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案例分析：阿根廷兴衰之谜

发布时间：2012-03-14 12:23:3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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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案例解析:

案例一：阿根廷由盛转衰之谜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因此，至20世纪初，南美洲国家阿根廷不仅以优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闻名于世，而且还因富庶而享誉全球。当时，阿根廷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一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略低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 远不如上述国家（见下表）。不仅如此，在人类行将告别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却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1998年阿根廷与其他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单位：美元）

阿根廷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芬兰	挪威	意大利	瑞典
8030	29240	21410	20640	32350	24280	34310	20090	255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

应该说，阿根廷拥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多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例如，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占全国总面积1/4的潘帕斯草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阿根廷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 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

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独立。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稳定。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然而1930年的发生的一次政变为近70年的政治稳定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5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政府都曾登台亮过相。可以想象，这些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前后一致或互相照应的。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阿根廷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征着"还政于民"的民主化浪潮降临在阿根廷。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就一劳永逸了。一方面，军人并不甘心留在军营里，而是多次发动未遂政变；另一方面，经济形势难以好转，党派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切终于迫使阿方辛于1989年提前5个月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

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过，人们常常把阿根廷的政治动荡归咎于经常发动政变的军人，但文人政治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使阿根廷的宪法体制合法化。无论谁应该负责，阿根廷的发展道路表明，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据说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

这一笑话将阿根廷历届政府贬为"坏东西"显然是欠妥的。但是，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一些政策确实阻碍了经济发展。例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根廷政府一直对经济生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干预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国家资本的力量，通过国有化等手段，建立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但主要是在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主要领域。

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可见，国有企业的地位不可或缺的。应该说，国有企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更是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因为在国有化运动之前，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此外，国有企业还提供大量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为稳定社会和推动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然而，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也长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许多企业长期亏损严重。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等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企业所需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巧；政府给予的种种保护和优惠扼杀了企业的活力；企业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后难以为自身的技术革新筹措足够的资金，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却被人为地压低定价。

当然，将阿根廷经济走下坡路归咎于国有企业是有失公允的，但国有企业的亏损确实使阿根廷政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沉重负担，从而影响了政府干预的效果。此外，在许多阿根廷人看来，庞大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此后，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种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可见，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种植业，都使阿根廷在历史上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出口农产品来获得外汇收入。

不容否认，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 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向发展。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通过政府的高度保护来发展本国工业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曾对制成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而日本则在20世纪70年代也仍然保持范围很广的进口控制。但是，保护必须适度。否则，在过度而无限期的保护下，"幼稚工业"根本就不可能成长。

针对进口替代模式留下的种种弊端，梅内姆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一方面，他降低了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他对国有企业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私有化使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政府可以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继续可以给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

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与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学者L. 哈利森认为，历史上同为欧洲殖民地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所以今天在发展道路上取得不同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认为，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还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

且不论哈利森的"文化决定论"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费意识是很强烈的，因此其储蓄率难以提高。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而且还低于巴西（18. 6％）、墨西哥（22.4％）和智利（25. 2），更是低于韩国（33. 8％）。事实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韩国，1998年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储蓄率既是经济增长快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快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快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并在不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进而扩大了投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储蓄和增长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阿根廷的这种重消费、轻积累的特点，在庇隆当政时推行的民众主义政策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为了寻求更多的民众的支持，庇隆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或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一位美国学者是这样描述庇隆的民众主义政策的："工人无条件地忠诚庇隆及其夫人埃娃。作为回报，工人得到了工作、加薪和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大量好处。埃娃的使命是（为穷人）奉献一份爱心，向他们分发食品、衣服、玩具和其他日用品。" 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然而，当阿根廷经济因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时，庇隆无法有效地推行其民众主义政策。1955年9月，在军队和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之下，庇隆终于交出了权力，到巴拉圭避难去了。

1910年，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写过一首名叫《我为阿根廷歌唱》的诗，以赞美欧洲移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热爱。然而，一个世纪后，在阿根廷，有钱人不断地将其资金转移到国外，而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竞相移民到西班牙、意大利或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阿根廷人中约有30％不再回国。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90年代期间阿根廷人的比重增加了一倍。

2002年1月中旬，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与会者甚至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阿根廷是否已成为一个"跨掉的国家"（failed state）。"跨掉的国家"这一提法多年前就已出现在美国学术界。其含义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如不能有效地征税，不能维系社会秩序，等等。《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文章说，国际上一些学者多年来一直将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苏丹和刚果等国家视为"跨掉的国家"。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却高达8000多美元。阿根廷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且不论阿根廷是否已跻身于"跨掉的国家"之列，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阿根廷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其教训是十分深刻。我们至少可以从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和有效；在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外向发展优于内向发展，尽管外向发展并非十全十美；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提高国内储蓄率，才能减少对外资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