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我们的经验
别敦荣
非常感谢北大的各位老师、同学，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报告会。
大家知道，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有两种典型的研究：一种是理论研究；另一种是院校研究。所谓理论研究，是指人们主要从一般性、普遍性出发，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而院校研究，则是指人们立足具体的高等学校，针对学校改革与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以问题解决为目的的研究。近年来，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在院校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探索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一些大学确实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一些理论工作者给他们做好工作提供咨询，提出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的思想和见解需要在学校进行实践，让理论得到实际的检验。这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我们进行院校研究的探索。最初，有一种说法，院校研究是自己研究自己，比如你在北大就研究北大，或者说北大组织一个班子来研究北大；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就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现在我们试图作一些拓展，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但我也要研究其它的学校，把其它学校作为具体的个案，研究其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战略。近几年来，我们应邀为20多所大学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我自己参加了近20所大学的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咨询工作。今天我着重讲一讲我们从事大学战略规划的经验和体会。
下面，我主要围绕五个问题向大家汇报。
一、我国大学发展的一般模式
从高等教育历史来看，我国大学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发展模式问题。在两千多所大学中，是否有哪一所大学的发展模式是比较理想的？恐怕都很难说，很难说我们的大学中有哪一所建立了为人们所公认的比较好的发展模式。
但毕竟我国现代大学发展已经历了100多年，尽管没有比较理想的模式，但发展模式总是有的。那么，我们的大学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模式呢？纵观100多年的现代大学发展史，主要有四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无目标”发展模式。很多大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是没有目标的。不要看学校领导的讲话或者是学校规划提到的目标，不要看口号喊的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要看他们实际是怎么做的。客观地讲，我们绝大多数大学在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或者说，没有循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发展。我们的大学一般是两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批是百年左右的大学，另一批是五十余年的大学。不管是百年老校还是五十年的学校，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发展中到底有什么目标吗？大多数学校都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正因为它们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发展时，如果用乏善可陈来形容其发展显得苛刻了的话，但我们确实难以对之表示乐观。我们的学校发展究竟有多少积累，究竟我们这样的发展有多少值得保持和继承的，我们还真难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第二种是“指令”发展模式。我们的教育历来就是集权管理的，高等教育是政府高度控制的事业，所以，大学没有必要制定自己的目标，制定了目标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集权管理严重的时候，大学设置专业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教学计划也是政府统一规定的，还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统编教材。大学的人才培养从宏观到微观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形成了学校办学完全依靠政府的局面。完全依靠政府办学存在什么问题呢？因为政府是面向全国大学的，不可能为了一所大学去发布具体的指令，所以，就形成了千校一面的模式。
第三种是“模糊”发展模式。我们大学，尤其是在最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学校自主权的扩大，尽管政府管得少了，但仍然还管着；有的大学似乎有一些目标、理念和想法；有的大学领导有某种意图，但并不十分明确，也没有与整个学校的历史、学校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基本理念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得学校发展处于一种目标模糊的状态。举个例子，过去有综合大学和单科大学，现在的趋势是要把单科大学办成多科的，多科大学办成综合的。但为什么要建立综合性大学呢？我们的办学理念中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说出办综合大学的根本目的，好像认识到了但又没有明确。其实，办综合大学最根本的意图是为所有的学生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平台，让各种学科的教育资源汇聚到一起，能够为所有学生享用。作为一所综合大学的学生，只要想接受任何院系的教育和课程，就可以选修它们的课程，它们都应当提供方便并保证这种需求。而且大学还要鼓励这种需求，办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氛围，形成办学的个性。但事实上，在我们的大学中，名为综合大学的不少，但除了少量的教育改革计划，比如北大的元培计划等，其它绝大多数的综合大学还是按照单个学院那样办学，学科专业之间的界线分得清清楚楚。学生除了学习“两课”和一些公共基础课程外，其它主要就是学习专业课程，外加几门很有限的选修课程。再如，各个大学都在实行学分制改革，大多数学校把它理解成是和学年制相对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更通俗地形容很多学校的作法，就是实行学分制就是学生想提前毕业就提前毕业，想延期毕业就延期毕业。但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大学是这样来规划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美国的大学拿到学士学位要4年，拿到社区学院的文凭也要两年，哈佛大学的学生再聪明也要4年才能毕业，它不实行学分制。在学制上为什么要规定得这么严格呢？这是质量的保证。那么，实行学分制的意义何在呢？学分制真正的意义就是让学校的教育资源可以供学生自己进行充分的选择，通过学分来计算。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规则。而我们的大学没有理解学分制的实质，看到的更多的是形式上的东西，尤其是有的学生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要打工、休学，看到这几个人就说整个制度是那样的。我们没有看到本质的东西，只是很模糊地意识到教学中有问题，但却不是很明确。
第四种是“紊乱”发展模式。就是看人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学校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紊乱状态。很多高水平大学为什么要发展高职教育，办网络学院呢？因为别人都办了我要不办我就落后了；国家高等教育在向大众化发展，一般学校扩招了，著名大学也要扩招，否则，就跟不上形势；一些学校在大规模上新专业，自己也赶紧上，要不然，以后再想上可能没有机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结果很简单，就是整个系统的紊乱。现在在很多著名大学，有些学科专业水平很高，达到国家一流水平，另外也有很多学科专业水平很低，甚至连专业课都开不出来。这些大学为什么要这么做？它们有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这样做了以后给学校学科发展和资源分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学校都没有考虑，它只看到人家在办，所以，自己也要办。结果造成学校功能紊乱、发展无序。
这些模式之所以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能发挥作用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个是高等教育自身逻辑的影响微弱。除了最近一二十年高等教育的自身逻辑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外，在历史上很长时期都是遭到抛弃和轻视的。第二个是政府集权管理的影响系统而深入。第三个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很低。有人调侃地讲，我们大学的领导岗位都是见习性的，校长书记都是五十多岁功成名就的人士，提升到学校领导岗位后，一开始要熟悉两年，再干两年就退休，再上来的领导还是这样一批人，上来之后也不熟悉学校和办学，再干两年又退休了，始终是一些新手开始干，专业化程度很低。我的学生中有的是大学校长、书记，有人曾经对我讲，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当这个校长，没有想到高等教育里有这么多问题值得研究。我曾经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看到，我们的校长和国外的校长、台湾、香港的校长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的校长讲话都是一套东西，一个口气，很统一。那套东西在哪个学校都一样，甚至连表述方式都完全一样。而国外大学、台湾、香港的校长谈到自己学校的教育理念时往往头头是道。我们的校长专业化程度很低，只能按照别人的说法来办学，没有自己的办学思想。第四个是市场化的消极作用。它使我们高等教育中的很多东西都被商业化了、变质了。现在很多学校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只要能够来钱的事情，不管合理合法与否，都可以干。高等教育发展中很多管理改革为了增强竞争性，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来做，对高等教育的腐蚀作用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和20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但现在的高校在学科专业结构、人员构成、学校功能活动、学校社会关系、学校内部各种管理制度和方式来看，与20年前相比，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还是一种用旧瓶来装新酒。这都使得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大背景。
二、制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意义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大学有着重大影响，所以大学管理和大学教育发展要有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们要讲的大学战略规划，要使大学通过战略规划来适应高等教育的变革。
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大众化。它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来的变化是出现了一些超大规模的学校，大学的类别越来越多。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第二个是国际化。国际化带来的是我们要适应多元化国际交流，当然也包括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学校建立起一种国际化的运行机制，建立起符合世界高等教育规律的文化理念。第三个是法人化。大学在法律上获得了法人地位，事实上它也得到了比较大的自主权。如果没有自主权的话，我们的大学领导不至于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最近经常听到某位校领导被抓起来的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限，学校又没有建立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学校领导大权独揽，当然就会出问题了。第四个是个性化。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大学应当有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要实现大学自主发展。新的发展模式要能保证我们的大学自主办学、自主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现实的需要。第二，要实现内涵与外延协调发展。我们的大学现在从内涵上越来越丰富，外延上边界几乎已经没有了。虽然事实上的围墙还有，但是大学的活动范围很大。据说，某省曾统计谁是一年中飞行里程最多的人，结果是某著名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成为全省飞行最多的人，他的工作可能主要不在学校，出去之后也可能在做与学校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但是这说明大学的边界几乎是无限延伸的，特别是在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下，大学的边界甚至是世界性的，所以我们讲要实现内涵与外延协调发展。第三，要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与创新。现在的文化类型，包括大学内部的组织类型都越来越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不同的文化在大学能够和谐发展和相互交流？我们讲大学文化发展要引导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还要起到创新文化的作用，这需要大学的发展模式有新的突破。第四，要增强核心竞争力。现在我们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模式。我们要用新的发展模式使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明显的提高。第五，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我们的大学而言，现在还不能说是可持续发展的，因为我们的大学还没有转变它的发展模式，靠前面的模式是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在很多大学由于发展中需要资金，贷款数目很大，有些学校资不抵债，处在濒临破产的境地。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翻译的《大学战略规划》一书的作者乔治•凯勒讲了六大意义。第一个是战略规划意味着高等学校及其领导者是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其历史地位，学校领导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学校发展。在我们的大学，很多学校领导并不是积极地看待历史，有的领导一上任就将前任的工作全盘否定，这种现象不少见。另起炉灶的做法不是正确看待历史的态度。第二个是战略规划是外向性的，其着眼点在于使学校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协调一致。战略规划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因素，使学校的发展能够借助外部的力量，在外部环境中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三个是战略规划有助于增强学校的竞争力。第四个是战略规划重在决策，并非文本上的规划、分析、预测和目标等。第五个是战略规划是理性的、经济的分析与政治手段和心理影响交互作用的过程，是参与式的，对矛盾冲突有很大的包容性。第六个是战略规划所奉行的是组织的命运高于一切，是大学的利益而不是领导的个人利益。
这是乔治•凯勒对战略规划的意义的考虑。我想在我们中国开展战略规划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使我们的大学由模糊办学过渡到明白办学。我们的大学发展长期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没有多少人能说得很清楚，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很清楚。在当今时代，我们不能再糊里糊涂地办学，应该明白办学。这就要靠战略规划。第二，使我们的大学由无序发展过渡到有序发展。我们大学的无序状况现在仍然很严重，很多学校这几年强化评估，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使学校有了一些工作的依据，也让学校知道了怎样开展工作，怎样为教学组织各种资源，怎么制定教学中各种各样的规范。但是仅有评估是不够的，评估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对整个学校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不过，我们讲的战略规划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第三，使我们的大学由他控办学过渡到自主办学。现在学校办学不能再完全依靠政府，政府也在转变职能，不直接管理某所学校，也不直接给某一所学校下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自主办学，所以要进行战略规划。第四，使我们的大学由模式化办学过渡到个性化办学，要走出千校一面的状况，实现学校特色化发展。
三、如何制定大学发展战略？
战略指的是涉及学校长远利益、核心价值的问题，是针对学校的整体利益、长远发展、核心问题的解决方式、方法和思路。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牛津大学副校长威廉姆•D•麦克米伦在其“21世纪大学的学术战略：牛津大学的实践”的报告中，阐述了牛津大学编制发展战略的情况。这个案例说明战略规划在西方国家受到了高度重视，像牛津大学这样的历史名校也这么重视战略规划，说明变化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他认为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需要历史的眼光，要弄清楚五个问题：第一个是为谁制定学术战略（学术战略就是大学战略）；第二个是何时制定学术战略；第三个是为什么要制定学术战略；第四个是学术战略的内容是什么；第五个是学术战略如何制定。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做战略规划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我还要介绍一下乔治•凯勒关于制定大学发展战略的思路。他提出了一个模型，讲的是制定大学战略要考虑六大要素，要根据对六大要素的研究分析结果来制定、形成学校发展战略。乔治•凯勒是美国著名的战略规划专家，担任过一些大学的领导职位，后来自己到一个教育咨询公司里担任顾问。他的六个要素包括传统、价值观和抱负，学术的和财政的优势与劣势，领导能力和重点，环境趋势、挑战与趋势，市场取向、认识和趋势，竞争形势、挑战与机遇等。
这些都是一般的方法，在现实中应当如何去做呢？为了使大家有一些感性的认识，我介绍几个我们为一些大学所编制的战略，重点介绍我们是怎么考虑战略问题的。我们曾经为某民航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该大学是民航总局所属的重点大学。长期以来，民航大学都是根据民航系统的需要来办学，而我们民航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国外的飞机买回来，让飞机飞上天不出事故。这也是民航系统的运行要求，民航大学主要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办学，为民航系统培养飞行员、空乘人员、空中管制人员、售票员、机务维修人员以及机场工作人员等。其中，机务维修主要是检查哪个部分出现问题，把有问题的零件卸下来，将新的部件装上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航教育是一个技术服务性的教育体系，没有多少技术开发和研究的需要，更没有创新民航科学技术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我们有广阔的领空，国家安全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民航科学技术，我们必须掌握民航科学技术。国家已经做出了研制大飞机的战略决策，我们不能指望从国外引进所需要的民航科学技术专家和大批开发、生产技术人员，这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为培养民航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才和生产技术人才服务的民航高等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航大学发展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可能感觉现状很好，因为我们的民航企业还是一个成长型企业，我们还在大规模购买国外的飞机，民航企业的载客量和运输能力都在大幅度上升，扩张很厉害，对相关民航教育人才的需求也很大，所以，我国的民航教育与其它大多数行业不一样，它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人们的优越感很强，相应地，对变革的要求也就不是那么迫切，也不是那么期待。但从国家利益上来讲，从学校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看，民航教育必须向培养科学技术战略人才发展。技术讲的是创新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维护这样一些基本能力，我们的民航教育现在主要在低端的技术层面上做工作，这样是不行的，是不符合国家未来民航产业的科技人才需求的，要向高端发展。经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为其提出了学科拓展战略，学校正在实施。
第二个例子是莱阳农学院（该校现已更名为青岛农业大学）的发展战略。它是山东的一所大学，校址本来在莱阳，现在搬到青岛去了。以前在莱阳，莱阳是个县城，虽然那个地方不错，但是学校发展很困难。据说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轻易不到学校去，因为不太方便。后来学校迁到青岛发展。经过研究，我们为学校制定了一套战略，其中有一个战略是融入青岛战略。我们认为，在新的办学环境中，学校应当从各个方面和领域尽快融入青岛，成为青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个例子是肇庆学院的发展战略。它是广东的学校，校址在肇庆市。肇庆是有名的文化旅游城市，自然环境不错。但是学校总体水平比较弱，过去是一所师专，在师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院成立以后，在学校的办学理念中，还有一个内容是以师范教育为本。我们对学校所面临的环境和形势进行研究以后，尤其是对学院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以后，发现这样办下去可能很不利。因为师范教育的办学模式是很特殊的，特别是师专，一个大学科下面往往是一个面很窄的系，或者就是一个专业，中文就是中文教育专业，化学就是化学教育专业。北大化学学院的规模是很大的，有二百多个教师，但是他们的化学系就只有二十几个人，无机化学只是一门课而不是一个研究领域，有机化学也是一门课。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师范教育在学科的各领域不要求深也不求精，或者说，做不到精深，往往只能让学生对各领域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就行了，能够到中小学去教学生一般的化学知识就行了，不强调在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建立学术声誉。学校延续这样一个模式办学，很显然是不可能建立高水平的学科专业的，也不可能建立高水平的科技队伍，学校实力不可能增强，学校可能始终处于一个一般性的很有限的学术地位。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和学校领导沟通，提出建立综合性大学办学模式战略。后来，学校领导对我说，学校在升本之后发展很快，包括专业建设、校园面积、教师队伍的人数等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很可惜的是，如果早几年做这个战略规划，学校可能会发展得更好。第四个例子是玉溪师范学院发展战略。玉溪师范学院在云南省的玉溪市，比较偏僻，但玉溪的红塔山香烟有名气。我们到学校调研的时候，感觉到学校缺少一股生气，大家对发展前景好象信心不足。这也难怪，学校地处民族落后地区，政府投资不足，留不住人才，科研工作缺少支持，教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似乎没有什么新的方向。我们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地方办学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也有一种特殊的优势，这是学校发展可以利用的，利用得好，学校可以大有作为。我们给学校提出的战略建议有三：一是强化民族教育与文化研究战略。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国家，大多数民族的文化教育还比较薄弱。民族教育在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中有着重大意义，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不能有较大提高，民族文化不能有较大的发展，和谐社会是很难建设好的。但长期以来，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院校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常常是比较模糊的，在办学中常常有一种求高求同的倾向。说到学科建设，办中文系就要和北大看齐，但是这些院校的中文系是不可能和北大一样的，也很难达到北大的水平。但是，向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方向发展，他们就有很多优势，这是很多其它大学不可能具有的。他们一出门就是民族地区，重点大学要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去调研，存在成本、语言、人际关系等许多问题。作为地处民族地区的大学，为什么不把它做大？二是现代企业合作战略。学校旁边就是一个经济“帝国”——玉溪卷烟厂，是一个利税大户，也是全国有影响的现代企业。有这样一个现代经济模式和企业制度在身边，我们不去研究它，不去和它合作，而要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去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国家财政政策，我们有什么优势？办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不一定都要向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看齐。所以，我们建议学校从各方面加强与玉溪卷烟厂的合作。三是文化教育输出战略。我们处在一个国际化时代，文化交流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我们的大学现在主要还是向国外学习，而云南的大学又主要是向国内其他高水平大学学习，我把云南所处的这种状况称之为向北看。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转换一下，更多地向南看，会是什么情况呢？云南的南边是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比我们要弱，总体发展水平比云南弱。我们国家在东南边境地区国家有一些重大的援助项目，主要是文化科学教育项目援助，以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发展步伐，改善我们的边境环境，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所以我跟学校干部教师讲，向南看我们就有底气了，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教育输出的工作。
总结我们为大学编制发展战略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系统地研究大学发展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把我们规划的学校的过去、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第二，全面研究大学发展所拥有的外部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我们要全面研究大学所拥有的外部有利条件，在研究中要考虑什么因素我们都有一整套的研究思路。第三，研究大学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我们要找到希望，让学校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如何制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
在制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时候，很多人的认识都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是把编制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看成是学校领导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大学领导也是这么看的。第二个是把编制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看成是规划人员的事，所以，在学校工作安排上，往往只考虑规划人员。第三个是为了应付主管部门而编制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编制大学发展规划，教学评估也要有规划，高职高专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也要有规划，院校设置也要有规划，所以，为了应付上面的要求而制定规划。第四个是编制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就是起草一份文件，文件写出来了，工作也就结束了。第五个是编制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是一项阶段性工作，规划完成了，会议通过了，工作也就告一段落。
乔治•凯勒对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颇能引发我们思考。他认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不是制定一幅蓝图；战略规划不是一套陈词滥调；战略规划不是校长和董事会董事个人的愿景；战略规划不是各部门计划或规划的汇集或汇编；战略规划的制定不是由规划人员完成的。他的这些观点让人猛一看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又是怎样制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呢？我从2000年开始给一些大学做规划，摸索出了一套制定规划的方法。从程序上讲，一般有五个环节：第一个是立项决策，组织班子；第二个是信息采集，调查研究；第三个是形成思路，多方沟通；第四个是起草文本，反复修改；第五个是达成共识，决策采纳。我们一般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程序去做。但是实际做的过程中，在方式方法上，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在为一些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规划时，我们有几点经验，我也愿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第一，重视深度信息采集。在编制规划的初期，我们通常要对影响学校发展的因素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括物理信息和心理信息。物理信息指的是学校发展中现成的各种档案资料和数据等；心理信息主要是通过召开各个层次的座谈会和访谈来了解，征集广大教职员工对学校发展的想法。我们还特别重视来自学生的信息。我们给一些学校做规划的时候，要开一些学生的座谈会，对学生进行调查访谈。对于为什么要了解学生的想法，有的学校的领导感到疑惑不解。但是我们通过听取学生的意见，站在学生的角度可以发现学校有些方面还做得不够。第二，重视全员参与。我们为一些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时候，常常会将学校方方面面的人员都包括进来，让大家都参与。我们通过信息采集、访谈、座谈会、汇报会、报告会等各种途径，让学校方方面面都知道这个规划，让他们一起思考学校发展问题。第三，重视开展中长期大学发展设计。很多大学要求我们做的一般是五年规划，但我们通常都会为学校设计20到30年的发展规划，为的是让学校看到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需要和发展前景，并使这种发展需要和发展前景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认识。我们希望它形成一种力量，新的领导上任后要改变它是比较困难的。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要建立一种制度，让大学不以校长一人的去留为转移。我们就是希望形成这样一种态势，不管谁来当校长和书记，他都只能继续推动学校向前发展。第四，重视子规划集群的协调。我们做的是战略规划，是要付诸实施的，部门、院系的规划一定要与战略规划相配合。第五，重视参照学校的办学经验研究。我们通常要在国内外为我们所规划的大学找一所历史和水平具有可比性的学校进行比较研究，根据这些学校的办学经验提出一些建议。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做规划时特别重视的方面。
五、如何保证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
最后，我再谈谈如何保证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贯彻实施问题。在很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出来以后，往往被束之高阁，规划文本完成之日，也就是规划失效之时。这样的表面文章对学校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相反，还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师生员工对学校发展丧失信心。
我们给一些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当然希望学校能够实施它，并对学校发展带来实质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规划制定过程中，以及规划完成以后，常常与有关学校保持接触，为学校提供一些建议。这里我要介绍一下青岛大学实施发展战略规划的做法。青岛大学在2000年请我去做战略规划，这是一所由几所大学合并的学校，当时已经合并七年。我们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学校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大家对新青岛大学的认同感不高。我们做了发展战略规划之后，学校严格按照规划进行落实，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总结他们的经验，一是领导特别重视。2000年青岛大学领导邀请我们去给学校做规划，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例。很多大学都是自己组织一个班子做规划，青岛大学请校外专家做，可见其境界不一般。二是组织落实。青岛大学在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的时候做到了组织到位，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学校在每一个环节都配合得很好，他们抓落实也很有力度，专门配备了力量。三是措施非常有效。比如，为了培养一批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管理骨干力量，青岛大学派了近30位年富力强的中层领导到美国一所大学进修学习三个月，请美国大学的教授讲授大学管理和有关理论，同时这些干部在这所大学各个部门见习。他们回国后，对学校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的各种战略措施和发展思路很容易理解，并形成共识。这就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对促进战略规划的落实发挥了重要影响。四是过程是严谨的。我们的规划编制出来后，学校根据五年规划，将发展目标和任务分解到每一年，并制定每一年的工作目标责任制，年终进行考核和检查。规划实施周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全校进行了一次规划落实“回头看”，进行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调整方案。2005年底规划实施结束时，我在总结调研的时候发现，战略规划所确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整个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青岛大学成为了山东省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最充满活力的大学。
青岛大学实施发展战略规划的经验给我们很多启发，从这所学校的成功，我感到我国大学的发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具体而言，我认为，第一，应当把实施发展战略规划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在学校进行实践。用规划代替过去仅凭经验的无序的没有目标的管理，通过规划来规范整个学校的办学过程，由此在学校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第二，应当用发展战略规划来统一教职员工的思想，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我们要让发展战略规划得到全体教职员工的认同，用制定和实施规划来凝聚人心。第三，应当用发展战略规划来提高学校发展的有效性。年复一年的办学，如何让广大教职员工看到学校的发展，看到学校的进步，实施发展战略规划是一个好办法。在五年时间里学校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教职员工就能从中感受到学校发展的有效性。
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为大学实施发展战略规划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为委托学校提供实施发展战略规划的建议。在向学校提交发展战略规划文本时，我们同时给学校提供一套怎么实施规划的方案。在规划过程中，我们还会更多地直接与学校领导进行口头的交流，将不适合写在文本上的东西，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一五一十地讲清楚。第二个是为委托学校实施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思想动员。从我们进校开始就注意做思想观念的引导工作，在心理信息采集的时候，我们会把对学校发展所思考的信息传递出去；我们还协助学校组织关于学科建设、学校改革的报告会；规划结束后还要在学校召开战略规划的宣讲会，以及一些其它性质的教育思想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仅我们作报告，还会邀请其他专家学者来做报告。所有这些工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学校全面行动起来。第三个是为学校提供发展战略规划文本外建议。第四个是与学校领导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关注战略规划的实施情况，适时提出建议。通过为一些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规划，我们跟一些学校领导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很多还成为了好朋友。
以上是我们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思想，我希望我们能够分享。谢谢大家！
（注：本文是别敦荣教授2006年12月12日应邀在“北京大学教育论坛”作的一次报告。作者简介：别敦荣博士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鞍山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福建农林大学兼职教授、肇庆学院客座教授、济南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客座教授。曾先后公派赴法国（IIEP）和美国（波士顿学院）进修、高访，赴挪威和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和访问，赴台湾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访问，赴奥地利萨尔斯堡论坛任教；长期承担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任教科目主要有 “高等教育管理专题研究”、“教育管理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评估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主持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独撰、主编、合著、参编著作20余本，用中、英、日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主持翻译《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和《国际高等教育译丛》两套丛书。先后受邀为50多所高校和部分省教育行政部门作专题学术报告，应邀担任近20所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专家组组长或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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