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求真务实

　是否求真务实，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人价值观的外在反映。一个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必定努力去求真务实；一个坚持个人利益至上的人，肯定不会去求真务实。要成为求真务实的忠诚实践者，必须有求真务实的能力，知行统一，言行一致，注重践履。做到求真务实，制度很关键。求真务实，不仅表现为一种作风的源泉，更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质。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党一贯倡导求真务实。今天又赋予了求真务实新的思想内涵，把它提高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求真务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以贯之则更难。
　　价值观决定了想不想做到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本身是一种价值取向，其中蕴含着价值观。价值观反映的是一个人对待事情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就是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需要什么、坚持和追求什么。是否求真务实，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人价值观的外在反映。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拥有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还是拥有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想不想做到求真务实。
　　一个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必定要努力去求真务实。这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道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这由衷的心声感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他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困，所以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敢于冲破“姓资”、“姓社”的束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彭德怀同志亲自了解到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上敢于上万言书为民请命。郑培民同志始终有着“万事民为先”、“当官要多做造福人民的事情”的理念，所以他无论是在条件较好的湘潭，还是在条件较差的湘西，都做到了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建一方文明，保一方平安。任长霞同志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的警察，所以她敢于与黑恶势力做无情斗争而不顾个人安危。
　　一个坚持个人利益至上的人，自然不会努力去求真务实。这也是被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王怀忠和李真，既是腐败分子的典型，也是不求真务实的典型。王怀忠自诩升官的秘诀是“要善于吹牛”。阜阳农民养牛不过20万头，被他吹成100万头。阜阳本来刚刚解决温饱，数字被他吹涨了十几倍。结果是阜阳群众被折腾得苦不堪言，称王怀忠为“王坏种”。李真是一个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他不仅肆意篡改自己的学历、出身和档案，而且蓄意夸大河北税收，造成寅吃卯粮，群众讥讽他“李真不真”。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现实当中，不求真务实的表现各种各样。不想求真务实者，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庸碌无为；不愿求真务实者，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敢求真务实者，明哲保身、患得患失，奉行庸俗的好人主义处世哲学；不善求真务实者，沉湎于文山会海，成为庸碌的事务主义者。不求真务实者虽然表现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个人利益至上，至少是对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把求真务实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作为自己政绩的评判标准，以做到求真务实为荣，以做不到求真务实为耻。有人讲，为求真务实而奋不顾身虽然令人钦佩，但自己顾虑多、勇气少。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驳领导、同事和朋友的面子？为什么没有勇气去坚持求真务实？说到底，原因还在于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无私方能无畏。想求真务实的人，必须有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有人讲，不是不想求真务实，而是求真务实太费力，自己缺乏那个韧劲。追求表面上的热热闹闹肯定比真抓实干容易，作威作福肯定比为民造福舒适。想求真务实的人，必须有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
　　能力决定了能不能做到求真务实
　　做到求真务实，不仅要有愿望和热情，而且要有能力。求真务实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求真务实，贵在知行统一，言行一致，注重践履。可以说，知行统一是党的干部是否求真务实的试金石。要成为求真务实的忠诚实践者，必须有求真务实的能力。再美好的蓝图，再宏伟的战略设计，再巧妙的策略安排，如果缺乏应有的能力，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同样的事情，处理起来，为什么有的人得心应手，有的人则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能力的差异。美国企业界知名人士写的一本名叫《执行力》的书，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该书风靡全球企业经营管理界，被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共同列为畅销书。现在，“执行力太差”成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口头禅，如何提高执行力成了企业培训的核心内容。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经营战略没什么大的不同，经营业绩则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在于执行力的不同。该书认为，一家企业的成功，30％靠战略，40％靠执行力，另外30％则靠运气。美国《财富》杂志对企业失败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大多数企业失败的原因不是策略不好，而是贯彻执行不到位。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在做不到求真务实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而是应当首先从自己能力上找原因。一个只会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而不会真抓实干的人，肯定没有能力做到求真务实。
　　一个人，即使今天有能力做到求真务实，也并不意味着永远有能力做到求真务实。目前正在流行的一本名叫《本领的恐慌》的书，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天才少女所写的书。书名来自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延安讲的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书中讲的是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模式，论述了人人都需要的以培养能力为中心的素质学习。在今天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情况，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课题，每一个党的干部都应该从做到求真务实的高度努力提高自身能力。领导干部应具备多方面能力。就坚持求真务实而言，最关键的是真抓实干的能力。是否有真抓实干的能力，关键看人民群众对其政绩是否满意。
　　制度决定了敢不敢做到求真务实
　　做到求真务实，制度是关键。制度提供的是一种游戏规则，一条行为边界，规定了组织成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所以，久而久之便会日积月累为一种所谓的制度环境，形成一种机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
　　有人说，干部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说假话和造假数字，未必全是心甘情愿的，首先应是政绩评价机制作用的结果。这种认识虽然片面，但不无道理，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形成两种完全相反的导向，科学的制度安排会让人做到求真务实，不科学的制度安排则会让人难以做到求真务实。所以说，求真务实，不仅表现为一种作风的源泉，更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要使党的干部自觉地在求真务实的轨道上知与行，必须做出科学的制度安排。譬如，政绩的客观评估制度，既看经济增长的总量又看群众得到的实惠，既看当前的发展又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看上级领导的评价又看一般干部群众的评价。再如，科学的用人制度，确实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又如，严格的督察制度及责任追究制度，等等。科学的制度安排会产生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的作用。所营造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党的干部乐于求真务实，求真务实的人可以得到褒奖和重用；好大喜功的人则会受到批评和惩戒。所营造的约束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党的干部违背求真务实精神的各种不正之风和错误做法。
　　在中国，封建残余仍随处可见，对求真务实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这就要求必须营造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让党的干部敢于求真务实，不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不会因为坚持求真务实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可以增加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公开度和真实度，减少人为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对求真务实的影响和干扰。
　　制度是做到求真务实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万能的，可以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制度要成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有针对性，有操作性。否则，制度就可能被“闲置”，成为制度上的形式主义。
　　无论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体现了知行统一的求真务实一定会变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让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之风彻底涤荡形式主义之风、官僚主义之风、个人主义之风和种种不良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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