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发布时间：2020-05-08 01:42:3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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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摘要

我国经济在三季度也出现了触底回升的态势，供给面的工业增加值和需求面的消费，出口和投资数据都出现了微升。

　　我国经济在三季度也出现了触底回升的态势，供给面的工业增加值和需求面的消费，出口和投资数据都出现了微升。展望四季度，我们认为前阶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正在发挥作用，加之海外经济的企稳复苏，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达到7.7%-7.8%左右的水平，全面达到7.7%的经济增速。

　　在新一轮全球货币放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确立两个重要的认识：（一）欧美发达经济体需要经历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来应对2008年以来暴露的全球化不平衡。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和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数量化宽松可能周期性的出现。（二）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到了潜在增速逐步下台阶的阶段。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和房地产领域压制投机需求，将使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以往的9%-10%逐步下降至7%-8%。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面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需要在短期政策措施和长期制度化改革来进行顶层设计。我们认为，短期应该注意海外量化宽松的通胀风险，控制国内保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中长期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深化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同时改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和潜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的货币政策目标。

　　一、我国财政收支状况

　　2012年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总体状况良好，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明显回落。财政支出执行管理进一步加强，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切实保障。

　　（一）财政收入情况

　　2012年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9055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925亿元，增长10.9%。其中，中央本级收入44809亿元，同比增长6.8%；地方本级收入45779亿元，同比增长15.2%。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77410亿元，同比增长8.6%，扣除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增加等因素后增长7%左右。分季度看，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二季度增长10%，三季度增长8.1%，其中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0.3%、9.3%、5.7%。

　　前三季度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国内增值税19260亿元，同比增加1061亿元，增长5.8%。增幅低主要是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税6122亿元，同比增加598亿元，增长10.8%。营业税11623亿元，同比增加1257亿元，增长12.1%。其中，金融业营业税增加571元，增长34.8%，主要是金融业贷款利息收入增加较多；建筑业营业税增加374亿元，增长16.8%；房地产营业税减少6亿元，下降0.2%，主要是受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增幅较低的影响。企业所得税16998亿元，同比增加2181亿元，增长14.7%。其中，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占企业所得税增加额的近一半，增长25.5%；预缴当年企业所得税增长6.5%（一季度增长13.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长0.3%）。分行业看，银行业企业所得税增长46.8%，工业企业所得税增长1%。其中，除煤炭、卷烟、汽车等行业外，其他工业企业所得税下降4.3%，主要是受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1%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影响。个人所得税4574亿元，同比减少421亿元，下降8.4%。其中，工薪所得税同比减少427亿元，下降13.1%；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同比减少86亿元，下降16.1%。主要是受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以及调整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率结构的减收影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1135亿元，同比增加402亿元，增长3.7%；关税2122亿元，同比增加104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进口环节税收增长12.4%，二季度增长1.8%，三季度下降2.7%，主要是受一般贸易进口明显放缓，以及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出口退税7739亿元，同比增加943亿元，增长13.9%。主要是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相应增加退税数额。非税收入13178亿元，同比增加2807亿元，增长27.1%。分中央、地方看，中央非税收入2834亿元，同比增加560亿元，增长24.6%，扣除清缴去年石油特别收益金收入增加等不可比因素后与上年基本持平。地方非税收入10344亿元，同比增加2247亿元，增长27.8%。地方非税收入累计增幅较高，一是按规定去年要将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部分地区去年初相关工作正在启动，相关资金大部分在下半年纳入预算管理，上半年基数相对较低；二是清缴去年部分非税收入今年初入库；三是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这些收入相应增加。

　　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8.8个百分点。收入增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效益下滑。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按现价计算增长10%），比去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9月份增长9.2%），比去年同期回落4.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5%，比去年同期回落4.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1%，比去年同期回落2.9个百分点；一般贸易进口同比增长3.6%（9月份下降5.3%），比去年同期回落29.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2.7%，比去年同期回落20.5个百分点。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1%（8月份下降6.2%），比去年同期回落31.3个百分点。相应地，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增幅大幅回落。二是价格涨幅回落。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9月份上涨1.9%），比去年同期回落2.9个百分点，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5%（9月份下降3.6%），比去年同期回落8.5个百分点。以现价计算的流转税等税收收入增幅相应回落。三是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较大。今年国家继续实施调节收入分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扩大进口以及稳定物价等方面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涉及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税收收入相应减少。

具体到9月份数据，9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9%，高于8月4.2%的增速，增值税增长10.4%，大幅好于9月负增长8.5%的情况；财政支出增速同比16.6%，高于8月11.7%的增速。9月财政收入增速好转，反映了当前经济增长动能有所企稳。9月增值税同比增长10.4%，大幅好于9月负增长8.5%的情况，与当月工业生产的表现一致。受房地产市场回稳的影响，9月营业税增速从8月的15.2%回升到26.5%。由于4季度经济增长预期改善，未来财政收入增长可能进一步回升。

　　（二）财政支出情况

　　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支出8411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639亿元，增长21.1%。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3892亿元，同比增长14.6%；地方财政支出70227亿元，同比增长22.4%。

　　预算支出执行管理进一步加强，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切实保障。前三季度累计，教育支出12588亿元，同比增长32.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288亿元，同比增长20.3%；医疗卫生支出4935亿元，同比增长24.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432亿元，同比增长17.8%；住房保障支出2944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982亿元，同比增长34.1%）；农林水事务支出7300亿元，同比增长24.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6358亿元，同比增长24.7%；节能环保支出1599亿元，同比增长19.2%；交通运输支出5881亿元，同比增长20.8%。

　　9月财政支出增速16.6%，大幅高于8月的11.7%，前9月财政支出增长21.1%，略低于前8月21.8%的增速。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资金的比例提高，从8月的5%上升到5.6%，绝对值看，从8月的1700亿上升到9月的2200亿，反映了政府在推动基建投资方面的力度加大。具体支出项目中，保障房和教育投资增速较快，前9月分别为29%和33%，明显快于21%的整体增速。我们预期，在未来政策支持下，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上升。

　　二、新一轮全球货币放松背景下我国财政货币应对策略

　　在新一轮全球货币放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确立两个重要的认识：（一）欧美发达经济体需要经历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来应对2008年以来暴露的全球化不平衡。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和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数量化宽松可能周期性的出现，尽管其边际效用越来越小。（二）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到了潜在增速逐步下台阶的阶段。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和房地产领域压制投机需求，将使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以往的9%-10%，逐步下降至7%-8%。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面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需要在短期政策措施和长期制度化改革来进行顶层设计，系统应对。本部分基于2012年三季度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从短中长期三个层次探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应对策略和改革方向。

　　（一）短期注意量化宽松的通胀风险，谨慎使用货币政策保增长

　　前两轮全球货币放松推动之后，我国在下一年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通胀风险。一方面，货币宽松直接释放了流动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信贷条件的改善有利于经济的复苏，经济回暖进一步带动价格水平的上升。因此，新一轮量化宽松很可能加剧未来一段时间的通胀风险，即使目前来看大宗商品和通胀压力并不大。但我们应该密切关注。

　　财政政策方面，我们需要谨慎处理保障短期经济平稳和抑制未来通胀压力之间的关系。三季度财政支出数据反映出我们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在二三季度推出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加快了项目的进程和相关款项的拨付。这在保证短期经济增长来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GDP三季度同比增长为7.4%，大概率上已经是触底。在之前积极财政政策带动下，加上一些去年的低基数原因，四季度GDP增速可能回升至7.7%-7.8%，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在7.7%左右。应该说，之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增长，调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新一轮货币宽松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更要注意保增长力量过大而引起通胀压力，以及结构性补贴抑制中期的通胀风险。具体来说，认识到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处于7%-8%，那么积极财政保增长的力量应该适度；结构性财政政策，比如流通领域的减税和补贴，加大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有利于抵御未来通胀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应该更加谨慎使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措施，更多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短期微调政策。这两个月的货币信贷和广义货币的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长期贷款占比也触底回升，这与近期推出保增长措施密切相关。但在新一轮全球数量宽松的大背景下，建议谨慎使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整准备金率）和价格型工具（利率），而更多的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短期流动性，对海外热钱实施监控，保持货币政策的谨慎态势。

　　（二）中长期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改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和货币政策目标

　　我国目前面对贸易部门比较优势逐渐下降，要素成本逐渐上升的压力。从国际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来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就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系统性的调整。未来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动力，也将来自于各个产业结构性的发展机会。

　　财政政策方面，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几乎涉及中国所有企业和行业，“营改增”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作为中国正在推行的结构性减税的重要部分，企业将因此减少重复征税压力，降低税收成本，从而“减重前行”。仅从中国的上市公司看，目前的税负水平依然偏高，企业研发方面的资金却偏少。中期财政政策应该发挥财政政策调结构的特点，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粗略来讲，对于未来可能成为经济先导产业的新兴行业来说，应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待遇，鼓励其发展。同时，大力降低目前物流领域的税收负担，促使全国范围内交易成本的降低。更为重要的是，要更加重视未来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对部分服务业继续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着力降低服务业整体税负，促进其长期发展。

　更广义的来看结构性减税，是指在“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下侧重于减税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旨在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通过一系列“减法”措施，对税制结构做进一步优化，从而使税收更好地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结构性减税更注重和强调有选择地减税，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把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脚于有针对性地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之上。

　　从具体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来讲，一是应推动推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减少增值税、营业税并行对于市场要素流动的现实阻滞，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税收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通过税率设计，可以降低间接税比重，削减政府生产税收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减少政府收入对居民收入的“侵占”。增值税自身具有公平和中性优势，可以更大限度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为产业分工细化创造公平、中性的税收环境，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二是应该继续推动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和调低中低收入者的税率，发挥税收对初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随着各年居民收入增长逐年提升，并形成长效机制。如果能保证一部分高收入者的税收能定向用于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支出，那么将更能增加这一机制的科学化水平。

　　三是应该进一步健全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广大中小企业可能代表着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部分子行业可能是未来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在初期弱势中成长，增强企业进行研发的投入力量。事实上，财政部《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33号）明确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业将获得一年期所得税优惠，其所得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我们认为应该对中小企业实行更为明细的分类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税率优惠力度。

　　长期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将更加依赖内需，居民消费和服务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需求面的重要组成。相应的，我们也必须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增加预算收入和支出的透明化，规范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逐步降低税负水平和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将是更为长远的财政改革目标。

　　货币政策方面，中期来看应该认识到之前依靠对冲外汇占款，发行央票和调整准备金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可能需要重新设计。随着未来我国贸易顺差的缩小，新增外汇占款的规模可能逐渐变小，以往通过央票和准备金率调节基础货币投放的体制应该更多的调整到一般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和贴现手段体系中来。这一调整可能在短期并不迫切，但是中期来说，随着我国贸易盈余的平衡和海外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将变成一个中期必须应对的任务。

　　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注意两点：（1）参考美国货币史和日本70年代央行的经验，潜在增速下降阶段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更为谨慎。主要是因为当期的潜在增速不能测准，人们往往根据经验惯性抬高对经济合理增长的预期，本来是保证合理增长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个合理的增长其实相对于当期的潜在增速过高了。这一现象在美国60年代和日本70年代初都出现过，而后日本央行在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吸取教训，一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平稳的对抗了通胀压力。（2）一些跨国的经验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使得通胀对产出缺口的弹性变大，换言之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略微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引起比以往更大的通胀压力。我国目前正朝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中，用于保增长方面的货币政策应该更为谨慎。

　　另外，利率市场化应尽早提上日程。随着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加快，直接融资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广义货币的统计范畴已很难全面刻画社会流动性的总体水平。即便是央行现在采用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也不能完全追踪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货币创造。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深化到一定阶段，依靠数量型统计口径衡量流动性的准确性在降低，美国和日本等相继放弃了各自的M2或M3目标，转向为利率这一价格型目标制。我国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也应该把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建设好银行间利率市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将有利于货币政策的科学化，也为今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换做好准备。

　　在新一轮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方面肩负着保持短期经济增长稳定的任务，同时也承担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未来一段时间，谨慎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是常态，并应该抑制住为了保增长而出现的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量化宽松的大环境下，更加需要注意未来的通胀压力。总之，短期保稳定，中期调结构，长期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和利率市场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将是帮助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