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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崛 起 之 路

——敢于创新之《独立宣言》

在《独立宣言》发布多年以后，杰斐逊说明了《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独立宣言》既不想独树一帜地创造原则或情感，也不是抄袭任何前人的著作，它的目的在于表达美洲殖民地人的心愿，并使那种表达的方式具有当时形势所要求的风格和精神。因此它的全部根据就是以当时和谐一致的情感为依据的，这种情感有的表现在日常的谈话里和信件里，有的表现在出版的论文里或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等人所著的有关公权的基础读物里。”《独立宣言》凝练了在它之前诸多思想家、法学家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精华，连接着爱国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的情感，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

本文主要以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为例子，与各位同仁们谈谈关于远修作业题：《独立宣言》中体现了启蒙思想中的哪些精神？

看看美国短短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所以能有今天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地位，这与她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和思想忌讳，善于学习和敢于创新有密切关联。

《独立宣言》的出现注定和宣示了美国未来的命运，但这个宣言其实不是美国人独有的，只不过是通过美国人之口和笔墨宣示出来的人类精神和理想。因为这个宣言中所宣扬的思想与精神，有很大一部分是人类内心深处迸发的呼唤与期待，它们从远古走来，经过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得到了人文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的锻造，又通过启蒙思想运动予以升华，最后经过美国人自己的理解和发扬，终于在北美十三州开花绽放并结果。

1776年6月11日至28日之间，托马斯·杰斐逊在他费城住所的二楼上起草了独立的美利坚联合诸邦的“出生证”——《独立宣言》。它向全世界发出新大陆初生的十三个联合诸邦独立解放的第一声震撼人心的呐喊与呼吁：“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独立宣言》不仅是美国民族独立的战斗檄文，还是美国立国的宪法性文件，它对天赋人权的强调，融会了启蒙运动的两大思想传统——自由主义(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和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对公共事的参与)，构建了新的美国自由的传统，奠定了美国宪法创新的思想基础。

许多学者或者我们很多的一线教师都这样认为，给于杰斐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当中，首推约翰·洛克先生。这是因为洛克在他的主要的政治思想著作《政府论》中论证英国资产阶级有权推翻封建专制君主的时候，提出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主张。他认为政府的惟一目的就是保障这些天赋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君主的蹂躏而不是维护时，社会契约便遭到破坏，人们就有权推翻统治者。杰斐逊笃信洛克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基本原则，甚至认为洛克的“《政府论》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就其本身而论，是完整无缺的。”

但是，《独立宣言》提出的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照搬洛克的思想，而是“稳固地建立在本土制度之上的思想”，并且已经付诸实践。大约在《独立宣言》发表6周以前，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包含第一个美国权利法案的宪法，它确立的如下思想与宣言提出的政治哲学基本相同：“一切人，生来享有平等的自由权、自立权以及一定的固有权利；在进入社会时，其生命和自由不得依任何契约而丧失或剥夺，并且有权获得和占有财产，有权追求和得到幸福与安全。”

从北美殖民地本土的情况和经验出发，《独立宣言》至少在三方面提出与洛克的人权理论不同的新的命题：

第一，与人类的其他权利相比，平等权是首要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天赋权利。杰斐逊说：“愿它《独立宣言》在全世界成为唤起人类的信号，科学之光的全面传播已经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即：广大人类并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付鞍子的，而少数的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穿着马靴和装上马刺，蒙上帝的恩惠可以随时理所当然地骑在他们身上的。”不过，当时多数激进的共和党人承认，某些自然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弱小与强大，聪明和愚蠢——甚至贫穷与富有，博学与无知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真正的共和社会里，只要不是由自然的差别产生的，这些人为的差别就绝不会是极端的。”所以，《独立宣言》并不主张自然平等，并不承认人类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只是宣布人民平等地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既不来自政府的恩赐，也不来自任何人的赠与，而是与生俱来的。

第二，将“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人权的主要原则，以“追求幸福”的权利涵盖了“财产”权。“当洛克将自然法改变为人的权利之后，紧接着又将人的权利改变为所有权。而最终的结局是将国家建立在多数统治和保护财产安全这两个平衡且对立的概念之上。”洛克认为，财产权与生存权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财产人就无法生存，人进入社会的原因就在于保护其财产，所以，相对于生命权和自由权的论述，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述要更多。在《政府论》(下篇)的第五章中，他用劳动价值论为占有财产的不平等作辩护，并努力证明这种不平等合乎社会契约。在杰斐逊看来，洛克的理论对财产权的强调还不够透彻，他以“追求幸福”一词涵盖了“财产权”，从而使《独立宣言》以高尚的语言掩盖了实质上只能由有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权利。有学者对此评价：“追求幸福的权利，意味着社会和政府要向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幸福。拥有财产或经济平等，肯定就是这些提供的条件。”换言之，杰斐逊是欲将经济或财产平等的原则作为实现他的政治革命的目的的物质条件。果然，出于有利于吸引民众参与共和政体的目的，在与《独立宣言》发表的同一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宪法提案中写进了一项相对经济平等条款：“每个现在没有、原来不曾有过50英亩土地的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分得50英亩土地或者价值相当的财富，并对这些土地或财富拥有充分而绝对的所有权。”杰斐逊认为，相对经济平等的存在，“使人们得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至于被迫一心想着个人的经济问题，从而使政治生活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那时政治生活可以真正服务于公共目的。”

第三，《独立宣言》表达了建构一种新的政府理论的观点，即“在一个实践领域里由被统治者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法律学说中，除了对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天赋权利的信仰以外，还伴随着作为一切合法政府的必要基础的社会契约说。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除非自愿，任何政府都不得要求他们效忠或服从，一个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社会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如果政府违背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人民(即“被统治者”)就有权利去改变或推翻它，其最高形式便是革命。“被统治者同意”理论是在英国过去从未产生过的、纯粹的革命理论，它出自卢梭和潘恩的思想，“它完全宣告了欧洲政治学在美洲的不适用。”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前夕，1776年1月，一本名为《常识》的著作，用辛辣犀利的言辞向殖民地人民描述了乔治三世作为暴君的新形象，号召美洲人民推翻一切君王。潘恩宣称：“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避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物的虐待；把最初的移民逐出乡里的那种暴政，还在追逐着他们的后代，这话对英国来说，至今仍然是适用的。”他预言：“由于问题从争论转到用武力对付，一个政治的新纪元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已经产生了。”《常识》的出版预示美国的思想将发生巨变，在该书出版后六个月内，赞成独立和共和政体的情绪迅猛高涨。《独立宣言》关于“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产生的”这一理论表述，即表明了美国人民思想的深刻变化。

《独立宣言》是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有力的宣扬，它结合150年来北美人民的经历，第一次以政治宣言的形式，阐释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及人民有“反抗的权利”的理论，并通过革命的实践使之家喻户晓。

正因如此，可以说，《独立宣言》不是美国的宣言，而是人类的宣言。这个宣言所宣告的，同样也是其他同类所追求的。国家之大并不在天地之大，而在乎胸怀之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能够做到这点，一个民族和国家就有无限的前景和希望，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有别人不具有的，现在缺的就是别人具有的，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思想文化，包括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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