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古镜行》诗考析
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任贤》中记录太宗的妙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这三面镜子中，铜镜排在第一，可见铜镜虽然品格最低，却是用处最广。桃花源中的人可以不知兴替，君子国里的人可以不知得失，任何人却都需要正一正衣冠。因此，铜镜就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细民百姓的日常用品。虽然是日常用品，帝王将相所关心的是兴替得失，细民百姓所注重的是衣冠简朴，他们的兴趣都不在铜镜本身，所以他们每天和铜镜打交道而不理解铜镜，不留心记录铜镜之事。只有厕身于帝王将相和细民百姓之间的文人们，才发挥他们特殊的聪明才智，对着铜镜一唱三叹，下悲身世上感兴亡。“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这是李白的悲鸣。“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是陆游的感愤。“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待颔髭摘尽，留付与膝下孙子。”这是蒲松龄对铜镜的珍视与慨叹。
蒲松龄这几句诗出自其《古镜行，赠毕衡伯》。此诗写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是年蒲松龄四十四岁。全诗如下：
古镜，古镜，不知甚代何年。故人发箧相赠，其大如拳。背上罗纹细细，朱绿班班。四周有物盘踞，非螭非虎。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四座迷迷，欲解不能得解，抱问博物茂先。言
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待颔
髭摘尽，留付与膝下孙子。乱曰：“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勿疏其防。君子少，小人常多，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
蒲松龄所歌咏的这面铜镜，最大特点是古，毕衡伯是作为古董而不是作为普通实用品赠给他的。所以蒲松龄首先要考订它的年代，一为断定其价值，二为不辜负友人“发箧相赠”之殷情。蒲松龄依仗自己的文物知识，从铜镜的大小、背纹、锈斑、饰图等考证，认为这是一面汉镜：“荚钱”是汉初的钱币，“五铢钱”是汉武帝时的钱币。蒲松龄把这番道理说给在场的朋友听，没有得到认可，就去请教像晋代张华那样博学广识的文物鉴定专家，专家说这是一面唐镜，应该出自唐代帝王将相的陵墓。汉代和唐代，都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其铸镜业也成就蔚然。所以，一面有相当文物价值的铜镜，在有一定文物鉴定常识的人面前，对其铸造年代，朝这两个朝代推测应该不会有大错。这是其一。其二，历代典籍特别是稗官野史中所记的有名古镜，最有影响的也在汉唐两代。
晋葛洪集《西京杂记》卷一“身毒国宝镜”条云：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缄以戚里织成锦，一日斜文锦。帝崩，不知所在。晋人葛洪所记载的这面宝镜，虽然出自身毒国即古印度国，但却和汉朝的皇帝有过密切关系。汉宣帝刘询的这面身毒国宝镜和蒲松龄所记古镜的承继关系也脉络分明。首先，汉宣帝刘询是
汉武帝刘彻的曾孙，蒲松龄由刘询“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的“八铢钱”联想到刘彻的“五铢钱”是很自然的事。其次，汉宣帝刘询“常以琥珀笥盛之，缄以戚里织成锦，一日斜文锦”，蒲松龄此时尚系一介贫寒书生，当然不会有“琥珀笥”和“戚里织成锦”，但将来呢?将来著袍执笏、出将入相，那应该是隋理之中的事。“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勿疏其防”，这也足以表明他对这面古镜的珍视不亚于汉宣帝了。
唐稗中对镜异之事的描写特多，汪辟疆先生基本收录在他校录的《唐人小说》中了，兹不赘谈，只就王度《古镜记》与蒲松龄《古镜行》的关系略说几句。据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我们知道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和《太平广记》有关联的篇什多到不胜枚举，这充分证明，蒲松龄对这部被鲁迅先生誉为“不特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的皇皇巨著，是何等的心仪神往、朝夕摩挲。《古镜行》中“君子少，小人常多，波斯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