷研究并计划设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幸福指数”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是在2005年“两会”。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2007年“两会”结束，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到“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2008年，温总理再一次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为了让人们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2010年3月份，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提到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将“幸福的标准”解读为“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2011年，不少地区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增加居民“幸福感”，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重庆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调控写入规划，并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一些关于幸福指数的统计体系也纷纷出台。如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充分考虑湖北省情这一特定性要求的基础上，湖北省将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等七个方面。山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国际幸福指数研究组成员邢占军提出了由十个次级指标，构成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遂宁（属四川省）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季铸研究完成的《遂宁国民幸福指数发展报告》2011年4月30日通过了由遂宁市委、市政府和国家统计局遂宁调查队主办的专家评审会评审。此指数被称中国首个“国民幸福指数”。《遂宁国民幸福指数发展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共分为国民幸福指数框架体系、国民幸福指数分析方法、国民幸福指数分析流程等14个部分，包括48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形成空间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政府管理、社会安全等8个大类指数，最终形成遂宁国民幸福综合指数。遂宁国民幸福指数0.8608(1为最高，0为最低)，在绿色经济发展和幸福社会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心理学科对收入和幸福程度之间的关系调查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处在较低阶段时，人们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度非常紧密，但是，一旦超过了一定水平线，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在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所有变量中，收入水平决定其幸福感的比例不会超过2%。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种界限：只有当GDP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的追求；而当GDP超过特定界限之后(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将变弱。追踪性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人们的幸福感程度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相反，压力感却有所增加。因此，GDP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程度的根本性指标，但不能作为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幸福程度的根本性指标。

据香港《文汇报》2010年7月16日报道，2005至2009年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得出“人生评估”幸福指数。指数高的人属“生活如意者”，其它则为“处身逆境者”及“饱受折磨者”。研究人员根据每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得出排名。此外，受访者又被问及之前一日的幸福程度，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得出“每日体验”幸福指数。香港位列第81。中国大陆排名125。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4个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头5位，原因是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富足，国民基本需要得到较大满足，所以比较幸福。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227个国家的经济数字，丹麦2009年的人均国家生产总值是3.6万美元，优于其它196国。但盖洛普又指出，国民收入虽和幸福有密切关连，但心理和社交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也是幸福关键，这正好从“每日体验”幸福指数反映。例如哥斯达黎加虽然国民收入不高，但在调查中排名第6，正是因为社交网络紧密，国民常常感幸福。该国的“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为8.1，比丹麦还要高。

2011年5月2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人可从自身关注角度出发来测自己的幸福感，进而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可以对比各自民众的“幸福”水平。这一指数包括11项内容——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每人可在经合组织网站上线测试，在11项内容中选取若干项，再根据个人关注度构建属于个人的参考指标，所得指数可体现出他本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进而经过加权计算，再对经合组织成员国民众“幸福指数”进行排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美、英、德、法、日、韩、以色列、智利等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目前成员国总数34个，总部设在巴黎。）

据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和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的统计结果，青岛，杭州，成都，大连，金华，威海，无锡，常州，惠州，宁波，排2010年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前十。据浙江在线杭州2011年8月8日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在香港浸会大学发布“2011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杭州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成都、青岛、长春、重庆位列前五，而北京、上海分别排在第95、97位。据东时新闻网2012年7月27日消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进入前十强的城市为：青岛、杭州、惠州、成都、长春、南京、哈尔滨、烟台、苏州、重庆。身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北京、上海幸福感却不尽如人意，分别排名第94位、96位、99位，几乎在参加排名的100个城市中垫底。有关研究指出，交通拥堵、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精神压力等“大城市病”严重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也有不少人认为各种幸福指数排行榜华而不实，他们针对城市频发的交通事故、路面塌陷、火灾、儿童受侵害等安全问题，提出最应该评出“最安全城市排行榜”？

据搜狐网2013年8月6日消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2013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前十为：青岛、杭州、惠州、哈尔滨、南京、烟台、成都、苏州、宁波、信阳，香港位列第十六。今年该排行榜中所说的城市幸福感，是指城市市民主体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

据人民网2013年07月26日消息，近日，和讯网推出了《全国各地幸福指数》报告，排名全国前十的省区分别为江西、湖南、内蒙古、河南、山东、吉林、河北、福建、海南和安徽，北京为第23名，而上海则为最后1名。这次数据报告利用复杂的公式，计算出不包含任何主观感受的幸福指数。计算公式包括五项数据——就业与价格指标、房价承担指标、税收承担指标、城乡差距指标与空气质量。五项数据相乘得出结果，第一名的江西为0.44，最后一名的上海为0.08，吉林为0.31。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我省政府机构专家说，幸福指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因为每个地区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不一样。在他看来，幸福就是群众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生活没有压力，群众的精神诉求能得到满足。“比如我想看场文艺演出，吉林就有，票价也能买得起，这就是幸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说，目前，人们的生活已走上富裕的物质生活道路，但在物质生活充实的阶段，人们还会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一种充实的、健康的生活，迫切需要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幸福是，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对人的生理的满足，比较充实的精神生活对人的心理需求的满足，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对人的伦理需要的满足。这样才会有真实的幸福感。” 长春市民赵先生说，“我觉得挺幸福的，这种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我爸妈50多岁了，但是身体非常健康，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幸福。房子虽不大，但是我也有，车子不高级，可是咱也不缺！这样的生活不幸福，怎样才幸福？”幸福感不是与别人比出来的，幸福感是现在与过去比，自己与自己比。幸福与否，只有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市民才有发言权，幸福是不能被量化，更不能被统计的。记者采访中，许多市民表示，幸福感主要由收入决定。不断改善和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应该是每个城市的重要使命，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幸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

另据大众网2012年11月9日讯，日前，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小康》发布"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六成受访者感觉"幸福"，比去年高出0.4个百分点。在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健康和婚姻排在前三位；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占据最前面位置，而快递员、司机、保姆、矿工则在排行榜中处于末端位置。]

相关资料链接：休闲关乎人们生活幸福指数

如今，休闲作为关系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正日益被人们重视起来。休闲是指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的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科学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能量的储蓄和释放，它包括对智能、体能的调节和生理、心理机能的锻炼。休闲发端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又为人类提供了闲暇、伴生了闲情逸致。休闲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缩影。休闲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水平紧密相连，并相互作用。

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2013年5月19日，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委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北京零点指标数据公司完成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发布。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休闲时间还有提升空间。调查显示，我国国民在工作日，空闲时间仅占24小时的13.15%，低于发达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有关数据，OECD各国居民的休闲时间占24小时的比例平均为23.9%。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国民的休闲时间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家庭式、大众化休闲特征明显。在休闲活动中，看电视、聚会逛街、锻炼身体、读书看报、上网休闲排前五。聚会逛街、锻炼身体、逛公园是最经常从事的三大离家休闲活动。调查显示，国民休闲活动选择的家庭式、大众化特征较为明显。三是异地旅游休闲消费支出最高。调查显示，涉及开支的各项离家休闲活动中，异地旅游休闲消费支出最高；不同地区、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者之间差异明显。四是对公共休闲设施需求度高。受访者最渴望增加或改善的前五项是：小区/村公共休闲活动场地及相关设施、社区/村民活动中心、绿地/广场/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及其他开敞空间、散步/跑步/骑自行车专用道、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展览馆/动植物园/科技馆等。这五项全部属于公共性的休闲空间或设施。五是认可休闲的正面价值。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对休闲的心理认同高于现实选择。受访者在总体上认可休闲的正面价值和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屈从于挣钱、事业和生活中其它事情。六是休闲动机以提升生活品质为主。调查结果显示：放松、新知、社交是人们参与休闲的主要动机。不同群体的休闲动机有一定差异。七是多种因素制约国民休闲。时间、经济、外部环境、休闲供给是最主要的障碍。（第一，时间因素。带薪休假制度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国民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外出旅游休闲。第二，经济因素。目前国内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也成了国民旅游休闲的一种阻碍。因为担心养老、医疗，所以必须趁着年轻的时候多挣钱，多攒钱，为今后的退休生活做准备和打算。那么，为此而牺牲旅游休闲时间，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第三，环境因素。国内景区景点水涨船高的门票，个别地方混乱的旅游秩序，零负团费，欺客宰客现象，都成了阻碍国民旅游休闲的一种负面环境因素，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外界看法”中的“他人对活动的负面看法”、“担心影响个人形象”、“家人不支持”等也是制约国民休闲的主要因素。八是休闲满意度良好。在“心智、放松、社交、健康或生理”等四个维度的休闲满意度中，对“休闲达到了放松效果”的认可度最高，其他依次为心智、社交和健康。另外，六成学生认为高等院校有必要调整寒暑假，五成多学生认为中小学有必要安排春秋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