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研究述评

该文原题为《国内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之间关系的挑战性观点研究述评》，后以《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研究述评》发表于《北京党史》2013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改。姊妹篇《海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连续整体论”述评》（原题为《海外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连续整体论”述评》）载《北京党史》2015年第3期。作者简介：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或前后3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然而，“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1]而除了由来已久的前后30年相互否定、彼此割裂的“对立否定论”外，还有前后30年“直线运动论”、“一概否定论”以及“整体论”中的争论性观点。在此对关于这一讨论的观点加以述评。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对立否定论”　　（一）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倾向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一些曾被“四人帮”所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上海等地“四人帮”的余党准备武装叛乱[2]，一些追随“四人帮”的人公开攻击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3]。之后，党的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接着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两个凡是”遭到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一部分人的疑虑。三中全会闭幕当天，山西运城地委党校大院里，就贴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北京一个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组织，在街上散发以“批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内容的传单。一个自称“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的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把一份长达1.6万字的稿件同时发往十几家报社，通篇说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西单墙”上贴出的大字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蚕食了毛泽东的革命事业”。甚至将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称为“秀才正在开造反的会”、“戊戌会”。[4]而事实上，在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批判所谓“非毛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如1979年1月2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第一组会议上承认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讲了“非毛化”的错误，把这个帽子扣在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头上。[5]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基本消除了一些错误的思想理论。　　尽管早期过于“扬毛抑邓”的观点主要来自一定的利益群体，但因主张者资历深、位置高，这一观点的社会影响很大。在这之后，用改革开放前一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一时期的观点在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纪念活动前后也屡次出现，但多以具体实践和社会现实来否定改革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部分左派的老一辈人士、知识分子、网上精英以及部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一些弱势群体的代表[6]。除了个别人主张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外[7]，多数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走上了全盘西化，或者以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改革开放的方式是公开全面地、有步骤自上而下地渐进使中国发生质变，最终实现少数人的统治，并确保再不回到社会主义，这是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前30年才是真正的改革时代，“文化大革命”也是改革的例证；前30年是不同于晚清开放和后30年的开放，是有原则地为国家和世界利益的真正开放时代。因此，改革开放从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来看都是错误的；“臆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争论”等只是为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这种改革准确地说是“改制”，改“所有制形式”的“制”；改革仅仅扩大了一个特定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并力图使造就的这一阶层永远掌握“不正确”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只是手段，而共同富裕和实现共产主义是目的，现在的路子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远了。一些人以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为例，认为前30年在经济增长等经济指标上和社会公正廉洁等社会指标上都高于或优于后30年[8]。有人还以《辞海》各版本中关于意识形态词条等的删改，说明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否定”，进而来说明后30年中国走上了歧路。[9]2011年4月，茅于轼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该文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于是部分评论文章借反对茅于轼文章中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论断。　　可见，持此观点的人，主要将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变化说成是发生了质变，认为这种“巨大转折”是走了与社会主义相反的路线和道路；将一些丑恶社会现象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潜在的社会危机等都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简单地归于某个时代、某种理论或某个人；将一些数据作非科学地对比；认为前一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优于后一时期，如把改革开放看作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倒退等。这些非客观的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都割裂了60年的内在联系。在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时，既要看到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要正确理解“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论断，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内外复杂环境，认识到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等，并科学地反思改革开放后30年存在的问题和需解决的课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二）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倾向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一些人开始以反思“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前30年的历史。苏东剧变后，这一思潮再次升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民主法制的更加健全，以及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日益多元多变多样，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声音也更甚嚣尘上。在党的十七大和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和建党90年乃至党的十八大前后这一倾向再次升温。　　“检索2008年所发表的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文，有为数不少的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两个时间段割裂或对立起来的倾向，在强调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隐含着对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非客观的认识，甚至要通过全面否定前30年来解释后30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这就割裂了新中国60年历史一脉相承的连续性。”[10]金冲及指出，“对‘后30年’，人们大体有着共识，至少很少有人公开出来否定它。对‘前30年’则存在不同看法。有些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有意无意地给人制造一种错觉：仿佛那30年无非只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没有干多少好事。”[11]郝贵生甚至说，“在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专著和部分教科书中，看不到科学的分析方法，一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就是成绩，就是好上加好；谈到改革开放以前，就是问题，就是一团漆黑。”[12]吴雄丞也指出，“现在有些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认为前30年就是满目疮痍，就是运动经济。还有些人认为前30年比旧社会都旧社会。这是非常错误的。在实质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它就是要把前30年虚无掉。”[13]2012年3月，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后，有些人又抛出了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论断。李慎明分析这些倾向时说：“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甚至别有所图”，“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14]　　（三）将前后30年割裂对立的倾向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就提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推进改革和开放，是“保守”，而搞改革和开放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和“非毛化”，是“冒进”。而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前后，理论学术界一些人“对这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差别程度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差别程度的强调，以及对这六十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出区分的意义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做出区分的意义的强调”。将前30年和后30年的区别无限夸大，厚此薄彼甚至将其视为具有质的区别的两个截然不同时期，这些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上也割断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的内在联系，把这两者彼此对立起来而无视邓小平理论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5]甚至有人认为，前后30年不互相否定就是人为地制造“前后统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等后果。　　其实，这种对立否定不是否定历史本身，而是在一定立场上，对一定的实践与一定的理论是否相符的价值判断。正如侯惠勤所说，将前后30年相互否定在结论上虽然是相反的，但思想方法上是相同的，即通过历史的割裂和对立，否定其中一段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16]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出现这些倾向虽然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多样性趋势有关。但从民情民意的反映和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媒体的议论看，这些分歧可以分为学术观点的不同、思想认识的差异、政治立场的对立、个别人出于意识形态和个人利益的需要有意或无意中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等。或将前30年说成漆黑一团，是“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集合”，将整个时期污蔑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后30年歪曲成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是所谓“渺渺茫茫的共产主义，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遮遮掩掩的封建主义”。[17]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观点，主要是用改革开放前那种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而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倾向，实质上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因此，不能否定任何一个30年，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也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正确认识前后30年中各自存在的问题，汲取经验教训，维护党的历史，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进而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更好地开辟未来。[18]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直线运动论”　　这种主张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两个30年的叠加，“在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成就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淡化改革开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9]，“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的一面，是转折性发展。”[20]　　这其中又可分为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果是正常的，是在现代化潮流中，全体劳动者推动的结果甚至是全部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属于一个农业社会。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仍然是其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人权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专制文化等是中国历史的直线，而诸如改革开放等只是历史事件，是这条直线的延伸。“改革开放”时期的“浮夸风”、“造假风”、“政绩风”与“大跃进”时期相比，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是有成就的，但主要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上取得的，发展顺利成章，并将其比喻为“毛泽东种树，邓小平摘桃子（乘凉）”。第四种主要是过于强调前后30年继承一维关系的学术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前后30年虽在领导方式、建设中心、具体政策、实际工作上有所差异，但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目标等都是相同的，两个历史时期都有巨大成绩和很多教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从而不应过于拔高改革开放的作用，甚至认为前后30年就是直线式的发展。　　这四种观点或多或少地夹杂着历史直线论的色彩，跟“否定对立论”不同的是，其并非竭力夸大而是尽量缩小两个30年的差别，进而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转折性意义以及新中国60年的伟大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一概否定论”　　在国内，“一概否定论”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论据。一种认为，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词汇装扮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思想或者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前30年人民生命的代价和后30年生态环境的代价，前后30年存在的种种社会冲突，就是对这种指导思想和现有体制的内在反抗。主张要回到原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不应将其中国化；要恢复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地位等来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进而实现振兴中华。而一些异见人士主要是从所谓传统文化复兴、普世价值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角度，对前后30年中国发展的历史加以否定。他们认为中国只是从极权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其前途是实行儒化或再“中国化”，全盘西化或再西化。儒化过程中要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这一“欧洲思想”来指导，将共产党变为儒士共同体，进而儒化社会；所谓再西化，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都“不采用”的思想，而应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化，使指导思想多元，采取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进行私有化，推行民主、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等。另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泽东的一股思潮也有通过否定“毛”进而一概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倾向，也值得注意。　　“一概否定论”主要是将两个30年的曲折或失误放大，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新中国以来的60年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要么忽视发展成就，要么认为成就的取得不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提出各种“新”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整体论”中的争论性观点　　在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后30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前30年在曲折中为后30年及其之后的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一些理论难题，其中，至少可以列出三个争议性主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为前后30年划分了历史界限　　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当代历史。[21]这种观点主要是为了强调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性质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以后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或“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没有实际意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标志，但前后30年是一个整体都属于内涵一致的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将其作为当代中国史的时限划分则就会陷入“理论陷阱”。这似乎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地位，然而会导致否定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一致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22]这甚至还会陷入“政治陷阱”，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等同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尽管在学界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任务或工作重心等的发展和变化作为历史分期关节点选择的标准越来越有共识，但如何既肯定改革开放的巨大革命性，又说明前30年是后30年的基础和准备，后30年是前30年的扬弃和完善，并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这还需加强研究。　　（二）前后两个30年是否各有逻辑或模式　　学者多认为，前后30年，“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差异，又有继承与发展的本质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23]。就其差别来讲，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主导转向市场经济取向。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其主线，前后30年并不属于不同的发展逻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建国前)着重阐发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功能”，而“新中国60年来，我们党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发展的，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24]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最早由毛泽东提出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之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江泽民提出各项事业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模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模式。[25]可见，“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26]　　但有些学者认为前后30年有不同的内在逻辑，形成了较为迥异的社会模式。有人认为前30年与中国模式无关，如果有关的话只是充当反面教材，而后30年从失败走向成功是由于“补课”和“接轨”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也有论者认为后30年的发展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使中国走上了邪路。这两种论断显然是不合历史和现实的。而在学术讨论中，有学者将前30年归于“前中国模式”的范畴，把后30年归于“当代中国模式”的范畴。[27]有学者认为，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后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是“急风骤雨”式的革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仍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而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是“和风细雨”式的改革发展模式；最终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发展结果，前30年出现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损失，后30年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28]刘林元指出，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的是革命逻辑，而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的是建设逻辑。总结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则是连接两个时代的重要纽带。[29]还有学者在比较前后30年时得出了一系列的差异，如“前30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30年创新了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前30年贡献了四项基本原则，后30年贡献了改革开放；前30年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后30年实现了科学发展；前30年解决了民族独立，后30年实现了民族富强”，即“前30年艰辛探索，后30年突破创新”。[30]赵凤平认为，前30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征程，是建设的30年，而后30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是改革的30年。[31]谢林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并且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前30年“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构想，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得以实现；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第二个构想的原则，借鉴前苏联的经验，采用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而后30年“突破了马恩的第二个构想，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加快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上，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找到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32]还有学者把前30年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即在封闭半封闭状态搞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曲折乃至停滞，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状态；而后30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实现了指导方针、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位、发展途径、执政理念上的历史性转变。[33]有学者认为，前30年“探索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建设模式”；后30年“探索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强国富民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4]林春认为，中国模式前有路径依赖，后有创新空间。就历史准备而言，包括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及其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分别“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35]陈志刚把中国的现代性模式分为三个阶段：1950到1978年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的探索阶段，1978到2002年是现代性模式的转轨阶段，2002年十六大至今是根本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阶段。[36]郑杭生认为，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提出了问题，但后30年中的前20年是初级发展和旧式现代性阶段，而后10年是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阶段。[37]郑也夫则说，“改革开放3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不同，改革开放实质上“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38]。　　（三）从前后30年的关系如何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有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如何将60年看作一个整体，容易导致前后30年彼此割裂的误判。杜鸿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39]高哲指出，毛泽东思想应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至少有两大好处，即不致于使人们误以为毛泽东思想已“过时”而淡化甚至遗忘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失去其灿烂光辉，从而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更有说服力。[40]庄前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理论成果都“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共同基础，因而又具有一体兼容的相互渗透关系”。因此，要把它们统一起来，不然，“不仅在称谓上甚为不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分割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体系”。[41]　　剖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关系的讨论，不只是要关注“断裂和连续”与“肯定和否定”的四种组合[42]，更要分析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进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评价；对两个时期中具体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的看待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特别是未来30年的发展趋势等。而要分析这些问题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后30年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在不同阶段的关系，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43]　[1]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2]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页。　　[3]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再版，第189页。　　[4]张树军、齐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8-959页。　　[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37页。　　[6]卫富奎、李灵季：《浅谈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前进》2010年第2期；赵明：《正确认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农村经营管理》2009年第11期。　　[7]铁塔文章，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87959，2006年11月6日。　　[8]六月雪：《改革开放前中国GDP究竟是多少》，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433591，2008年11月10日；林伯野：《毛泽东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390264，2008年7月31日；刘日新：《从数字看改革开放后30年》，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358989，2008年5月4日；谭伟东：《科学解读和评估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6/159978.html，2010年6月19日；谭伟东：《科学解读和评估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二）》，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7/164734.html，2010年7月9日；《从粮食历史数据来看，吃饭问题主要归功于前30年》，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5315.html，2010年7月12日，等。　　[9]陈守礼：《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意识形态工作》，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441065，2008年11月27日。　　[10]宋学勤：《科学客观地认识新中国第一个30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7期。　　[11]金冲及：《谈谈新中国的“前30年”》，《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　　[12]郝贵生：《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13]转引自钟君、齐冰：《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30年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特聘研究员座谈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2期。　　[14]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　　[15]陈学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2期。　　[16]转引自雒新艳：《深刻把握新中国6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17]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荣开明：《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18]齐彪：《“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光明日报》2013年5月7日。 [19]李君如：《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新湘评论》2009年第10期或《解放军报》2009年7月21日。 [20]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30年”——兼谈60年的历史经验》，《北京日报》2009年6月22日，第17版和《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30年”——兼论60年的历史经验》，《学习月刊》2009年第13期（期刊实际标注为“第7期上半月”）也有相似的论述。　　[21]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年11月13日。　　[22]朱佳木：《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　　[23]张启华：《正确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15日。　　[24]卢冀宁：《时代主题转变与新中国“两个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　　[25]王珂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论的历史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6]吴波：《中国模式与两个30年》，《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3日，第9版。　　[27]朱季康：《近代以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批判》，《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8]刘志礼、魏晓文：《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差异探析》，《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　　[29]刘林元：《两个30年的有机衔接——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阅江学刊》2009年第2期。　　[30]石红聚、张彬：《前30年艰辛探索，后30年突破创新》，《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1]赵凤平：《三个30年：伟大的历史征程——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际》，《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2]谢林平：《试论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兼论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逻辑关系》，《岭南学刊》2009年第6期。　　[33]刘建民、胡涛：《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比较之思考》，《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4]赵凌云、赵红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30年与三次历史创造》，《红旗文稿》2010年第5期。　　[35]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　　[36]陈志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性模式的新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1期。　　[37]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8]郑也夫：《不是三十年……是半开放——2008年8月30日在“市场化三十年讨论会”上的发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cddcf0100bn1b.html，2008年12月31日。　　[39]杜鸿林：《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0]高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http://www.mzdthought.com/html/sxyj/2007/2007/1209/9109.html，2007年12月9日。　　[41]庄前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若干构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期。　　[42]秦晖：《30年、60年、120年——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8期，粗略指出关于前后30年关系有“四种声音”。该作者对“1949年”的深刻变革性持保留态度的详细论证值得注意。　　[43]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参见李章军：《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文章刊于《北京党史》，2015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本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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