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与法制
法治与法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制一词，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义也不尽相同，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
①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既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法，如宪法、法律和各种法规，也包括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属于这一类。
②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证，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
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命有司，修法制”《礼记·月令篇》，其中的“法制”是指设范立制，使人们有所遵循的意思。古代法家著作中，也有“法制”一词。《管子·法禁》上写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商君书·君臣》上写道：“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说法。所有这些，虽然都把“法制”与依法治理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制。中国古时的“法制”，说到底只是一种“王制”。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法治”的内涵是一致的。如英国哲学家J.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两篇》）。美国政论家T.潘恩（1737～1809）也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常识》）。其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这种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确立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起了很大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至上的色彩，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实行法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它们总是把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结合起来进行统治的（见资本主义法制）。
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上。与法治相比，法制侧重在法律的使用上。但如果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法制的实质仍然不能摆脱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信念。法制是指当权者按照法律治理国家，但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立法部门制订的。法治下，行政部门的职责只是执行该等法律，并且受该等法律拘束。因此法制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些政府权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样，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内涵，与其说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宁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则法治即与法制难以区分。对于社会上常见的违法或脱序现象，尤其是以激烈、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手段向政府争取权利的行为，政府官员常常会呼吁和要求人民“守法”以尊重“法治”。这其实是将法治的意义误解和窄化为法制。法制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压制民众。
宪政是一种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的理念和政治实践。法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观。反之，在法制下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法制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但对法治的为寻求公正提供框架的概念的扩展则包含了在法理上承认基本人权的含义，这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而法制则与人权没有关系。因此，在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的国家，人权和民主都不能获得保障。
法治与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与法律秩序关系极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则是实行法制的重要体现。
一、正义论与人治论
（一）正义之国与人的类型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念与现实的区分，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两部分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尽管它是无形的，但它是万物的根源，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而摹本世界，则是有形的，虚假的，变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于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应地便分别具有了金、银、铜铁的三种不同的性质，人也就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品质：金→哲学家→智慧银→勇士→勇敢铜铁→生产劳动者→节制然而，节制的品质不仅应当为生产劳动者所拥有，也应当成为所有三种人的品质，因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和谐协调，只有当人们各尽其职、各守其位时，国家才可能产生“正义”的品德，成为正义之国。当个人的三种品质（欲望、激情和理智）在个体中协调运行秩序井然时，个人就成了正义之人。这意味着理性支配欲望，精神支配肉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一种道德正义。
（二）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三）哲学王与人治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统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法律远不如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因为：
（1）哲学家所掌握的是一种真理，它比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
（2）“法律者强者之所好”，而现实中的法律并不必然体现正义，而恶法并非真正的法律；
（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学家的知识可以随机应变；
（4）一切社会都需要和谐，而这只有哲学家通过智慧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二、法制论：立法与守法思想
（一）立法过程论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清刷”的过程，即必须对原来的旧制度和人们的品质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时，先应当确定宪法大纲，然后是制定法律和规章。柏拉图重视成文法，而认为习惯是来源于普通人的习俗。
（二）立法原则论根本的原则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并应依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依据。就立法的重点而言，着重于培养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论柏拉图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国家形成于契约。而契约的核心就是对法律的遵守，这就意味着，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国家的本性的。
柏拉图认为，对于有意志的公民来讲，法律的统治并不具有强迫性，而是体现了国家的良善愿望。他认为：“如果法律能完全导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法律我们都应该执行。”对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导他们执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须拥有权威，国家官员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所谓良法须由良吏来执。
三、柏拉图法律思想的主要评价
第一，法治主义思想是西方法律传统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对西方近代法治主义的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罗马法的重要思想基础；第二，概括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这就是，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统治。第三，关于“混合政体”的研究以及“分权原则”的论述，被学者誉为三权分立的原型。第四，集体主义方法论也开创了后世以集体为单位研究国家、法律学说的先河，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个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四、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母亲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的后代。由于出身高贵，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从20岁起受教于苏格拉底，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使他放弃了从事政治的愿望。后流亡国外，40岁后回雅典并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在学园中，柏拉图一边讲学，培养人才；一边著述，宣讲其哲学和政治哲学，前后达41年之久。该学园在历史上延续了900年，是全希腊文化知识的中心。
柏拉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后共著对话25篇。有关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国》（成于壮年）、《政治家篇》（成于中晚年）、《法律篇》（绝笔）。一般说来，《理想国》代表了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则是面对现实所写成的有关法治的著作。
一、法律正义论
（一）正义的内涵与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两种——“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义论的延伸：平等与中庸
1.平等。一是数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数量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据各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谁具有比他人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谁在城邦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中善德行为最多，谁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
2.中庸。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亚氏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社会分为极富者（常逞强放肆以致犯罪）、极贫者（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和中产阶级。唯有中产阶级是贫富两阶级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产阶级最适宜担任统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由正义延伸出法律。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自由正义导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这成为国家制定实在法的依据。
二、法律的定义、作用、分类
（一）关于法律的定义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是理性的体现，又是一个合同式的契约。法律的特性包括：
(1)公正性：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它对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
(2)可变性，法律允许变革，当然这个变革需要慎重；
(3)必须遵守性。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它。
（二）关于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于为了城邦的“善业”，为了“善德”，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进人类的道德。
（三）关于法律的分类
1.自然法与制定法。自然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则，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实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于制定法；
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实际上也就是宪法，它规定国家的治理形式，规定统治者的人数及产生的办法，规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
3.良法与恶法。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良法；凡是在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恶法；
4.成文法和习惯法。习惯法即希腊城邦中长期存在的习俗或称礼仪。
三、法治主义理论
（一）法治的涵义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二）法治的具体体现
1.立法方面：亚氏强调立法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研究国家的情况；三是考虑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教育；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
2.执法思想。国家执政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律。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严格依法执行；法律规定不同详的或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公正地处理和裁决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三）法治的优越性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
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
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
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
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
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
第七，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
第八，一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四）法治缺陷的弥补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四、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点
第一，与柏拉图一样，均从伦理学入手来探讨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开创了西方法哲学的理论传统，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第二，将法与政治合而为一进行研究，使法律社会学或者政治法律学的学科构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
第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考察现实，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即通过分析、比较，然后得出结论。
所以有人称，柏拉图给予后人以更多的激情与理想，而亚氏则留下较成熟的体系与逻辑；[1]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对于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与著作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曾师从柏拉图。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研究158个国家城邦政治制度的总结之一），此外，《伦理学》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思想资料。国内苗力田教授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有十卷之多。
综上所述，某些人过分强调“人”在其中的作用，纯粹是在混淆概念。我们探讨人治与法制的区别，是说二者最根本区别在于实际运作的客观载体依据不同。而不是在探讨事件的运作主体是什么。法制之所以强于人治，正是因为法制的内涵是，以容易验证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以透明的程序为载体。以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为制约。还有人说，如果“领导”不允许---即不是人治的话，法制何来？这就是更深一层的问题了，是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的不同“行为结果”。专制体制下，“领导”是“主人”。民主体制下，“领导”是“仆人”。也就是说，要探讨这个问题，就要先划定一个论域：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但我们常用的是“民主体制”，而别有用心者或逻辑混乱者，却是在有意无意的混淆这两个论域。
∙ 参考资料：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8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377db1b352e2524de518964bcf84b9d528ea2c9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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