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虚的乡村，你可能只是一个“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春天回山东单县乡下，发现村头的小学校大门紧闭，一个学生也没有了。问父母，说是经过这些年的计划生育，学生减少，村校规模太小，被其他小学合并了。说完便摇头连连。
乡村小学的消失，对村民们来说是个大事件。以前，几乎村村都有小学，其功能，一是村民们让后代求学上达、改变命运的惟一窄门，二是乡村繁荣的标志，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我就是从那所村小学校经过层层肉搏，滚出去的。进城以后，就很少回乡下了。最近每次回去，都觉得惭愧不已、悲哀不已。像我这样中举般滚出乡村的，实在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幸运之极。
其他的同龄人，也大多走出了乡村，但他们是另一种轨迹：打工。打工者，大多是一个人出去，而家依然在乡村，根依然在乡村。往往是过年时回来一趟，播下颗种子，再出去谋生路。那种子生根、发芽，而父母已不在身边。现在的乡村，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
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心中就会有隐痛。谁来教育这些孩子？谁来传承乡村文明？
面对1914-1918的战后一代德国人，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并称之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如本雅明所说的那“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劳碌、奔波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于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无教养”出现了，新的“经验的贫乏”出现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为了一小块铜板，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这惟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而作为从乡村出去的知识分子，我的责任与承担又在哪里呢？我甚至很少回到乡下！在空虚的乡村，我成了一个新的“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而古之为士者，对乡村世界是极尽关注的，那时候的乡村不仅有生员、秀才和员外，官员们老了，也还要“告老还乡”。近读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如今，教育成了一项投资，好不容易逃出了乡村，成本尚未收回，谁还愿意再回去呢？于是，一代代乡村士子们继续在掏空乡村，那“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承担精神，早已弃之如敝屣。乡村败落，势所必然，岂不悲哉！
虽说出生在八零年之后，但我却并不喜欢80后这个称呼，因为这个词一开始便充满了歧义、偏见和情绪，甚至于美国的《时代》周刊，干脆就将“80后”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这样的误读，并不完全是由于两个国家社会文化存在着差异，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人不过是在重复我们误读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一点感受而已。
同样，对于时下贴在80后身上的另一个热门标签“蚁族”，我仍然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和厌恶。当然，我承认蚁族所描写的人群，确实反映出了我们这群刚刚走进社会，开始独自承担责任的80后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但，仅此而已。
客观上，虽然我们贫穷如“蚁”、蜗居如“蚁”，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们从未觉得自己的卑微和渺小，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困厄，就忘记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而变成一群可怜的蝼蚁希望博取他人的同情。所以任何试图想通过一个词或者一个标签就来定义一群人的做法，除了让媒体赚取一些眼球效益以外，对于真正理解80后都是片面和徒劳的。
80后的我们是父辈下的“蛋”
从个体经验出发，回忆我的成长，像这样标签化的说法不绝于耳，“小皇帝、小公主”、“温室里的花朵”、“自我”、“叛逆”等等几乎每一个评价都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性格的塑造离不开他的父母和他所生长的环境，那么把性格问题全部推到80后自己身上，显然有失公允。毕竟我们身上流着父辈的血，藏着父辈的基因，我们是父辈下的“蛋”。
我出生在江南的一座古城扬州，属于普通的工人家庭，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小市民的生活都差不多，日常开销还凑合，可是要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却很难。因此，衡量一个家庭主妇会不会过日子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她能否省吃俭用攒出一个万元户。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里，我们80后的记忆，虽然与饥饿不沾边，但同样与“小皇帝、小公主”般的享受生活也无关。
说起我父母这一代，基本上都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记得在一本名为《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的书中，作者写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太过平顺，虽然平顺的经历可以造就平和与宽容，但却无法激发深刻的思索和大胆的创建，所以我们注定是平庸的。平顺的经历使我们无须去创建什么，只需在前人已经画好的路线上走就是了，这养成了我们的惰性，使我们缺乏行动力。”
的确如此，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充满理想化的革命年代里度过的，在一个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听命于国家的年代，我们的父辈所拥有的青春，要比80后自由宽松得多，他们没有升学的压力，只需按照既定的路线一步步地走下去。就像我的父母，在完成高中学业之后，就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想法，毕竟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强烈感觉到知识对于命运改变的重要性。人们依然习惯于在成年之后，主动接受国家的安排，进入到各个企事业单位，当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尽管有国家包办一切，我父母并没有为房子多操心，不过，我记忆中的老屋，与现在那一个个设计美观，布局合理、环境舒适的小区相比，在感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那时楼房的色彩是灰色的，屋内的格局是仄逼的，房子的空间是狭小的。我相信类似的日子许多80后都经历过。如果用儿时生活的环境，对比当下被媒体称为“蚁族”的“蚁域”，那么诸如地下室、格子间这些地方，与80后而言，未必就不能忍受。
我毕业后选择留在了本省省会所在地南京，和别人合住一套两居室，是空房，尽管除了一个五六平方的房间以外，其他一无所有，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至少我周遭的生活环境都要胜过记忆中那远去却又清晰的窘境。
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国家逐渐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生活所有的想象和需求。而我们的父辈经过一段时期的过度，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正值中年的时候，不得不开始重新面临选择。我父亲就在一家国有手表厂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工人之后下岗了。很多像我父母一样的同龄人，由于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他们当中尽管有的人非常具有智慧，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飞速发展的社会，更多只能通过粗陋的技术和吃苦的精神来延续自己的事业。
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大抵就在于上一代的人会用自己的经验去教育下一代，让他们避免去走同样的弯路。
我从小到大，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能像他们一样，因为没读多少书，一辈子只能当一个普通工人。我了解他们的言下之意，经历过两个时代的父辈，比谁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今天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知识对于个人命运的重要。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平庸，尽管这样的平庸未必全是由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将来还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父辈这种在教育和工作上遭遇到的挫败感，一方面使得他们在教育后代的过程中，非常愿意倾注更多的精力与财力，另一方面，80后为了走出父辈身后的阴影，比其他年代的人更迫切地希望改变自身的命运。
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垮掉一代”的80后，在成年之后，却又能以一种不甘平庸、顽强奋斗的形象出现的原因。
80后是依靠集体还是追求独立?
仔细分析关于80后的诸多话题，人们会发现，所有的争议其实很大层面上都源自于上下两代人之间存在着的价值分歧。就拿“蚁族”来说，媒体和上代人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含辛茹苦把下一代人拉扯大了，并且给与了良好的教育，而他们的下一代却并不能立刻改变自己的命运，扎根在大都市里。所以一旦看到自己的后代拿着低薪，游走于城市的边缘，他们自然就会感到心痛。
正如，不久前，几位长辈级的政协委员在参观北京唐家岭村——这个居住着数万“蚁族”的地方时，被两位“蚁族”兄弟一曲“蚁族之歌”唱得潸然泪下。面对“蚁族”生活的境况，社会主流舆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倾向性很明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希望政府在“蚁族”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毕业生的就业，提供保障性的住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控制住房价，让这些流浪的“蚁族”能够实现城市定居的梦想。
不仅是找政府，通过单位完成一个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都市的转变，也是社会中的主流观点。当然这里的单位，主要是指：政府机关、大型国企、事业单位。06年我和同学毕业时，大家找工作的排序第一位就是考公务员。
诚然，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已经介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毋庸置疑，在许多人的价值体系中，甚至包括主流的价值体系，依然认为把个体的命运寄托在政府和单位(这里的单位特指上文所提到的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身上是最好的选择，个人只有依靠政府和单位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稳定、完善的社会保障。
依附于集体，具有“集体性”人格的人，包括我们的父辈在内他们这些人大多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国家主导社会生活的一切。即使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力量已经逐渐退出了社会，不过，由昔日的集体性所培育出的价值观，仍然会让他们在选择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时，首先想到政府和单位。
与“集体性”人格迥然不同的，正是当下80后所代表的“独立性”人格。而恰恰就是这种独立人格，在它的幼年期，常常会被主流舆论拿来斥责为“叛逆”、“自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80后韩寒。我清楚记得，高中时，韩寒就显示出了写作的天赋，但因为他成绩不好，行为乖张，最后甚至连高中都未读完，如此颠覆传统，最终引来舆论一片质疑，很多人并不看好韩寒的未来，认为他只不过是个非主流。想不到，十年过后，当年的男孩韩寒已经成长为今天的社会良心、独立批评者。就在过去的2009年，他还成功当选为《南风周末》的年度人物。
韩寒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市场的理念已经培植起我们这一代人独立的人格，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解决个人的生存发展，不如去市场中挖掘自我的价值。这样成功的例子充斥在80后的身边，从网络新贵开始，一个不靠任何社会关系、白手起家的人仅凭自己的眼光和技术，就能迅速成长为财富名人，而之后的选秀节目，更是走出了众多个性化的80后，他们通过自己的率真和才艺赢得了广大的观众以及广阔的市场。80后相信，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过去不等于今天，今天更不代表未来，就像一句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
可见，之所以许多年轻的80后，他们愿意放弃回家乡，到二线城市或许很容易获得的优越生活，正是基于他们对于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美好憧憬。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他们最终究竟是留还是走，我相信市场的力量，注意不是政府的力量会对每个人作出正确的评价和估值。
仔细品味《蚁族之歌》，里面已经反映出80后真实的心声，“住在洞穴的我/每天忙忙碌碌奔波/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蚂蚁虽小但胸怀广阔/坚持做自我……”在这些歌词里，没有一句自怨自艾，责怪与不满，相反歌中更多的好像是在述说一个人对于自我奋斗的理解。
作为一个曾今媒体口中的“蚁族”，我愿意把自己的感受、理解与大家分享。希望这些略显个人化的经验与体会能够让人们更真实、全面地了解80后，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他们鲜活的人生定义成概念化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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