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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毫克镭里的爱国心

发布时间：2014-03-22 16:29:3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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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毫克镭里的爱国心

唐宝民

1931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教学过程中，卢瑟福被赵忠尧的勤奋求学精神所感动，所以，在赵忠尧学成归国时，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赵忠尧特别感动，虽然这种镭在全世界都禁运，但他还是历尽千难万险将这50毫克镭带回了中国，存放在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保险柜中，供研究用。

据学者岳南在《南渡北归》一书中记载，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数日后，战火逼近北平，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号令，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将平津的几所高校迁往上述两地，师生们便开始撤离平津地区，赵忠尧教授也准备撤离，前往长沙，但他没有马上走，因为他惦记着一件事，就是卢瑟福赠送给他的那50毫克镭还保存在清华大学实验室中，那时，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返回清华园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但赵忠尧教授担心这50克镭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这份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珍宝。他想到梁思成先生有一辆小轿车，就急匆匆地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帮忙一同去清华园取镭，梁思成一听，立即答应，于是，他们在黄昏时分开车出城，冒着随时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险，悄悄潜入清华园，进入实验室，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50毫克镭，趁着夜色，再悄悄驶出清华园，千方百计躲过日军的盘查，返回城中。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赵忠尧教授与梁思成握别后，便带着这份珍宝上路了。天亮以后，他找到一个咸菜坛子，把镭放在咸菜坛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一路上，为了保护这些镭，躲避日军的盘查，他白天藏起来，天黑了才敢上路，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差不多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却从未让那个咸菜坛子离开过自己。一个多月的行走，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原本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拄着一根棍子的乞丐，当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门前，看到飘扬的国旗时，眼泪瞬间扑簌而下，恰好此时梅贻琦校长从内室出来送客，他用沙哑的声音喊了声“梅校长！”然后放声痛哭起来，梅贻琦起初没有认出来这个“乞丐”，再细一看，才发现是赵忠尧教授，便加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乱世，在北平已被日军占领之时，赵忠尧教授想到的不是快些逃命，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想着要抢救出那50毫克珍贵无比的镭，并历尽千辛万苦将这些镭带到了大后方，显然，在他的心中，这些镭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赵忠尧教授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就熔铸在这50毫克镭中，这种在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的天下担当，体现了一代大师真挚的情怀，至今读来，仍让我们感动不已。

一点素心

黎武静

偶然地，被一张照片震撼。拍片现场，红墙青瓦，演员在拍片的余暇执一支毛笔，捧一瓶水，就这样，在墙上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挥毫。

时间在这一刻，静得定了格。没有墨的书法，不求留痕的一时抒意。前也茫茫，后也茫茫。在此时此刻，如此真实，不容一句轻叹。也许那些蜿蜒的笔迹在日光下什么也留不下，但是，曾经是那么潇洒。

是什么让人感动，在这短暂的瞬间？想起两个字：“素心”。“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15年前，年少的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只觉得漂亮，却未必懂得，但是现在突然觉得有一点懂得了。说不清，道不明，却觉得有一点懂得。

纪晓岚的老师曾撰一联：“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想想，不过一念之间。当野心只为白云留，花开花落，山中红萼。世味有浓淡，素心无嗔喜。

济慈写诗时常写在纸片上，事后夹在书里做书签，或者随手扔在一边。1819年的春天，夜莺在他的屋外放歌。清早，他从餐桌边拖一把椅子，坐在葡萄树下的草坪上，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写着。写完却将纸片塞到书架里了事。查尔斯将纸片拣出来，细细誊出，这就是济慈的《夜莺颂》。济慈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卡夫卡的遗嘱：“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遗物里，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这是一个被米兰·昆德拉称为“被背叛的遗嘱”，他的朋友将这些整理出版，于是文学史上注定要留下卡夫卡的璀璨光芒。

风行水上，原来只是路过。那些不朽的传奇，在诞生的一刻，并不是为了流传。

听林肯讲“段子”

任为新

领导讲话也有招人喜欢的，我们隔壁的校长就是。开学初照例有教工大会，先是部门负责人讲，然后是中层讲，然后是副校长讲，然后是书记。轮到校长，说：我想讲的他们都讲光了，我就说个笑话，算是新学期见面礼。

“一个总经理带着秘书坐电梯，楼很高，电梯里人很多，停停开开一直上去。本来也没什么事，要命的是，总经理放了个屁，很响很臭的那种。周围人侧目，往总经理和秘书的角落里瞅。瞅就瞅吧，当没见就是了，没想年轻秘书耐功差，忍不住说：‘看什么看？又不是我放的！’这下大家看倒是不看了，一一走出电梯。过了两天，这秘书就被开除了。后来总经理和朋友吃饭说起这事儿，大家说，秘书是不好，但你开除他，也未免过了。总经理一板一眼地答：‘一个秘书，屁大的事情不敢担当，留着何用？’”

校长说完，全场哄堂，会议也就此结束。校长以段子替代讲话，貌似粗俗，其实话糙理不糙，效果更非一般讲话可比——整整一个学期里，当初部门负责人、中层、副校长的叮咛大家早抛诸脑后，唯有这个笑话时时被提起：但凡碰到什么事，踌躇不敢决断，有人提议是不是请示一下校长，必定有人凑趣：“屁大的事情不敢担当，留着你们何用？”

高妙的领导都有这个本事，深得“感性美学”和“理论总是灰色”三昧。他们也讲段子，用古人的话说叫“谭天”，也就是《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钱青的样子，“谭天说地，讲论古今，惊得听众一字俱无”。表面上看或滑稽可笑或又远又玄，实际上句句不离要害。

最近看的电影《林肯》也是这样。本片斯皮尔伯格导演，为201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提名，甚是了得，但窃以为可爱的是里面林肯讲段子。林肯律师口才超群，他的“葛底斯堡演讲”，是英语演讲中的典范，讲稿被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说辞被铸成金文，长存于牛津。但电影里的他，除了著名的那一段必须理论性强之外，另外地方就很少直奔主题的宏论。

参加一个升旗仪式，林肯就说了两句话：“我要升起这面旗帜了，如果旗杆机械没有问题的话。但我升起之后，就要全体公民来维护它了。”简单的两句话，振聋发聩，这不是概念的偷换，而是概念的拓展和升华，真正的舌绽莲花。

“废奴法案”遇阻，智囊们决定用不正当的手段，问林肯意下如何，林肯不直接回答，而是讲段子：当初在弗州做律师，他遇到一个案子是某女人杀了她的丈夫。这丈夫很坏，是该杀的那种，但女人在法庭上仍然要被判罪。中场休息，女人问林肯：“我口渴了，哪儿有水喝？”林肯拉她到角落说：“田纳西州有水喝。”美国州法不同，这样的刑事案在田纳西州，罪不至死，女人悟性很高，即刻跳窗逃走，由此捡得一条性命。而于律师，也没有教唆犯人的嫌疑。这个段子立刻让智囊们心领神会，在贿选上大施拳脚，国会讨论得以过半赞成，结果照耀千秋、惠顾千千万万黑奴的美国第十三修正案由此颁布。

我不知道真实的林肯是如何的，但从这部电影来看，林肯的最大特点不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那种气势和声望——他看起来都有点窝囊：部下常常对他发飙，太太也敢对他作狮子吼。但一到他开始说话，则满堂华彩，人人服膺。林肯的善于说辞，不是演讲技巧，透出来的是一个卓越者的智慧和领袖的品质。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说，“思索一种语言就是思索一种生活方式”。加拿大学者大卫·杰弗里说：“我们在寻找好的讲话方式时，其实也是在寻找好的生活”。但环顾我们周围，要么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人，以为一讲段子就是有损威仪；要么是纯粹瞎掰的人，荤素通吃，只博众人一笑。如林肯这般拒绝闷骚，肯讲段子，而且讲得清新脱俗、睿智深刻的，实在难得一见。

揭秘钱学森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最感谢的人

核心提示：钱学森1999年，在为了表彰在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大会上，代表23名受奖人致答谢词，他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俞大维、吴大猷和翁文灏，并对三位前辈表达了敬意，其中不乏溢美之词。而他们三人的故事我们却知之甚少，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俞大维其人其事

　　文/商浩

　　直到前几年，俞大维的名字才又被人们重新提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23位杰出科学家。在颁奖大会上，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座的江泽民、朱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段显示出我国科学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的讲话，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疑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起了积极作用。笔者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就有幸接触到俞大维先生在大陆的不少亲友，也浏览了不少俞大维先生亲自撰写的文章及其在台袍泽的回忆录与纪念文章，逐渐了解到他不少鲜为人知的片断。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5日出生，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后婉拒美、德等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效力。俞大维于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却以学者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职务，一干就是十年，并且口碑甚好，这不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例。不少人对俞大维充满好奇，但由于他生活低调，不事张扬，不写日记，也不写回忆录，甚至不赞成人们为他写传记，因此外界对他的政治态度、处事原则、生活情趣、家庭生活知之甚少。

　　俞大维在德国研修军事期间，曾参与国民党政府购买德国军械事宜，十分认真，又十分清廉，被国民党任命为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后来多次督导采购外国的军需物资，直至回国以后。按照国际惯例，收取工厂回扣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暗箱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为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规模的订货，俞大维都亲自参与。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B ofors)工厂生产的75型山炮，他亲自到工厂所在地瑞典去洽谈。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那时叫“佣金”)。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购买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以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工厂的上层人士大吃一惊。他们只知道俞大维谙熟军械，精通外语，举止儒雅，却不知国民党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洁之官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希望交下这个朋友，但又不敢贸然送礼，最后工厂向政府报告此事，并提出申请，由瑞典政府赠他一枚勋章。回国后俞大维对此事缄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后才为人知晓。

　　在兵工署工作的12年间，他不但注意国外科技动态，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门，开发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军械。在抗战8年中，兵工署下辖的许多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保障了正面战场的武器供应，因此他常戏称自己是“打铁的”或 “铁匠”，并以尉迟恭自况。他是弹道专家，各兵工厂有重要武器试验，他必定亲临现场，并对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他还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国民党政府的其他军政要员相比，俞大维最可贵的是清廉。对美国现代史有研究的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传中对国民党政府诸多要员颇有微词，但却多次以各种例子来称颂俞大维廉洁公正，知识广博。二战时期美国驻重庆记者西沃道克·怀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国》中多次批评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却也极力推崇俞大维。

　　俞大维常说自己是“半生戎马，半生书生”。他好藏书，更好读书。他在自传体散文《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说： “……经学方面我是从《公羊传》开始的，接着是《谷梁传》、《左传》、《四书》、《礼记》；史部方面选读《史记》及《汉书》、《通鉴》；子部以老、庄为主，另选读荀子文章；集部从《楚辞》开始，一直念到《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至于军事、科技方面的书籍读得更多了。去世前俞大维立遗嘱，将藏书分为两类：军事科学书籍全部捐赠“三军”大学；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书籍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图书馆。据统计，仅捐赠台湾大学的书籍就有7000余册。

　　书籍多了就要有藏书的地方。俞大维谢绝了政府配备的豪宅，而是借住在妹妹、妹夫家经过改造的厨房里，屋顶还是斜坡。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在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妹夫傅斯年是文化界名人，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傅斯年的住所也很简单，是由一家日本招待所稍加修葺改建而成的。到过俞家的人都说，他家到处都堆着书，四壁是书架与书柜，他自己则像被书桌上的书埋在书堆里。俞大维先生认为，自己身为“国防部长”，外出巡视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家居住的时间，只要能有地方妥善藏书即可。直到80年代，俞大维才有了自己的寓所。

　　俞大维身居要职，数次调动工作，他绝不带一个“自己人”走马上任，也从不安置一个私人。他在接受“国防部长” 职务前曾提出两个条件，否则绝不就任。一是不管人事与财务；二是用人无类，节省公币。他本人不送礼，也不收礼，用人唯才，不论派系。由于他本人不是职业军人，也不是国民党员，所以能公平、客观地处理各种问题，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每当人们对俞大维清廉、自律、爱国的品德称道时，也都为另一件事暗中诧异：一个研究自然科学、并不热衷政治的人为什么长期追随蒋介石？为什么生前身后处处表示对蒋介石的感恩、眷念之情？蒋、俞之间既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没有任何私交，这种感情从何而来？对于蒋介石的为人，俞大维先生不会没有耳闻，为什么这种深挚的感恩之情到了暮年更是升华到了极致？要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追溯到俞大维的出身及家庭影响了。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直至根深蒂固的影响，决定了俞大维的性格特点和处世态度。

　　俞大维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传统思想终生支配着他。加之他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长房长孙女，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曾氏家族甚至旁系亲属都是按《文正公家书》的精髓教育后代。由于父亲去世较早，母亲的教育就更显得突出。母亲淹贯文史，博闻强记，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诗词、小说都能深得其味，这些都浸润着幼年的俞大维，特别是曾国藩的一句“不近人情的事不做”更是成了俞大维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重要准则。俞大维学习刻苦、严于律己、清正廉洁都是缘于这个原则；身先士卒、宽厚待人、忠于职守更是发扬了这个原则。

　　在德国留学与工作近十年，期间担任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此时的俞大维与蒋介石并无交往，但由于蒋介石对德国的军械装备、军队训练及有关业务都十分崇拜，而俞大维正是这方面的青年专家，自然被蒋认为是可用之才。俞大维抱着满腔热忱回国效力。为了回国，甚至割舍了一段感情，带着稚子独自离开德国。

　　俞大维从兵工署长、交通部长，一直做到“国防部长”，在常人眼里，一定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但据他自己说，与蒋介石见面机会多，但谈话次数极少。第一次与蒋介石正式谈话是在汉口，蒋介石与俞大维谈兵工署撤退的有关事宜。也许是蒋介石看到俞大维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又绝无政治野心，因此对他十分放心，此后蒋介石对兵工署的工作不再过问，俞大维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形势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渐建成一个生产、研制、开发新武器的基地，培养了不少人才。俞大维感到蒋介石确实厚待自己，身边没安排一个人掣肘，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有了施展的舞台，这一切正是自己所追求的。基于这些，俞大维开始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最令俞大维感动的一件事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兵工署尚未回迁，俞大维正在重庆侍奉母病，联军要求蒋介石派俞大维到上海视查并接收日寇一座重要军械库，俞大维仿照李密也写了一份“陈情表”给蒋介石，称自己“报国之日长，报母之日短”，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蒋介石不但没有怪其“抗旨”，相反，派专机并配备了医护人员将俞大维母子接往上海，使俞大维得以忠孝两全。这件事使俞大维对于蒋介石的恩德没齿难忘，以至在蒋介石撤离大陆时俞大维义无反顾地随行前往。临走时，周恩来曾通过俞大维在大陆的近亲极力挽留他，俞大维表示，对于蒋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

　　与蒋介石的另一次谈话是在淮海战役期间。当时俞大维任交通部长，奉命给徐州、蚌埠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空投粮食。投粮的当天下午，蒋介石来电话问粮食是否投到，俞大维只回答：“投到了。”蒋又问了一些空投细节，最后反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又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俞大维又只是一句：“是我亲自坐运输机去空投的。”俞大维之所以亲自空投，是他觉得军队在天寒地冻又严重缺粮的困境中实在太辛苦，如果敷衍了事就太“不近人情”了。俞大维的回答让蒋介石深感宽慰，也更了解俞大维的为人。这件事为俞大维以后接任“国防部长”奠定了基础。

　　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下属确实不多，在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的就更少了。俞大维在任“国防部长”期间克尽职守，尽心竭力，蒋介石对这位“国防部长”是满意的。俞大维晚年曾对人披露，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可以随时见面，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用过这扇门，可见他们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大概除了对俞大维外，蒋介石对任何下属也没有如此信任过，所以俞大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报“知遇之恩”，越是这样，也越要“士为知己所用”了。

　　蒋介石去世以后，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维必去慈湖陵园叩首谒陵，风雨无阻。晚年的俞大维行走不便，以轮椅代步，依然每年两次谒陵叩首，常常感动得在场的谒陵群众也随之跪下。

　　1977年，俞大维身体大不如前，于1月20日立下遗嘱，其中第一段是：

　　余追随故总统蒋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赖蒋公专纯信任，得达成艰巨任务，知遇之感，永志难忘。

　　最后一段是：

　　余去世以后，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吊祭或纪念仪式，亦不得收受亲友赙赠，骨灰由长子扬和(俞大维长子俞扬和曾任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抗战时期多次驾机参与对日空战，后定居美国。——作者注)驾机撒于金门海面，先飞过故总统蒋公之陵寝及故副总统陈公之墓园，以致余最后之敬礼。

　　俞蒋之情不可谓不深矣。

　　俞蒋之情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但俞大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也从未对任何人谈及个中缘由。俞大维退休后，曾有一位台湾要员去拜访他，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平静地从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学吹鼓呢！”

　　俞大维早年研究战略与军械，长期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工作，他关爱士卒，认为危险的地方决不能让士兵去打头阵，所以深得官兵好评。

　　晚年的俞大维一直生活在台湾，对两岸关系十分关注。他曾对人表示，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还说，凡是打过仗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战火重燃，因为战争只能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

　　如果俞大维先生健在，看到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看到两岸坚冰逐渐消融，看到两岸人民的交往日趋频繁，凭他的学识与见解，他不会无动于衷的。

　　九十随语

　　今天，亲朋好友、各界人士都以为我九十二岁，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的圣诞节，离过年还有七天，但是按中国人的算法就差了两岁。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感觉自己九十岁。

　　一生中影响我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对我转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话——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这句话由母亲说来倍觉平易深远，我因而终身奉行不辍。

　　……

　　俗话常说“人生如戏”，我是这句话的信徒。认为剧本冥冥之中早已经编好了，故事的发展由不得你作主，操纵在编剧者的手上。譬如我这个念哲学、数学的人，为什么会终身献身戎马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人生这场戏中，我只是个配角，跑龙套的，只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使整场戏乱了阵脚，哪敢理会活得愉快不愉快！因此我很少往前瞻望什么，只因我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不能预知，一切由编剧作主，就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然而偶尔回顾往日，总算还能自豪地说一句，我演得并不差！

　　我的生活很简单，像是：看戏只看一段——自己演的这段；喜欢牛肉面、汉堡，因为这些食物方便；四十岁后戒烟、酒，现在每晚喝一小杯，只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没有特殊的理由；住的房子是以前日本招待所的厨房改建的，卧室屋顶斜一边，是后来加盖的，目前可说仍过着老兵的生活。

　　日常生活，我遵循和平的原则，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不交个性暴躁的朋友，也不聘用得大吼大叫才能做好事的人。在家中，我既是个温和的丈夫，也是慈祥的父亲，我的小孩不曾挨过骂，道理是我认为骂多了的小孩子是长不成器的。至于夫妻间的小吵是常事，劝架的人才是多事。这个原则使我九十年来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来做事，和我接触的人也都能濡染到我的乐观心性。

　　我是个普通人，过着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举个例：我到北港妈祖庙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签、卜卦、磕头，我也跟着向妈祖磕头，有人就笑我：“你是学科学的，为什么也相信这一套呢？”我只简单地告诉他：“因为老百姓磕头，我也是老百姓。”

　　我知道我的哲学，到西门町去随便问个路人，就会得到答案，只不过他或许不是睡在厨房里。

　　我最喜欢什么呢？音乐吧！在德国四年，每个月都去听音乐会，现在耳不聪、目不明，却能感觉到身边时常使人心境安宁的音乐。我也喜欢文学作品，只是标准不高，我对生活的要求是简单，自然不想拿些深奥的哲理来麻烦自己，所以我喜欢像白居易等所写的妇孺皆知的作品。

淮海战役吃紧时，蒋介石打算使用化学武器，为俞大维力谏而止。他是俞振声父亲黃敬的堂叔。----文云初增补

俞大维，(1897-1993)，湖南长沙人，在湖南长大，父系祖籍浙江人，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

一、家谱

在进入正题之先，我先来提供一些浙江山阴俞氏家族的背景材料。山阴俞氏是书香官宦世家，与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发战关涉很深。但是，由于缺少第一手材料，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这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以讹传讹，闹出不少笑话。前不久，承俞大维的义女、资深图书馆学家林光**士从台湾寄给我相关的俞氏家谱资料，或可有助于确定一些基本事实。

山阴俞氏家谱辈份排行的用字是“文明大启声振家邦”，俞大维乃是出自俞文葆这一支。俞文葆有三子一女，即俞明震、俞明观（鼎）、俞明颐和俞明诗。俞明震是晚清大诗人，生有一子五女。一子即俞大纯。俞明观生二子（大绪、大经）二女（大慈、大蕊）。俞明颐就是俞大维的父亲，娶曾国藩嫡亲孙女曾广珊，生五子（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五女（大?、大绚、大缜、大絪、大彩）。俞明诗最小，嫁给俞明震的好友陈三立做继室，生四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二女（康晦、新午）。目前居住台湾的92岁老寿星俞大杰暖士，是俞大维的堂妹，其父是俞明临，系属另一支远房的家族。

俞大维有三个儿子。长子俞扬和，曾任空军军官，退伍后定居美国，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生有一子俞祖声。俞扬和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次子俞方济长期在俞大维身边生活，现已去世。三子俞小济一直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藏书甚多，尤以佛书为最，其中还有梵文贝叶经。

俞小济至今仍保有他父亲许多相关资料，如哈佛学生证和在柏林大学听爱因斯坦讲课的听课证等。

未来有可能会将这些遗物捐献给建立在金门榕园的俞大维纪念馆。

俞大维的一生，是在优越的家世背景下，开始于科学和哲学的研习，与陈寅恪一起被傅斯年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俞明颐(1873～)，湖南长沙人，父系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寿臣、寿丞。曾以湖南试用道任湖南武备学堂总办、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1904年前后担任过湖南学政。1905年，俞明颐总办长沙开埠事宜，1906年补湖南辰永沅靖道，1908年，俞明颐还主持过剿捕武冈“会匪”（大概是哥老会之类吧）案；不久，他便补江西吉南赣宁道。至此，俞明颐才离开湖南陆军小学堂总办的职务。民国后，俞明颐离开政界，但也没有完全息影湖山。他曾担任过中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