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陵电影院 日本战犯曾在这里受到正义的审判

北陵电影院 日本战犯曾在这里受到正义的审判

邱宏

众所周知，皇姑区黑龙江街有座“北陵电影院”。然而，人们未必知道，59年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曾在这里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请看——

北陵电影院辟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特别军事法庭”沈阳法庭庭审复原

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全体工作人员

8名日本战犯在沈阳法庭受审

北陵影院 “特别军事法庭”主审法庭

“北陵电影院”始建于1954年，起初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1955年，更名为“利群电影院分院”；由于该影院邻近昭陵（北陵），1957年，更名为“北陵电影院”。如今，北陵电影院已辟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史料记载，1953年11月，中央便开始拟订处理在押日本战犯方案。截至1956年审判之前，在押日本战犯共计1062名。

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把他们所犯的所有罪行都搞清楚。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

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成立，于当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别在太原、沈阳开庭，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其中，设在北陵电影院的沈阳法庭为主审地，审判了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日本战犯。

开庭审判 八名日本战犯法庭受审

1956年6月9日，设在北陵电影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威严肃穆。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沈阳各界群众代表，中外记者等到庭旁听。旁听区域座无虚席。

8时30分，随着一声“全体起立！”，审判长袁光将军，一身戎装，神色凛然地步入审判大厅，登上审判台落座。在审判台上落座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王许生、牛步东、张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徐有声、郝绍安、殷建中、张向前、杨显之等。

审判长袁光将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铃木启久、佐佐真之助；侵华日军少将旅团长上坂胜、长岛勤、船木健次郎；侵华日军中佐情报主任鹈野晋太郎；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等8名被告，被带上法庭。

审判长袁光将军通知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你们有权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是！”8名被告齐声而胆怯无力地回答。

审判长袁光将军通知证人：“本特别军事法庭通知你们来作证，你们要知道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假话，要负刑事责任。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全体证人在“具结书”上签名。审判长袁光将军又告知全体翻译人员：“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如实翻译。如果故意做错误翻译，要负刑事责任。”全体翻译人员一一签字具结。

起诉指控 日本战犯罪行罄竹难书

之后，审判长袁光将军提请国家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军法少校王之平，宣读《起诉书》；并要求翻译同时播送《起诉书》日语译文。

《起诉书》指控8名被告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案；有的命令部属大量掠夺和平居民的粮食、财物，烧毁居民房屋；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杀害我被俘人员、伤员；有的命令部下把我无辜人民作为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或作为战场上的“扫雷工具”；有的对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纵容部下强奸或集体轮奸妇女；有的用我国人民试验细菌武器效能，从事细菌战准备活动。

《起诉书》中，有920人的血泪控诉；266人检举；836人的证词。宣读《起诉书》过程中，旁听区域不时传出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群情激奋 日本战犯下跪求饶谢罪

1956年6月9日下午，“特别军事法庭”开始进行“法庭调查”。第一个被传讯的，是这次审判的“一号要犯”、侵华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

法庭列举了铃木启久的“八大罪行 ”：一、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杀人、放火、强奸；二、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杀害居民、掠夺粮食和财产；三、在长城附近广阔地方建立“无人区”；四、在河北省遵化县刘备寨村杀害居民、掠夺牛马；五、在河北省遵化县东新庄杀人、放火、掠夺；六、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家峪村杀人、放火、掠夺；七、在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集体屠杀村民；八、战败后，在吉林省白城子炸毁火车站、医院、桥梁、仓库等。

询问结束后，当年44岁的潘家戴庄农民周树恩出庭作证。他是侵华日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面对确凿的证据，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审判长袁光将军厉声问道：“被告人铃木启久，以上证词有没有不实的地方？”“饶命！饶命！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谢罪！”铃木启久面部不停抽搐。

这时，旁听区域有人大喊：“打死日本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顿时，旁听区域人们群情激奋，“为中国人民雪恨！”“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审判长袁光将军与众位陪审员商议一番，然后示意大家肃静，宣布“休庭”。

正义判决 日本战犯感谢宽大政策

第二天，1956年6月10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法庭调查”。被传讯的是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

藤田茂曾训示部下，用活人作靶子进行“试胆训练”，宣布“杀掉俘虏算入战果”，并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致使无数平民百姓伤亡。

依据《起诉书》起诉罪状，审判长袁光将军对藤田茂逐条审问。藤田茂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当指控藤田茂在山西安邑县上段村杀害100余名无辜村民罪状时，当年62岁的幸存者张葡萄大娘出庭作证。张葡萄大娘满腔怒火地控诉侵华日军，残忍杀害她公公、婆婆、丈夫、年仅4岁女儿的暴行。极度悲愤的张葡萄大娘，几次要冲到被告席上，与藤田茂拼命，均被法警阻止。藤田茂见状，忙给张葡萄大娘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我有罪，请法庭判处我死刑，以向被害人谢罪！”

1956年6月11日至13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开庭，相继传讯了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鹈野晋太郎、榊原秀夫等被告。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这些被告统统低头认罪。

1956年6月15日上午，“特别军事法庭”做出正义的判决：铃木启久，判处有期徒刑20年；藤田茂，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上坂胜，判处有期徒刑18年；佐佐真之助，判处有期徒刑16年；长岛勤，判处有期徒刑16年；船木健次郎，判处有期徒刑14年；鹈野晋太郎，判处有期徒刑13年；榊原秀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判决书》宣读完毕之后，8名被告全都跪倒在地，哭着喊道：“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中国万岁！和平万岁！”

再次开庭 二十八名日本战犯认罪

1956年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北陵电影院再次开庭，审判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

这次审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审判长。出庭作证的27人之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满“大臣”王贤伟，以及铃木义夫、长岛玉次郎、林竹次、大美贺好一等9名日本战犯。

1956年7月1日8时30分，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履行完相应的法律程序之后，国家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李甫山，检察员曹振铎、李放、高正权等4人，宣读长达万言的《起诉书》。《起诉书》以315件档案、360件证人证词、642件被害人及其亲属控诉书、被告供词等大量材料，指控了28名被告的犯罪事实。

7月2日，法庭调查。审判长贾潜发令：“传被告人古海忠之到前面来。”古海忠之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次长，是傀儡“皇帝”溥仪幕后操纵者。溥仪在证词中说：“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是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总务次长古海忠之。”伪满的几个“大臣”也相继作证。庭审中，古海忠之4次低头、两次落泪，对他的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接下来几天，“特别军事法庭”对其他27名日本战犯的罪行，逐一进行法庭调查。被告宇津木孟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沟口嘉夫、志村行雄等5人身体欠佳，审判长贾潜准许他们坐下听审。被告武部六藏因病不能到庭，“特别军事法庭”便委派审判员杨显之，前往被告武部六藏住地询问。与杨显之同行的，还有国家公诉人军法上校曹振铎，被告人辩护律师关梦觉、赵敬文。

扬眉吐气 日本战犯全部审判完毕

1956年7月11日上午，“特别军事法庭”审讯了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

1939年，岛村三郎参与射杀130余名抗日武装人员，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一次就枪杀了42名和平居民，将19人捆绑铁丝投入冰窟，制造了“三肇惨案”，并亲手建立了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

在事实面前，岛村三郎双膝跪地，向旁听区域磕头，大声喊道：“各位旁听代表，我犯有滔天大罪，中国人民就是把我劈成八瓣儿，也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我愿意接受中国人民对我的最严厉惩罚！”

7月20日8时，审判长贾潜，审判员杨显之、王许生，“接力”式地宣读《判决书》。武部六藏获刑20年；古海忠之获刑18年；斋藤美夫、中井久二、横山光彦、岐部与平、吉房虎雄、宇津木孟雄、西永彰治等26名日本战犯，分别被判处20年、18年、16年、15年、14年、13年、12年不等有期徒刑。

至此，在押的日本战犯全部审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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