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长安生活

朝罢、廊下食、退朝和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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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5-6-22 10:16:16 被阅览数： 1256 次 来源： 唐诗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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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参官的早朝能持续多长时间呢?《新唐书》载:“朝罢，皇帝步入东亭门，然后放仗，内外仗队，七刻乃下。”我国古代分一昼夜为一百刻 (刻，即漏刻)，与今日计时单位换算，每刻大约十五分钟稍少一点，则七刻恰好一百分钟。以凌晨六时半早朝开始计，大约八时半以前就结束了，是谓朝罢。朝罢，常参官们先在廊下就食，称为“廊下食”。廊下食由官署供给，其就食的时间约在九时。廊下食也被视作早朝仪式的一部分，故此凡官员们有“廊下食行坐失仪、语闹”行为，要罚去一月之俸。这一切仍由御史台官员监督执行，有违者即于弹奏。廊下食毕，各官归于本司，料理公务，若“百司无事，至午后放归”。“午后”的概念很含混，以常情度之，约在下午三时左右。“午后放归”就是退朝，唐人称为“退食”，义同于今日之下班。“退食”语出《诗经·召南·羔羊》:“退食自公。”朱熹《诗集传》:“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自公门而出也。”非常恰当。照以上算来，唐代官员 (常参官，非常参官则要萧散得多)从早朝开始，中间除去一段“廊下食”时间，到午后退朝，上朝的时间大约为八个小时，与现代社会公职人员工作的时间很接近。另，我国农村 (尤其是北方农村)的农民，日出而作，至上午九时左右回家吃第一顿饭，稍息即再去劳作，至下午三时左右吃第二顿饭。这个习惯至今如是，很可能就是自周秦汉唐以来作息习惯的遗留。

　　白居易有一首《朝归书寄元八》，通篇写到了他从朝罢到退朝:

　　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却睡至日午，起坐心浩然。况当好时节，雨后晴和天。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独眠仍独坐，开襟当风前。禅师与诗客，次第来相看。要语连夜语，须眠终日眠。除非奉朝谒，此外无别牵。年长身且健，官贫心甚安。幸无急病痛，不至苦饥寒。自此聊以适，外缘不能干。惟应静者信，难为动者言。台中元侍御，早晚作郎官。未作郎官际，无人相伴闲。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 (815年)，“元八”为元宗简，任职御史台，白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官阶为正五品上，为常参官。“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就是朝参和廊下食。廊下食后，大部分常参官要归省料理公务，而太子左赞善大夫却是闲散之职，无具体职事，所以就早早回到家里了。人卧马歇，一觉睡醒，已至日午。“要语连夜语，须眠终日眠”以下写他的闲散安逸。元宗简则不同，职事比较繁忙，所以白居易寄诗给他，感叹他不能相伴于自己的“闲”。诗当然是发泄他投闲置散牢骚的，五六年后，至穆宗长庆初，他写的《赠驾部吴郎中七兄时早夏朝归闲斋独处偶题此什》就大不相同了:

　　四月天气和且清，绿槐阴合沙堤平。独骑善马衔蹬稳，初著单衣支体轻。退朝下直少徒侣，归舍闭门无送迎。风生竹夜窗间外，月照松时台上行……

此时的白居易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朝罢，须料理公务，而且公务甚为繁忙，已容不得闲散了。

　　三省之中的中书、门下两省，其办公地址就在早朝宫殿的东西两侧，故又称两掖。尚书省及其他台、监、寺官员，办公地点多在皇城内。故中书、门下两省官员朝罢几可以说是就地上班，而尚书省及其他官员则须退出大明宫 (或兴庆宫)，再乘马经过大街，回到衙署所在地皇城。这样，当朝罢、廊下食后，长安大街上往往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且看刘禹锡《春日退朝》:

　　紫陌夜来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动，阁影助松寒。瑞气转绡 ，游光泛波澜。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

此诗作于德宗贞元二十一年 (805年，本年七月改元永贞)，刘禹锡时任屯田员外郎 (属尚书省)，在常参官之列。诗中“戟枝迎日动”写朝日升于东，正是朝罢光景。诗中“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不是白居易的“归来昭国里”，回到自己家中，而是归省 (尚书省)。

　　再看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诗:

　　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睛曛赤羽旗。宫草霏霏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云近蓬莱常五色，雪残支鹊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

诗写于肃宗乾元元年 (758年)春，杜甫时任左拾遗。“侍臣缓步归青琐”写朝罢归省 (门下省，又称左省)，仇兆鳌注:“归青琐，退朝回院也。”从宣政殿退出归于本司衙门，即在殿左侧，故可以“缓步”，与刘禹锡的骑马归省 (尚书省)不同。末句“退食”云云，则是写午后下班回家了。

　　百官朝罢归本司理事，“至午后放归”，下班回归各自家中。每当午后，长安街头可以看到与早朝同样的光景:百官们或马或车，从皇城 (俗称子城)、大明宫中纷纷 “退食”出来。这个场景虽无早朝壮观 (早朝时百官皆有火烛前导)，但却是在长安街坊商贾、百姓众目相视之下经过的，故别一种意义。陈子良《春晚看群公朝还人为八韵》就是写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的:

　　游子惜春暮，策杖出篙莱。正值康庄晚，群公谒帝回。履度南宫至，车从北阙来。珂影傍明月，笳声动落梅。迎凤采旄传，落日绶花开。轻尘掩鹤盖，翠柳拂龙媒。绮云临舞阁，丹霞薄吹台。轻肥宁所羡，未若反山隈。

陈子良是太宗贞观时人，写此诗时尚无官职，始从家乡到长安谋出身。诗中的“南宫”指尚书省所在地皇城，“北阙”泛指朝廷，此指太极宫中中书、门下二省所在 (贞观间早朝之地在太极宫太极殿，中书、门下二省各在太极殿两掖)。面对退朝归来的官员们车马喧阗场面，在诗人眼里，触处皆是钦羡。末二句“轻肥宁所羡，未若反山隈”当然是故标清高、言不由衷之语了。

　　“退食”之后，大部分官员即可回到自己住处休息、读书、作文或交会朋友，一少部分官员则须留在本司值班，当时称为“当直”，当直官员例在省 (衙)内住宿，故又称“宿直”。

　　《唐会要》载:“故事:尚书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都司执 直簿，转以为次。”又:“故事:尚书左右丞及秘书监、九寺卿、少府监、将作监、御史大夫、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国子司业、少监、御史中丞……准《开元式》，并不宿直。”尚书省每日一人宿直，具体的含义应是每部 (吏、户、礼、兵、刑、工)每日一人宿直。不宿直者，是尚书省左、右丞及五监的长官和副职、御史台的长官和副职，一般官员仍是要宿直的。从以上记载似乎看不出中书、门下二省官员是否宿直。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当然是要宿直的，其必要性大于尚书省官员及五监、九寺官员的宿直。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门下省掌“出纳令”，都是中央政府的机要之司。皇帝每日早朝所决定的命令、政策及官员们的升黜，相当一部分要在夜间拟出相应的文件，所以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宿直非常重要。正因为此，三省长官 (中书省中书令，门下省侍中，尚书省左右仆射)也是必须宿直的，以备皇帝临时顾问。但三省长官可以通直，即轮流宿直;中书省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给事中也可以通直。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通直的实际情况:中宗景龙三年(709年)，苏襄为尚书省右仆射中书门下三品 (即宰相)，儿子苏廷为中书舍人，父子有可能一起宿直决定朝廷要事，故苏廷奏请允许自己出为外官，中宗不许。廷坚执要求，仍不许。中宗说:“欲得卿长在中书。”襄、廷父子“遂父子联事通直”。另一个例子在开元二十年 (732年)九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梁升卿当直，但明日是他的“私忌”之日(父、母丧日)，升卿欲还家，令吏人通知给事中元彦冲代己宿直，而彦冲因与朋友聚宴，酒已半醉，不愿代直，且无礼地反问:“汝何不直？”升卿只得作书详陈“私忌”情况。升卿出省归家，而彦冲尚未到省，其间发生了中使 (宦官)持敕而“直官不见”的空档，玄宗大怒，出彦冲为邠州刺史，出升卿为莫州刺史。两人都因“玩忽职守”而贬官。

　　每夜要在官署中“宿直”的官员有多少?不易估计，总在一二百人左右吧。“宿直”不同于早朝，是少数人的活动，又是夜晚，孤单、寂寞，少了家庭和友朋的乐趣，所以又特别是酿造诗情的环境。唐人宿直诗，为数不少，单是白居易一人，即在二十首以上，如下面几首:

　　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

　　　　　　　　　　　　　　　　　　《禁中》

　　风翻朱里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灯，秋床一人寝。

《禁中秋宿》

　　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欲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连铺青嫌被，对置通中枕。仿佛百余宵，与君同此寝。

　　　 　《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

　　　　　　　　　　　　　　　　《紫薇花》

　　诗中的“通中枕”、“青缣被”，是自汉以来朝廷提供给宿直官员的寝卧之具，至唐末变。中书省又称紫微省，中书舍人称紫微郎。紫薇花，中书省中多植。

　　唐人的宿直诗与早朝诗颇有不同，其突出的一点就是早朝诗多写朝廷威仪而宿直诗多写个人情怀。上引白居易四首宿直诗，前三首作于宪宗元和初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后一首作于穆宗长庆初白居易为中书舍人时，中间间隔十数年，宿直诗的基本情调没有多大变化，仍是写他的孤单、冷清。

　　 肃宗乾元初杜甫为左拾遗时有 《春宿左省》诗: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仇兆鳌注:“上四宿省之景，下四宿省之情。……听钥、想珂，宿而起矣;问夜末央，起而待旦矣。自暮至夜，自夜至朝，叙述详明，而忠勤为国之意，即在其中。”不能说白居易宿直诗便没有“忠勤为国”之意，更不能说杜甫的诗便矫情。二人宿直诗情绪不同，与各自的处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同有关，杜甫的诗更多的是为官的责任感，白居易诗则更多即时即景个人的情怀。

　　李绅的《忆夜直金銮奉诏承旨》诗，写他宿直应诏草制参与朝廷决策的政治“满足感”，与杜甫的恭谨和白居易的孤寂均不同:

　　月当银汉玉绳低，深听 韶碧落齐。门压紫垣高绮树，阁连青琐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飞诏，草定新恩促换题。明日独归花路近，可怜人世隔云泥。

此诗当作于穆宗长庆二年 (822年)李绅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时。金銮殿在大明宫紫宸门以内（北），是皇帝召见个别亲近大臣的内廷之地。李绅得以在内廷“奉诏承旨”，按诗中所写，就是“墨宣外渥催飞诏，草定新恩促换题”，接连为皇帝起草任命官吏的制词，一直到天明。诗中洋溢着“奉诏承旨”的兴奋心情，以致“明日独归”时，竟有“人世云泥”之感。

　　宿直的官员，从早朝起，到午后，再通宵宿直;宿直之后，次日仍要参加早朝，尚不能因宿直便免去次日早朝，前引杜甫《春宿左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嘉祐《和张舍人中书宿直》诗“裁诏催添烛，将朝欲更衣”，崔峒《奉贺给事寓直》诗“夜闲方步月，漏尽欲朝天”，均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个别官员还要连续数日宿直，辛苦未免倍于常人。白居易有《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诗，就是写他连续宿直的牢骚的。所幸的是，当宿直孤单冷清之际，有诗歌可以排遣郁闷，酝酿诗情，也可以打发时光。还可以将诗草送往其他宿直的官署里邀和，同声相应，和者不少，首唱者也不寂寞。王湾有诗《秋夜寓直即事怀赠萧令公裴侍郎兼通简南省诸友人》，“南省”即尚书省，“通简”就是以诗代简，把这首诗普遍地传递给尚书省所有友人;沈佺期 《和中书侍郎杨再思春夜寓直》，崔颢《奉和许给事夜直简诸公》，张九龄同题诗，韦应物《和张舍人夜直中书寄吏部刘员外》，羊士谔 《酬吏部窦郎中直夜见寄》《和窦吏部雪中寓直》……都是寓直官员之间的相互酬答唱和诗。

　　当官员宿直时，朝廷也有优宠，如置枕 (通中枕)、被(青缣被)，供无公事时睡眠。另还有赐食、赐衣、宫女燃香等:

　　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宵。时衣天子赐，厨膳大官调。长乐钟应迟，明光漏不遥。黄门持被覆，侍史捧香烧……

　　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并命登仙阁，通宵直礼闱。大官供宿膳，侍女护朝衣……

　　　　沈佺期《酬苏员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见赠》

……赐膳中人送，余香侍女收。仍闻劳上直，晚步凤池头。

　　　　司空曙《晚秋西省寄上李韩二舍人》

诗中都提到了赐食、赐衣和燃香。“时衣天子赐”，足见所赐衣随寒暑季节不同而不同;“侍史护朝衣”，可知这些衣服由“侍史”(宫中女职)“护”来，护者，捧、持之谓也。“厨膳大官调”、“大官供宿膳”中的“大官”，即“太官”，《后汉书·皇后纪上》李贤注引《汉官仪》:“大官，主膳羞也。”“赐膳中人送”的“中人”，即宦官。宿直时所燃之香，由宫女捧出点燃，“余香侍女收”是否指未用尽之香天明时仍要收回去?“时衣”之赐，猜想起来，也应如枕、被一样，宿直一毕再收回去，由宫中盥洗、熏香，另晚再由侍女捧出罢?

唐代宫苑和游乐地

　　唐朝国力强盛，长安城宫苑壮丽。大明宫北有太液池，池中蓬莱山独踞，池周建回廊四百多间。兴庆宫以龙池为中心，围有多组院落。大内三苑以西苑为最优美。苑中有假山，有湖池，渠流连环。长安城东南隅有芙蓉园、曲江池，一定时间内向公众开放，实为古代一种公共游乐地。

　　唐代的离宫别苑，比较著名的有麟游县天台山的九成宫，是避暑的夏宫；临潼县骊山之麓的华清宫，是避寒的冬宫。

大明宫

　　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龙首原上。唐代贞观八年（634），太宗李世民为供其父李渊避暑，于长安宫城东北角禁苑内修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662）高宗李治加以扩建，一度改名蓬莱宫，后成为唐代帝王在长安居住和听政的主要场所。唐末毁于战乱。1961年其遗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明宫高踞龙首原上，遥对终南山，俯瞰长安城，规模宏大，气势壮阔。宫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宽北窄。北墙长1135米，南墙（即长安城北垣的一段）长1674米，西墙与南北墙垂直，长2256米，东墙倾斜有曲折。宫城内有三道平行的东西向宫墙。所有宫墙均为夯土墙，仅在同城门相接处和城墙转角处内外表面砌砖。城基宽13米余，深1米余，城墙底宽10米余。宫城北部的东、北、西三面城墙之外平行筑有夹城。西、东两面的夹城距宫城均为55米,北夹城距宫城160米。宫城南墙正中的丹凤门为正门，东有延政、望仙二门，西有建福、兴安二门；西墙中部有右银台门，其北有九仙门；东墙有左银台门；北墙正中为玄武门，其东有银汉门，西有青霄门，玄武门正北夹墙有重玄门。北门一带是当时北衙禁军的驻地，关系到宫廷的安危，所以在不到200米距离内设了三道门（包括玄武门内的重门）,门的基址尚存。

　　据记载：大明宫分为外朝、内廷两部分。外朝沿袭唐太极宫的三朝制度，沿着南北向轴线纵列了大朝含元殿、日朝宣政殿、常朝紫宸殿。三殿东西两侧建有若干殿阁楼台。外朝部分还附有若干官署，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内廷部分以太液池为中心。池中建蓬莱山，池周布置曲廊。周围殿宇厅堂、楼台亭阁罗布，寝殿在池南。这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场所。各殿具体位置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确定。

　　含元殿，大明宫中轴线上的第一座宫殿。是举行重要典礼仪式的场所。含元殿利用龙首原高地为殿基。现残存遗址高出南面地坪10余米。殿东、北、西三面为夯筑土墙，白灰抹面。殿宽11间，每间面阔5米余，进深4间，北墙距北内槽柱中心5米，内槽柱南北跨距9.8米，殿四周为副阶围廊。殿址上现存方形柱础一座，下面方形部分长宽各1.4米，高0.52米，上凸覆盆高10厘米，上径84厘米。仅从这一构件的尺寸，可见含元殿的尺度规模。殿前龙尾道长75米，道面平段铺素面方砖，坡面铺莲花方砖，两边为有石柱和螭首的青石勾阑。含元殿东西两侧前方有翔鸾、栖凤两阁，以曲尺形廊庑与含元殿相连。这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体现了唐代建筑的雄浑风格，成为后世宫殿的范例。

　　麟德殿，是皇帝举行宴会、观看杂技舞乐和作佛事的场所，位于太液池正西高地上，距宫城西墙90米。宫殿遗迹的台基夯土筑成，周围砌有砖壁，呈长方形，南北长130余米，东西宽约77米，上下二层，殿堂、廊庑建在上层台基之上，麟德殿由前殿、中殿、后殿组成，中殿为主殿，东西宽9间（两山墙各占一间除外），南北进深5间，殿内有两道隔墙，将殿分成东、中、西三部分，中部5间，两侧各2间，地面铺0.2米厚石板。前殿东西宽亦为9间，两山与中殿齐，前后无墙，两端两间进深4间，当中7间进深3间，地面也铺石板。后殿与中殿仅一墙之隔，两山与中殿两山对齐，进深3间，地面铺方砖，殿周环以回廊。殿后侧东面为郁仪楼，西面为结邻楼，两楼前为东亭、西亭。楼、亭均建于夯土高台上，楼亭廊庑衬托着三殿，构成一组具有唐代特色的大型建筑组合。

兴庆宫

　　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为唐长安三座皇宫之一，其他两座为大明宫、太极宫。开元二年（714）就唐玄宗旧居五王子宅所在的兴庆坊建成。宫殿为非对称布局，南部有较大的园林区，具有离宫性质。唐天佑元年（904）毁。

　　据记载，兴庆宫以一道东西横墙隔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正门兴庆门在西墙；南部为园林区。东面通过夹城与大明宫连通。正殿为兴庆殿，主要建筑还有大同殿、南薰殿、新射殿等。龙首渠横贯宫殿区，在瀛洲门东侧穿越东西横墙注入园林区的龙池。园林区以龙池为中心，东北角有沉香亭。宫的西南方有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是唐玄宗宣布大赦、改元、受降、受贺、接见、宴饮的地方。整座宫殿没有一条全局的中轴线，这在古代宫殿建筑中是罕见的。遗址南北1250米，东西1080米。1958年在遗址范围内进行过发掘，其中有一座门址，面阔五间，长26.5米，进深三间，宽19米，进深的中间一间除明间处开门道外，西侧为夯土台，土台外侧接南面宫墙。这遗址曾被认为是勤政务本楼遗址。但也有人认为，与文献所载的位置、规模都不相合。

曲江池

　　中国唐代著名的风景区，在唐长安城东南隅，因水流曲折得名。这里在秦代称恺洲，并修建有离宫称“宜春苑”，汉代在这里开渠，修“宜春后苑”和“乐游苑”。隋营京城（大兴城）时，宇文恺凿其地为池。隋文帝称池为“芙蓉池”，称苑为“芙蓉园”。唐玄宗时恢复“曲江池”的名称，而苑仍名“芙蓉园”。据记载，唐玄宗时引产水，经黄渠自城外南来注入曲江，且为芙蓉园增建楼阁。芙蓉园占据城东南角一坊的地段，并突出城外，周围有围墙，园内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曲江池位于园的西部，水面约0.7平方公里。全园以水景为主体,一片自然风光，岸线曲折，可以荡舟。池中种植荷花、菖蒲等水生植物。亭楼殿阁隐现于花木之间。唐代曲江池作为长安名胜，定期开放，都人均可游玩，以中和（农历二月初一）、上巳（三月初三）最盛；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和每月晦日（月末一天）也很热闹。现在池址仍在，园林设施均已湮没。

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

　　盛唐时期，中国山水画已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寄兴写情的画风。园林方面也开始有体现山水之情的创作。盛唐诗人、画家王维在蓝田县天然胜区，利用自然景物，略施建筑点缀，经营了辋川别业，形成既富有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中唐诗人白居易游庐山，见香炉峰下云山泉石胜绝，因置草堂，建筑朴素，不施朱漆粉刷。草堂旁，春有绣谷花（映山红），夏有石门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四时佳景，收之不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城南门外沿江处，发现一块弃地，斩除荆丛，种植竹、松、杉、桂等树，临江配置亭堂。这些园林创作反映了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是在充分认识自然美的基础上，运用艺术和技术手段来造景、借景而构成优美的园林境域。

别业

　　别业一词是与“旧业”或“第宅”相对而言，业主往往原有一处住宅，而后另营别墅，称为别业。称别墅时，则是突出其园林气氛以区别于一般住宅。



　　别业和庄园有时含义相同，有时不同。别业建于业主所属领地或田产范围内的，与庄园相同；有的别业是一所包括有住宅的独立的园林，业主也不一定是地主或领主，这种别业就不是庄园。



　　别业和宅园的区别在于：前者位于郊区，是以家宅为主体的园林；后者位于城市，是在家宅用地中划出一部分用地专门布置成园林，供游憩之用，同家宅隔开。宅园研究者，通常不考虑家宅部分，仅以园林部分为研究对象。别业同庄园和宅园虽有区别，有时并不严格划分。



　　中国园林史上最著名的别业当推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辋川别业。

辋川别业

　　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701-761）在辋川山谷（兰田县西南10余公里处）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今已湮没。根据传世的《辋川集》中王维和同代诗人裴迪所赋绝句，对照后人所摹的《辋川图》，可以把辋川别业大致描述如下：



　　从山口进，迎面是“孟城坳”，山谷低地残存古城，坳背山冈叫“华子岗”，山势高峻，林木森森，多青松和秋色树，因而有“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和“落日松风起”句。背冈面谷，隐处可居，建有辋口庄，于是有“新家孟城口”和“结庐古城下”句。



　　越过山冈，到了“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的背岭面湖的胜处，有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大概是山野茅庐。馆后崇岭高起，岭上多大竹，题名“斤竹岭”。这里“一径通山路”，沿溪而筑，有“明流纡且直，绿筱密复深”句，状其景色。



　　缘溪通往另一区，题名“木兰柴”（木兰花），这里景致幽深，有诗说“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溪流之源的山冈，跟斤竹岭对峙，叫“茱萸片”，大概因山冈多“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的山茱萸而题名。翻过茱萸片，为一谷地，有“仄径荫宫槐”句，题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



　　登冈岭，至人迹稀少的山中深处，题名“鹿柴”，那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山冈下为“北宅”，一面临欹湖，盖有屋宇，所谓“南山北宅下，结宇临欹湖”。北宅的山冈尽处，峭壁陡立，壁下就是湖。从这里到南宅、竹里馆等处，因有水隔，必须舟渡，所以“轻舟南宅去，北宅渺难即”。



　　欹湖的景色是，“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如泛舟湖上时，“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为了充分欣赏湖光山色，建有“临湖亭”，有诗这样描述：“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沿湖堤岸上种植了柳树，“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绮”，“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丝”，因此题名“柳浪”。“柳浪”往下，有水流湍急的“栾家濑”，这里是“浅浅石溜泻”，“波跳自相溅”，“汛汛凫鸥渡，时时欲近人”，不仅描写了急流，也写出了水禽之景。

　　离水南行复入山，有泉名“金屑泉”，据称“潆汀澹不流，金碧如可拾”。山下谷地就是南宅，从南宅缘溪下行到入湖口处，有“白石潍”，这里“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跋石复临水，弄波情未极”。沿山溪上行到“竹里馆”，得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外，还有“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胜处，因多辛夷（即紫玉兰）、漆树、花椒而命名。

　　辋川别业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因植物和山川泉石所形成的景物题名，使山貌水态林姿的美更加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出来，仅在可歇处、可观处、可借景处，相地面筑宇屋亭馆，创作成既富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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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风景区的文化娱乐活动斋

曲江风景区的文化娱乐活动最兴盛时期是在唐代，有些活动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很早的岁月。景区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包括中和、上巳、重阳三令节的晏游活动，新科进士庆晏及雁塔题名活动，日常游乐和度假休闲活动。古

中和、上巳、重阳三令节源流斋

明代胡霞亨《唐诗谈》载，“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焉。赐廿従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绿楼达于王公，霹匠不废俚贱。”其中尤其重视晦日、上巳、重阳三个节日。古

中和节，起于唐德宗时，而源于秦汉时期的月晦节。所谓月晦，即正月的最后一天。历史文献记载，従正月元日至月晦，例为“廿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的盛节（《荆楚岁时记》。或谓“士女悉煎裳斟酒于水湄，以为度厄”（《玉烛宝典》）。这个节日的主旨是：通过在一年之始到水边嬉戏取乐，溅水于裙，开怀畅饮，舒展身心，消除过去一冬中积下的郁闷，祈祷新的一年里生活平安无厄。在初唐、盛唐时期，一直沿旧习举行月晦节。唐太宗有《月晦》诗一首：“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罩云朝盖上，穿露晓珠呈。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披襟欢（还）眺望，极目畅春情。”这一首诗的主旨主要是即春之景，畅春之情。到了唐德宗时，帝“以前世上巳、九日（九月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李泌于是迎合其意，建议“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号为献生子。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种，祈丰年。百官献农书，以视务本”。德宗于是下诏自此以中和、上巳、重阳并为三令节，并且“中外皆赐缗钱宴会”（《新唐书·李泌传》）。主

上巳节，自古有于每年农历三月上旬之巳日修禊习俗，是中国传统三令节之一。《史记·外戚传》载：“武帝祓霸上……”《汉书·外戚传》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里的武帝指汉武帝，霸指长安周围八水之一的灞河。可见，西汉上巳日的祓禊活动主要在京城东之灞河边举行。《后汉书·礼仪志》载：“三月上巳，官民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摆为大洁。”《晋书·礼志》谓，自曹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复用巳日。従此时起，修禊之外还增加了水边宴饮。文人雅士想出新招，即与会者坐于溪流的两边，盛酒的杯子従上游流下，流到谁的跟前谁就饮，俗称“曲水流饮”。此风南北都盛，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兰亭序》中所说的“曲水流觞”和长安八景之一的“曲江流饮”了。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改以阳历三月三日为修禊之辰，并废上巳之称。显然，这是一个以修禊为主题的节日。斋

重阳节，亦曰重九节，于每年农历九月九日举行。《易经》以阳爻为九，于是将九定为阳数。日与月皆逢九，故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重阳节是每个人都熟悉的。节日的内容主要有佩（插）茱萸、赏菊（包括饮菊花酒）和登高。茱萸是一种药草，即俗所说的艾子，佩带可以驱降各种寒热风湿邪气。此风传自远古，至西汉时已有据可考。菊花酒，《西京杂记》也有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说是可以令人长寿。初唐诗人郭震有五言绝句二首，其中一首谓：“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与子结绸缪，丹心此何有。”前两句集中地概括出佩茱萸、饮菊花酒的用意，即为了“辟恶”与“延年”。至于外出登高，就其本来意义来说，主要是为了避祸，也与茱萸、菊花酒有密切关系。这种习俗似乎起源于隋代。传说汝南桓景与隋翻经学士费长房一起游学，一日，费对桓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厄，你赶紧回去叫家人作绛囊盛茱萸系于臂上，外出登高饮菊花酒，可避此祸。桓照办。当日，桓家果然禽畜暴死，而人得以安。自此之后，重阳登高遂成习俗。到了唐代，登高活动尤其盛行。盛唐诗人王维有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登高与插茱萸也密切地连在了一起。重阳节风俗就这样一代一代沿袭至今。斋

唐代三令节的宴游活动主

曲江风景既已成为一处著名的名胜，京城的许多文化娱乐活动自然便要与之结缘。在这里进行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首先要数三令节活动，其中又包括百官宴和一般民众的娱乐活动。斋

如前所述，中和节源于唐德宗时，由改正月晦为二月朔而来。关于月晦节，唐太宗有诗记之，其他诗人亦有诗记之。李端《晦日同苗员外游曲江》有“晦日同携手，临流一望春”之句，这従一个角度反映了唐代月晦节与曲江的关系。改月晦而置中和节的第一个节日，德宗便敕令群臣会于曲江亭，并赐宴制诗，其诗共四首，即《中和节日宴百僚赐诗》、《中和节赐百官燕（宴）集因示所怀》、《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和《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十六句》。这四首诗总的意思是说：大地回春，肇始于中和之节，在这“仲月风景暖，禁城花柳新”、“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云开洒膏露，草疏芳河津”的良辰佳节，赐宴群臣，朝野同庆，目的就在于“庶洽朝野意，旷然天地新”，“君臣永终始，交泰符阴阳”，“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在欢度中和节时，地点一般选在曲江风景区，会百官宴于曲江亭，有时也在宫内如麟德殿举行。在宴会上，君臣唱和，共同期盼国家太平。贞元十四年（７９８）二月戊午，即中和节这一天，德宗制诗令太子书视百官。御制序谓“朕以中和之首，纪为令节，听政之暇，韵于诗歌，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云云（以上参见《全唐诗·德宗皇帝》）。这集中地体现了设置中和节的本意。在中和节期间，京城民众也纷纷到花卉环周、烟水明媚的曲江风景区去游玩。当此之时，“绿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坭”，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中和节的第二天，即二月二日，京城士民到曲江拾菜兼游玩，盛况不减于头一天。这应该说是中和节活动的延续。现如今，中和节已经不过了，但二月二挖荠菜的习俗仍然存在。古

唐代上巳节主题之一是修禊。《秦中岁时记》载：“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上巳赐宴曲江，这是此节日活动的内容之一。对此，《剧谈录》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上巳节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胜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官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绿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洲，以为盛观。”明代胡震亨《唐诗谈》也谈到当时宴会及游乐的热闹情景：“……选妓捣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坠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翌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唱和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这些记载说明，曲江赐宴是先宴会，后游赏。《旧唐书·玄宗纪》载，玄宗为了従兴庆宫到曲江池芙蓉园游乐，专门敕遣范安及于长安扩展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皇帝与百官宴会的情况，《全唐诗》有所描述。杜甫的《丽人行》诗生动地描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长安贵家妇女在包括曲江池在内的水边游春及百官宴的盛况。在描写这些丽人时，诗圣笔下写道：“态浓意远淑且真，机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坶叶垂鬓唇……珠压腰肢稳称身。”关于这些佳人的身份，诗谓“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显然都是些皇亲国戚辈。关于百官宴的丰盛，诗中也有描写，是谓“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嫔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山珍海味，水陆珍馐，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在宴会上，皇帝常常即兴吟诗，令大臣们唱和。贞元六年三月庚子，德宗皇帝宴百僚于曲江亭，并赋诗一首赐之，诗题为《三日书怀因示百僚》，内文是：“佳节上元巳，芳时属暮春。流觞想兰亭，捧剑得金人。风轻水初绿，日晴花更新。天文信昭回，皇道颇敷陈。恭己每従俭，清心常保真。戒兹游衍乐，书以示群臣。”文宗皇帝在举行上巳节曲江宴时，新任中书令裴度因病未能赴宴朝谢，与会者宴中赋诗，文宗特遣中使赐度诗，又赐御札曰：“朕诗集中要有卿倡（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未差，可异日进来。”结果，御札刚送至，而裴度告薨。其所赐《上巳日赐裴度》诗为：“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此诗表达了文宗皇帝在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面前对一代重臣的思托之情。在赴宴的朝臣中，曾唱和并流传至今的上巳节诗作有卢照邻的《曲池荷》、白居易的《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许棠的《曲江三月三日》、司马扎的《上巳日曲江有感》、王启的《上巳日曲江赐宴群臣》、赵璜的《曲江上巳》等。百官在酒足饭饱之后，即开始乘船游玩，盛况如前文所述。上巳节日活动的另一部分是一般市民的游园，其内容之一是上文已提到的都人于江头禊饮和踏青，游人或者以脂粉染于饼类食物红忏上，挂于竿头，前引车马（参见《白孔六帖》）。贵家游赏，则剪百花装成狮子，相互赠送。某师有小连环欲送人，于是用蜀地的流苏系而牵之，并且唱曰：“春光且莫去，留与醉人看。”（《曲江春宴录》）唐时上巳节日曲江游宴的时风习俗由此可见。古

唐代对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也非常重视，其风俗仍不外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和赏菊；目的是驱邪避祸，延年增寿，欣赏秋景，与前代比较亦无二致。所谓“却邪萸结佩，献寿菊传杯”、“萸房陈宝席，菊蕊散花台”、“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者是。従封建上层方面讲，皇帝过重阳节见于《全唐诗》的最早者是则天皇帝或中宗，上官昭容等曾陪驾登慈恩寺塔饮菊花酒，昭容有诗记其事，诗题为《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酒》。之后，唐睿宗、玄宗也曾在重阳日登慈恩寺塔行庆。当时诗人郑嗓、崔湜、李适、李峤、李迥秀、王景、毕乾泰、麹瞻、樊忱、孙熬、李従远、周利用、张景源、张锡、解琬等均有应制之诗。大约在唐玄宗以前，皇帝过重阳节的地点多在大慈恩寺，例为登塔、饮菊花酒。德宗以后，行庆地点多在曲江池。贞元四年或五年重九日，德宗在曲江亭宴群臣，并制诗赐之，诗序云：“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赐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顺朕不暇，乐而能节，职司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阳之会，聊示所怀。”此时此刻，最高统治者的节庆心情与前比已有所不同，开元盛世以前的那种蓬勃向上，奋发有为，信心十足的激情不见了，代之而流露于纸上的是强作欢颜和莫名的隐忧，这与德宗世藩镇割据，朝廷“出车云扰，命将星繁，馨国用不足以馈军，竭民力未见于破贼”（《旧唐书·德宗纪》）的日趋没落形势自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前代重阳登高的地点往往在乐游原，在唐代，乐游原的文化娱乐活动仍然很多，如高宗皇帝、则天皇帝及玄宗皇帝都在乐游原赐宴过臣下，王勃、宋差、苏忖、张说、赵冬曦、崔沔、崔尚、胡皓、王翰等在宴会上都写过应制诗。此外，卢照邻、张九龄、郭震、杜甫、钱起、耿是、杨凭、裴度、元稹、白居易、张祜、杜牧、李商隐、刘仁得、李频、豆卢回和皎然等也都游览过乐游原，并写下情景交融的感人诗篇。但是，无论是应制诗还是其他人的诗，都没有一篇是有关重阳节的，可见唐代时乐游原不是举行重阳节庆活动的地方。究其原因，或许是従贞观末年起，城内有了凌霄而起的慈恩寺塔，后来又有了连同大慈恩寺在内的比之前代更为优美的曲江风景区，登高、赏菊都有了更好的去处的缘故。知

唐代新进士的曲江宴与慈恩寺塔题名古

除三令节以外，曲江风景区还有一项文化内涵更为丰富的活动，这就是新科进士的庆祝宴会——曲江大会。科举考试是唐朝政府录用官员的主要途径和办法。进士考试是科举中最难的一科。每年春由尚书省礼部主持全国的科考，称“省试”或“礼部试”；举子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分配工作，任命职务，称“铨试”或“关试”。唐代科举放榜的时间在二月，正是杏花盛开的时节，新进士的曲江宴应该是在中和节之后。当时风俗，举人既及第，就要集合起来到主考官即座主的府邸通报姓名，进门后以北为上首而站于西阶下，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即及第举人）拜，主司答拜；然后叙说年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行数巡，告辞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参见《新唐书·选举志》）。俗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考进士之难由此可见。因此，举子们一旦中第，其得意的情态，不仅形于色，而且跃于纸，是谓“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全唐诗·黄滔》）、“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全唐诗·徐夤》）、“一声金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全唐诗·韦庄》）、“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全唐诗·伊嗒》）。考中进士既然是这样的一件大事，自然是要庆祝一番的，庆祝的形式就是曲江大会，亦即曲江宴。因为宴会往往是在关试后才举行，所以又叫关宴；因举行宴会的地点一般都设在杏园曲江岸边的亭子中，所以也叫杏园宴；宴会后，各自便要走马上任，因此又叫离宴。举行曲江宴的程序是：“先笺教坊请奏，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之；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终日……敕下后，人置被袋，倒以图章（原作障）酒器……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金”（《唐摭言》）。宴会中，又设主罚录事，主管监督与会者是否已到齐等事宜。史载卢彖及第后，临近关宴，却请假往洛下拜庆；同年宴于曲江亭子时，他虽已回来，却不参加，而是“以雕庐载妓，微服垧嫔，纵观于侧”。后被进士主罚录事雀沅发现，将其批评了一通，其辞略曰：“深掺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唐摭言》）在举行宴会时，还要従新进士中挑选两名最年轻者充当探花使（郎），走遍长安城，把城中最美的鲜花采集带回宴会来。孟郊考中进士后，曾跟随探花使跑了一回，并以《登科后》诗志之：“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前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如上文所述，宴会又设题名席，宴会后，一齐前往慈恩寺题名于塔壁，在同年中选出善书者书之（《太平广记》），后世称之为“雁塔题名”。（仿唐故事，此风一直延续至清代，従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非常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题名毕，即乘画舫游玩，其纵情狂放，极尽所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笑料（参考《唐摭言》与《太平广记·贡举》）。有时候，皇帝高兴起来，还会优诏新进士进入芙蓉园游赏，诗人李绅有诗为证：“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香径草中回玉勒，凤凰池畔泛金樽。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地丛拂砌繁。归绕曲江烟景晚，未央明月锁千门。”这对于新进士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正所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也。斋

在通常的情况下，进士及第即意味着进入了封建国家的领导阶层，这在人生路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许多宰相、省寺高级官吏都是従进士中提拔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曲江宴之日，京城公卿之家倾城出动，“钿车珠幕，栉比而至”（《太平广记·贡举》），纵观于此，为自己的深闺爱女挑选“东床”。又由于宴会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节日市场极为活跃，以至于偌大的长安城几于半空，曲江风景区内“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唐摭言》）。曲江宴的轰动效应引出了一些包办宴会的“专业户”，俗称“进士团”，专门为每年的新科进士操办庆祝筵席。开始时，进士团规模不大，自大中年间（８４７—８５９）以后，其人数便大大地增加了。其中，何士参其人可称之为进士团的“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除何士参之外，还有南院主事郑容、中书门下张良佐，也是揽办筵席的“能手”，与何士参合称“长安三绝”。斋

最后要指出的是，曲江大会，或者说曲江宴，起始的时候并非新进士的庆宴，恰恰相反，它原本是落第举子们的借酒浇愁宴。《庶摭言·散序》云：“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此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后来，筵席越来越侈靡，并逐渐为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所占据、取代，“向之下第人不复预焉”。曲江大会于是发生质的变化。主

日常游乐与度假休闲知

曲江风景区既然是京城长安的一处官民共同拥有的文化娱乐场所，显然不限于三令节和杏园宴之类的活动，更主要的还应该是平时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従本书“诗文”部分所汇集的大量诗文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曲江风景区的优美景色以及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情况。此外，这里还是京城官员们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据《画墁录》载：“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川）杜（曲）数十里间，泉名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游赏。诸司农山池为最，船惟户部为最。”这段话既记述了唐代京城各中央衙门的伏假制度，也说明了他们在曲江池建立山池、设置船舫，以供度假之用的情况。古

曲江池除了供人游乐之外，同时也是唐朝廷早年祈雨的地方。《册府元龟·帝王部崇黄老》有载，这里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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