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民国文人素材

社会现象+民国文人素材

“魏则西之死”拷问“百度之恶”

莆田系医疗一年贡献给百度逾100亿元，百度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作恶”。

魏则西患上癌症，在百度上查到了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可以治疗该病，可魏则西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也没有疗效，这才从别的途径得知，该院的疗法因几乎没疗效而早已在国外被淘汰。

没有道德，没有底线，只有金钱，只有利益

医院的科室外包

“58同城”只要给钱就给骗子公司做广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应聘者钱，只要给钱就可以显示公司资质通过审核。

民国时期的大师；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从具体作品分析，王国维的词作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是对生命与灵魂的拷问。王国维将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并与中国的传统艺术实践进行了完美结合。

“三境界”

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中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综合大师：

辜鸿铭——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章太炎——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权威性的国学大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先进。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教育家；

蔡元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一、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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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李叔同——悲欣交集。

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

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其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

梁漱溟——“吾曹不出，苍生如何？”“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

他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早年潜心佛学，后见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遂出佛入儒，入世求解中国治道。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且看“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狷狂、担当和傲然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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