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

发布时间：2014-04-21 12:39:52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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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
作者：郁建兴　徐越倩　江　华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6期

主持人语：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从较为单一地推动经济发展、追求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指标，转变到了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寻求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和谐发展。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台湾研究会于2007年5月29日至30日联合主办了“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研讨会聚焦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在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领域积累的经验和相关研究成果，就推动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践和驱动力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在本刊选取的三篇论文中，郁建兴教授及其合作者围绕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问题，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积多年之功，阐述了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限度，揭示了它们表现出来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蓝志勇教授以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为例，阐述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要鼓励创新，减少创新风险，在稳定中求变，就需要“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何显明教授通过阐述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概念，解释了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个性化现象。三篇文章揭示了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思路。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美国]蓝志勇　教授

[摘要]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关键词]温州商会；经验与限度；中国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6-0005-11

一、研究缘起

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公民社会继续作为一种理想范式被得到讨论和引证，西方左翼的公民社会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尝试着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简单对立，寻找建构一种可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模式。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涌现并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非政府组织(NGO)研究最为集中。

笔者自2002年起对温州商会进行了系列研究，不仅运用“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对温州商会的合法性基础作出了分析，还对商会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集中体现在《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等著作中。目前，中国民间商会特别是温州商会研究已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间商会率先得到发展的地区，1997年国家经贸委将温州市确定为发展行业协会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近三十年来，温州商会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7年4月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协(商)会400余家，其中市本级行业协(商)会131家。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剧增，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温州商会适应企业发展需要，向本行业的企业提供一些行业秩序、行业信息、组织维权等特殊产品，承担起了政府和企业所不能实现或者不能高效实现的社会经济职能。商会组织的逐步壮大也为政府部门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温州商会逐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各种服务，并承担或协助办理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事项，同时政府在某些领域也越来越借助于商会组织实施公共政策。通过与政府的互动，温州商会不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反过来也强化了经济功能，推动了商会自身建设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