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2010.6发表在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虽然时有争议，但该作品是新时期文学摆脱不开的话题。《乔厂长上任记》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一个文本，其价值也随时间的流转而改变，“时间”对其起着制约作用，那么文本中的“时间”又如何呢？我们认为，作品中时间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时时在场，制约着主人公，也制约着作品的叙述。一、时间与效率：现代化的焦虑《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改革小说的开山之作及标志性作品，表现了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期盼，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时间的异质性（与旧的、传统的时代相比）与快速高效性：“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哲学是这种时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一切事物都泛出不可思议的时间色彩”②。这种观念在作品中得到了突出表达。小说反映了国人现代化的急切，而现代化在作品中着重体现为时间的焦虑。作品开头便说：“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这是对时间权威（权力）的最经典也是最有力量的诠释。《乔厂长上任记》：一个时间权力的叙述□张喜田（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论争档案：《乔厂长上任记》是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小说在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一发表，立即在民间引起热烈反响，很多人想请这位从未遇见过的厂长到他们那里去“上任”。但《天津日报》在1979年9、10月份连续发表了不少于14篇的对《乔厂长上任记》（以下简称《乔》）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几乎令蒋子龙陷入绝境。这种倾向引起了北京的反应，北京基本上肯定作品。10月6日，冯牧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对《乔》的评价问题。10月10日，陈荒煤领导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工人日报》召开座谈会，讨论《乔》，蒋子龙应邀与会。与会的作家、文艺评论家，以及工厂的工人一致对《乔》褒扬有加，对蒋子龙在天津所遭受的批判“表示气愤”。会后，《工人日报》连续刊发了冯牧、陈荒煤等人的发言。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刘刚上书中共中央宣传部（1979.12.25)，一方面表示对北京的支持，批评了《天津日报》的做法，但更多的是指出了《乔》文的“政治错误”。刘信主要批评了作家过多同情甚至肯定“造反派”郗望北。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及后任王任重同志、副部长朱穆之同志都对作品表示了肯定。当时的文艺评论界也大多对作品表示了肯定，如天津的文艺评论者金梅的《新时期的英雄形象》（《文艺报》1979年第9期）、滕云的《愿有更多的乔厂长上任》（《工人日报》1979.9.10)等文。经过文坛的争论及官方的支持，作品的文学史的正面地位确立下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开始力图寻求个人话语和超越“国家话语”的轨道，“改革文学”被视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和缺少文学艺术性而备受抨击。周海波《“改革文学”批判》（《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等文认为“改革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复述”而造成思维方式单一，最终成为“虚假的文学”。亦有相关评论开始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看待《乔》文。以《乔》文为代表的“改革文学”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并且出现许多探讨“改革文学”出路的文章，如张利群的《改革文学的反思与出路》（《南方文坛》1990年第6期）、蒋静楠的《“改革文学”的现状与出路》（《小说评论》1991年第5期）等。随着历史沉淀和时间推移，新世纪以来，对《乔》及“改革文学”有了重新的审视。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喧嚣中，宣布改革文学“失败”。其中张伟栋的《“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从新时期文学社会背景和文化生产机制角度来分析《乔》文出现的特殊性和必然性。而《人民文学》2008年第11期的杨少衡的《〈乔厂长上任记〉：五十六岁的乔》，则对乔的品质仍表示“深度共鸣”，“邂逅重逢”乔光朴，“感慨无尽”。此文在一片“重评”、“批判”的声浪中表达了一些过来人对《乔》文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一种乡愁般的怀旧。视点·中国当代文学论争档案·小说篇（五）欣赏筅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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