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评价

王羲之书法评价

　　王羲之书法评价　　准确地总结很难做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来看王羲之。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其实并不都是因为李世民的作用。唐太宗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王羲之客观的书法水平决定了他书圣的地位。
　　再者，如果说字因人(李世民)贵，那皇帝贵为天子，那岂不字更贵?但事实上皇帝留下的字迹，还是没有王羲之的字贵。因此，字因人贵也有不合理的一面。王羲之个人书法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来谈书法风格问题。风格这两个字也是新名词，在古代很难谈到“风格”问题，但也强调书法某方面的特色问题。你很难拿出一个准确的字眼来圈定他，诠释他，很难做到。因为往往大家无特色，大家无风格。这是一句什么话呢?这也是现在书法论坛上很少有人提到的。真正的书法大家都没有什么特色，包括其他方面的，绘画是，诗文都是如此。
　　前段时间，我看到戏曲频道播放梅兰芳的演唱,其中有一个人就论到梅兰芳的特色问题。说梅兰芳没有特色，为什么没有特色?因为他浑身都是优点，他每个方面都超长与别人，你说他特色在哪里?王羲之作为书圣也是这样。他被称为圣人的时候，就是一个绝对的覆盖面，他把以后书法家的优势完全集于一身。
　　我们谈到杜甫诗圣,你说杜甫诗有什么特色,当然，你要故意去找总能找，但整体说来，他覆盖整个一个格律诗坛，站在了最高点。就像他写的望岳一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说泰山有什么特色，你说他太雄伟太高大，这就是他的特点——“大”，那也不能叫特色，他的特色是囊括了所有其他山的特点。你说王羲之是书圣的时候，他也就是书界之尊，你应该看到，他的优点别人都只是学到一部分，学到一部分的人反倒成了个特色。而对于他，很难用什么风格特色去衡量他。这样说，有人可能说，你太迷信王羲之了。有人说王羲之的字属于中和一派，不是雄强的，是中和的，是以韵胜。
　　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真是个俗词滥调。我们说到王羲之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王羲之的书法岂止是尚韵，难道他的书法不尚意吗，难道他的书法不尚法吗?他成为万世法成，后世所有书家都在学习他，难道不尚法吗?他那个意境之高远，难道不尚意吗?他韵味之醇厚，难道只尚韵吗?所以王羲之的不管是神、意、韵， 他各个方面都是完美的。有人说他是中和之美，我们姑且认同他这个话。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和”吗?“中和”就是不激不历，风规自远。这就是孙过庭《书谱》中说的“中和”。其实，一切以中和为大!你说一个人写的字非常慷慨激昂，阳刚气十足，另一个人说他写的字阴柔气十足，属于秀美一派，或者是粗壮的、古拙的、老辣的，其实这一切都最后归结为“大中和”。
　　中和才最大，有些人特别强调书法特色，要有个人面目，其实是不好的。我告诉大家，清代有一个诗书画都很精通的大家，叫杨钧的著有笔记《草堂之灵 》，他说过一句话：
　　“凡面目特异者，其道必小。字之冬心板桥，一入藩篱，终绝出路，小道数载可成，中庸百年莫尽”。
　　真正面目特别诡异，很奇特的人，其道必小。像金冬心(金农)、郑板桥，这两个人都是诗书画方面有成就的人，但由于他们在书法上的特色非常突出，所以杨钧说是小道。你说是特色，其实也反应了他们的不足，也是缺点。往往就是这样，当你感觉到你写出来字特别秀美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雄强失去了古拙，相反，当你感觉你写出字来特别古拙、特别老辣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书卷气，失去了完美高华婉转。所以一种特色总掩盖着另一种不足，所以说小道，而大道就是“中庸”。我们知道金冬心、郑板桥写得好，但几个人在学呢?一旦进入他们这个藩篱，则终绝
　　出路，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小道数载可成，你可能学了几年就学得很像了，然而“中庸百年莫尽”，你想学习王羲之，此生何易?
　　王羲之属于中和一派书风，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不激不厉，旨在中和。中庸之道是不左不右的金光大道。学习书法必须要了解王羲之，要学习王羲之。这是早已有定论的。王羲之的书法是如此的伟大。
　　张融，这个人是南朝的齐国人。这个人写的字被皇帝看到了，说他没有二王之法。这个人说：“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是何等的自负!后来，很多人引用，来说明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面目。这个大套话是没错，但是具体到张融这个人，我们看到，二王的法则依旧通行无阻，并且千秋万代引以为法，张融之法安在哉?我们可以说张融法小道，二王法大道。
　　王羲之的字是刚柔兼济，刚强之美和阴柔之美二者是组合得非常好，恰到好处。后世张旭、怀素，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字比较，他们就是完美的;但一旦和王羲之相比，就发现他们刚烈之处太多了，过于激烈，中和之美差了一些。还是用王羲之的高度来看待颜真卿，发现颜真卿的字稍微粗野了点。用王羲之的高度来审视欧阳询，欧阳询稍稍板滞了点，特别在行草书方面，稍微板滞生硬了点。用王羲之的高度来审视赵孟頫，赵孟頫稍微圆熟了点，方笔少了一点，阳刚之气稍稍弱了一点。所以用王羲之的高度审视其他书法家，都似乎感到某种不足，尽管后来的这些大家也都是一领风骚数百年，但面对王羲之，都得面北称臣。
　　——习板桥易，习右军则千古不易。中庸无特色，盖其大道矣。
　　关于王羲之的书论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来自实践，当然对于书法理论也不例外，书法理论和其他文艺理论等理论一样，它能指导创作，甚至能开一代书风。一种书法理论的产生和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甚至与创造某种理论的人本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也不能截然分开。不同的理论它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的书论中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是'尽善尽美'，而韩愈却不以为然，认为'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犹能换白鹅'。德国美学家姚斯曾经这样说过：'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这种接受者而创作的'。人们在接受某种文艺作品时凭自己的直觉产生共鸣与否，但更重要的是作出理论评价时必须寻求某一种理论依据，书法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往往只存在理论家创造性的阐述后产生存在意义，获得艺术的生命。这一现象猛一听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世界艺术史，就会感到这是事实。荷兰画家梵高，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画无人间津，他开个人画展时只有他一位朋友为照顾他的脸面和情绪，买了一幅画。然而经过理论家的评论，而使他的绘画作品价值连城。中国画家石壶在世时默默无闻，理论家发现了他而使他名声大振。书法理论同样也起到指导性作用，书法史上书风之所以不断地演变，显然与客观要求分不开，但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书法理论的导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创造者的作品只有进入读者批评阶段才能完成，评论家的褒贬使作品升降，这并不意味着评论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理论和审美标准，这是有其文化背景的。
　　早在秦汉时代的书法家就将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著作，例如秦朝李斯的《论用笔》、西汉萧何的《论书势》、东汉蔡邕的《笔论》、《九势》等。这些理论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略，到了东晋王羲之将书法理论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使之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王羲之的书法理论著作有《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记白云先生书诀》等。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理论著作除《自论书》以外，有些人认为是'依托'，即伪造的，所以对王羲之的书法作系统深入地研究非常困难。研究者需要真实可靠的典籍依据，王羲之的理论著作被贴上'假冒'的标签，故而许多研究者也只好袖手作罢了。有的人举出上述著作的疏漏、矛盾或语言文字上存在的与王羲之名位、修养不相符之处，来证明其著作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诚然，人们列举的某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以此来全面否认其著作及其真实性，说服力也是不足的，土羲之的书法著作当时在传抄翻刻过程中与原意发生偏差，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个别字句从总体把握，就会发现有一个体系贯彻始终，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如果没有深入的艺术实践和浑厚的书法功底，是绝然不能写出来的。倘若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照上述的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一致的关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王羲之：'文义冠世'、'备精诸体'是彪炳晋代的名流，上述著作主旨大要的提出似乎是非王羲之莫属的。清代冯武在《书法正传》中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此篇非右军不能道'。对王羲之的《论书》评论说：'非自道，必不能如此确而妥。'周绍良先生说：'这两篇文章至晚当是六朝时代的人总结王羲之书法而写成的。因之它是可以作为讨论王羲之书作参证的重要依据。'对于时代久远的文论、著作，如有人从分析的角度加以否定，有时会得到有些人的认可，因为一时拿不出真凭实据，难以推翻那些'否定'，弄个水落石出。有的只好存疑于世，必须等待地下文物的出土。如《老子》、《孙膑兵法》就是一例，这两部著作被怀疑达一千多年，直到考古工作者从长沙马王堆和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中拿出了证据，这两部著作才被确定无疑。
　　王羲之书法的特点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以及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其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叔父王廙传授，属于三国时魏国钟繇系统。他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钟繇的楷书真迹，当时王羲之能见到的很多，确有记载的有《尚书宣示表》。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邺(今南京)后，又送给他的。后来，王羲之又将这本真迹借给了小他三十岁的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将《宣示表》陪葬。所以，传世的《宣示表》，实际上是王羲之的临本。而这个临写的《宣示表》，与传世的钟繇的《荐季直表》，都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可以代表钟繇的楷书风采。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擫，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劲，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改，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终完成，则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行书
　　行书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到了东汉，行书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张怀瓘《书断》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同上书)。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钟繇、胡昭二人学书于刘德升，然风范各异，时称“胡肥钟瘦”。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许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尤善隶行，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但作品无一留世。钟繇，字元常，颍川人。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时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因其官高位显，书法风靡一时。他的行押书体至王羲之时，尚在流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王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传统，选择了钟繇书风。钟繇行书的特点，约与西晋时《李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不脱钟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兰亭序》、《丧乱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远宦帖》、《上虞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梁袁昂《古今书评》)。这种欹侧之势，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即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类风格的行书，在王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钟繇的行书就显得既古又旧了。东晋人士崇尚华美，时风趋新厌旧，王羲之的行书成了达官贵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丰纤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丧乱帖》则笔速较快，跳跃捭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
　　草书
　　秦末汉初，已萌草书。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此时期的草书墨迹。草书一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以画地刿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一月用了数丸墨。草书成为最能体现书家艺术个性的书体，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拜，心慕手追。汉魏草书，大多是较多地保留着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书写更为简便的今草的雏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波挑多;后者字可与字相连，大小参差，随意自由，使转多。
　　汉末出现了一些草书大家，如崔瑗、杜度、罗晖、赵袭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张芝。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三国两晋时期的书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
　　张芝的草书，因时代所限，尚未脱离隶书法度，实为章草。张怀瓘《书断》说：“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王羲之学习草书的蓝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赠。王羲之章草传世作品甚少，较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写得非常精美，令人叹服。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书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尺牍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形式，是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主要载体。北齐颜之推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颜氏家训·杂艺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为人也”(《集古录跋尾》)!《十七帖》正是这样一种堪称法帖的尺牍。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机变化。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和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注：'洽’指王洽)。唐张怀瓘《书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老套，一变魏晋的质朴淳厚风格，创造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推进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复兼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书法雅言·取舍》)。项穆的评判有失于绝对，但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体系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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