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建设

正义与善念 因为有爱，所以耀眼 2011年11月14日

停留在龙口最美女孩刁娜和武汉的哥正义救人的感动里的人们，依然憾恨、痛心于小悦悦不幸遭遇的社会大众，甚至也许还在天堂口哭泣的小悦悦，或许能获得些许安慰：这个社会终究有善意的温暖仇视着那些冰冷的邪恶甚至残忍的行凶者——种种善行的出现，那些人性的光芒，耀眼到无以复加，满是生命的力量，向阳，灿烂。
　　正义和善念是社会的主流，这不仅是舆论的共识，而且是每一个社会人发自心底的认知。而那些关乎“最美”的赞扬让我们感动的同时，恐怕其背后折射的原因更让人毛骨悚然——因为稀缺才生发的格外的珍惜与看重。每天愤愤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却得不到正义的安抚而失望渐多，部分感动人的事件，千呼万唤始出来却仍旧遮遮掩掩，因为另一半也许依然是被操纵的灰暗，这对社会良心的撕裂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不能让善良与互助成为道德苛责言论的歪曲，如若优秀文化里一直传承而来的美德，人人遵守，人人呵护，然后遍布阳光下大片的温暖与善意，便足以让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安然前行。且不说每个人本就该出于道德与人性的高贵，去挽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只为心安。
　　呼唤立法，以法律的严惩换取冷漠者的代价；建造纪念碑，在每个人的心间打造一把枷锁，用以时刻提醒良心与丑陋的博弈，这些事后诸葛的做法能否把人性泯灭或者部分丢失者从社会的耻辱柱上生生拽下，我不得而知，只是推己及人的道理大家都懂。
　　这个社会的希望，不是在某些著书立说者的头脑里，而是因为正义与善念的并存，人心才康健。就像最美妈妈吴菊萍，为一个脆弱的小天使插上了羽翼；就像最美护士余书华，用专业与德行延续了一段伦理的路途；就像刁娜，最美的女孩，有着最灿烂的笑容。

指责“路人”不如践行“最美” 2011年11月14日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一位山东“最美女孩”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以及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因祸结缘”的故事，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位名叫刁娜的24岁龙口姑娘，前不久与丈夫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位女子被撞倒在路中央。为了不让伤者被二次碾轧，“不让小悦悦悲剧重演”，刁娜与丈夫毫不犹豫地下车救人，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护在伤者身前疏导交通。天色较暗，车流中的刁娜不幸被撞倒，右腿骨折。刁娜的善举也感染了车祸中的肇事者、被救者，他们用友善、谅解和诚信，续写了一段关于良知、公德与责任的佳话……

　在一个民族陷入集体的道德焦虑、道德追问之时，刁娜的善行义举，各方的人性善良，既是一抹亮色，也让我们深思。

　这段时间，摔倒的老人无人扶、轧伤的孩子无人救，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为迟疑不决的纠结。人们在问，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路人冷漠症”？素以守望相助、急公好义著称的中华民族，是否真的集体丢弃了善意与义举？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不过，“道德信心”不应被轻易否定。一方面，在一些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路人冷漠症”有被过度渲染、放大之嫌；另一方面，每一次“痛心”与“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如潮的向善之心从未泯灭和走远。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事发后，仅在新浪微博的转发与评论就多达453万余条，微博“小悦悦悼念堂”的关注者多达19万余人。这种道德渴求、对善与恶的鲜明立场，不正是道德复苏、弘扬的最坚实基础吗？

　更重要的是，储存于民间向善的道德力量依然深厚博大。我们拥有像刁娜那样的“最美女孩”、拥有像杭州吴菊萍那样的“最美妈妈”，也拥有大火中为邻居架梯、救了20多条命的上海“最美奶奶”朱燕珍……这些美好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动且温暖，让我们互信与互爱，让我们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

　其实，行善本该不假思索，平凡朴实。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朱燕珍很淡然：“这有啥，谁都会这样做！”善念默默涌动在国人心中，这是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民意基础。而平常的向善之心，才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间。

　“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拥挤的公交车上，能否为白发老人让个座？有人问路，能否耐心回答甚至送上一程？邻家没人冒出黑烟，能否及时拨打119并通知其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爱，是一次举手之劳，也应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的“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着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从政府、媒体到每一个人，都合力凝聚真善美的力量，抑止假丑恶的泛起，从指责“路人”走向从我做起、走向道德践行。

“最美”行动诠释“德法相成” （道德需要法律扶住） 2011年12月05日

每年12月4日揭晓的年度法治人物，都是当年法制宣传日的一大看点。什么样的人入选法治人物，反映出当年法治进程的某些特点。毕竟，法治不仅是威严静态的律条，更是鲜活生动的生活，而生活由每个人的点滴行为构成。
　　今年评选的“十大法治人物”中，一个当选群体引人注目——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烟台“最美女孩”刁娜等见义勇为模范携手亮相，共同组成“2011最美中国人”的温暖形象。
　　因为几桩“助人遭诬”、“路人冷漠”事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成了今年法治话题中议论较多的一个。偶发的极端个案，让人对道德的无助心生焦虑。“出德入法”，法与道德相生相依、相辅相成，法治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道德的支撑、铺垫与辅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美中国人”以自身的善行义举，触及了法治社会的大课题。
　　见义勇为、好人好报，是人所嘉赞的行为，但践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即便是被称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律，有时也难以维护这最朴素的信条。拿“老人跌倒扶不扶”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来说，施助与受助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证据缺失。只要哪一方有“确凿充分”的证据，结论自然明了。而实际上，除了几个保留现场视频资料的案件外，其他事故现场难以还原，法庭认定的法律事实难以确定与客观事实一定相符。
　　道德无助，凸显法治无力。某些场合下的困境，给道德之美添了几分悲壮。这既刺痛人心，也提示法治完善的方向。比如，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原则，细化证据保全制度；确立“爱心救助免责”制度；健全保险制度，保障应急医疗救治经费支付等。正因此，深圳近日公开征求意见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才引发强烈反响。许多人都对通过地方立法解除好人后顾之忧抱有期待，希望其立法与实施过程能为其他地方立法以及更高层次的立法探路。
　　“最美中国人”做了人们觉得应该做却常常没有勇气做的事。如果法律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化解风险，那么，善行义举自然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到“最美中国人”的行列。
　　纵观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纠结的讨论，以及地方的立法探索，指向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增强法治的力量，提升道德水准，匡正社会风气。与此同时，表彰典型、弘扬道德对法治建设的推动力，也没有被忽视。显然，道德水准提高的过程，必然是公民意识增强的过程，责任担当的理念更为坚定，自觉守法的氛围得以强化，维护权益的行为更加理性，法治实行的成本就会降低。
　　道德体现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动。对法治建设来说，任何空洞的争论、质疑，都比不上一次负责任的行动。“最美中国人”之美，就在于他们的行动。颁奖词说，这个普通人组成的群体，“以行动印证良知，以诚信唤起爱心，以责任呼喊正义”。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参与。如何以自身的道德之美成就法治社会的和谐之美？入选的这些可敬、可亲、可学的普通人，用“最美”的行动，做出了最动人的诠释。

“万人拔萝卜”是一张公德试纸 2011年12月01日

近日,河南滑县农民韩岗的80亩萝卜滞销。由于销路不好,怕菜烂在地里,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媒体刊登消息后,引来近万人拔萝卜,萝卜被拔光了。他种的红薯也被偷了三四万斤,地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损失惨重。

　　这位农民出于好心,也是为了能让公众从自己种植的萝卜上获益,于是公开声明免费赠送。无疑,在公民道德的这张试纸上,这名菜农表现不错,而前来采摘的近万人的表现却并不怎么样,不仅将赠送的萝卜采摘一空,还将地里的红薯、菠菜、辣椒也搜刮了不少。这样的结果,或是这位好心的菜农原本没有想到的,部分人不考虑菜地主人感受、利益,在菜地里“肆意”,证明了其公民道德“不及格”。

　　“万人拔萝卜”最终出现令人尴尬的后果,性质上和近几年来多次出现的公共场所的鲜花被哄抢一样,折射出公民文明素质方面的缺失。部分国人“规则”意识、自律意识缺乏,公德意识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同步上升,还反映在日常司空见惯的抢闯红灯、排队加塞“抢位”、见危不救等等。

　　这张“试纸”还试出来了部分人群原本不该有的“私欲和私心”。拔萝卜现场究竟如何混乱,新闻报道没有提及,但提着大口袋的或装满数个大口袋的为数不少。采摘这么多,自己一家吃得了吗?据报道,很多人是开车从城里来的,现场都被车围满了,城市开车的群体恐怕不可能买不起几毛一斤的萝卜吧?这样一个“疯狂万人采摘赠送品”的现象,是不是又折射出了“有光不沾,过期作废”这样一个市侩心态?其实占点小便宜倒在其次,关键是不能罔顾菜地主人的利益,抛开公序良俗,把菜地弄得一团糟,甚至做出触及法律的哄抢之事。

　　“万人拔萝卜”出现的尴尬场面,是道德水准的一个侧影,暴露的是道德自律方面的阙如,说明国人从物质文明走到真正的“精神文明”、拥有现代公民意识,还需要不断努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守德”如何不再难？

最近，社会道德领域的一些现象给人“冰火两重天”之感。吉林长春一家小馄饨馆的店主，收下乞讨老人捡的游戏币和圆铁片，照样送上热腾腾的馄饨；河南郑州卖馒头的老太7年“无人售馍”，顾客自觉“天下无贼”，使人感到暖流涌动。而一些老人倒地之后无人救助的场景、佛山“小悦悦”事件的伤痛，又让人颇觉寒意袭来。

　　其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表象背后，是更令人纠结的“道德两难”问题。当道德面临现实风险，我们能否为道德埋单？如果见义勇为可能付出被诬陷的司法代价，老人倒下了扶还是不扶？如果救助伤者可能因救助不当被告上法庭，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当经济快速攀升，社会急剧变迁，各种出人意料的道德事件像集束炸弹轰击传统道德理念，我们又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重构道德世界？　

　　这确实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只有找准这一现实问题的“题眼”，才能找到破解的钥匙。一方面，馄饨店主、售馍老太同样面临道德风险，却用信任、爱心等朴素的情怀避免了“两难”处境，带来了良性的道德循环，这说明人们并不乏道德良知与勇气，个体的善行也能激发出令人敬佩的道德能量。

　　另一方面，一系列负面道德事件也在警醒我们，如果好人屡屡受到诬陷讹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善良这一边，如果社会心理一再被暗示行善的后果，那么人们即使在情感上渴望扶危济困，在生活中也很可能选择独善其身。“道德两难”由此向社会现实提出了迫切的课题：营造道德践行的社会环境，解除道德行为的后顾之忧。

　　让道德不再为难，降低行善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破解“道德两难”的现实路径，也是描绘社会道德图景的基础工程。正反的事例告诉我们，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这就需要执法者守护道德底线，别让常理推定淹没道德情理；需要媒体坚守社会道义，不再为吸引眼球去夸大渲染；需要公众守望社会公德，不再只是针对他人而抛开自己去做道德评判。只有这些成为常态，才能走出“道德两难”的困境。

　　换一个视角来看，日本作家栗良平感人肺腑的《一碗清汤荞麦面》正在长春那个小馄饨馆中，以关爱和尊重为主题上演；一些公司贴出的行善“撑腰通告”，以责任与行动为潜台词传播；山东“最美女孩”刁娜在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互谅互帮，以良知和大爱感动了无数人。这些让人眼热的场景都在真切地告诉我们：只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去修复和维护道德，就能为破解“道德两难”提供更多现实支点，让“两难”变成受助者获益、道德受鼓舞的“两全”。

“道德两难”的存在，也在提醒我们，当经济的洪流冲刷道德的堤岸，对道德的坚守与建设迫在眉睫，决不能让道德“亡羊”了才想起“补牢”，“积重”了才想起“难返”。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深入探究道德问题的演化轨迹，照亮其曲折路途，疗治其存在病症，以抓经济搞改革那样的干劲，脚踏实地致力于精神家园的建设，这样才能创造出与时代梦想相辉映的道德成果。

如何提升全民思想道德素质 （《半月谈》2011年第19期）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近年来推出了大量的时代先锋人物，以及连续举办了好几届道德模范的评选。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极大的推动。

因为有了道德的力量，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一项项有力举措、一个个美德故事、一系列先进事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推进，文明道德之花竞相开放。

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9月22日，《关于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公布，郭明义等54名同志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李桓英等261名同志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全国道德模范”——一个崇高、珍贵的荣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道德真谛，感召着整个社会。

新时期雷锋传人郭明义，退休后回乡义务植树20多年、情满青山的老地委书记杨善洲，为民造福、鞠躬尽瘁的安徽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命运多舛却坚强乐观的“90后”孝女孟佩杰……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同一支支闪亮的火炬，向整个社会传递着道德的力量，放射出道德的光芒。

把道德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道德光芒照耀神州大地。全国道德模范用平凡的行动和高尚人格，激励全体公民见贤思齐，不断提升道德素质。他们用感人的事迹和先进思想，引领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一个个鲜活事例，一笔笔精神财富，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动，唤起人们对于公民道德的认同和追求。向道德模范致以崇高的敬意！”湖北省洪湖市中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周祖山的话，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全国各地充分发挥各级各类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把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不断掀起学习道德模范高潮，公民道德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首都文明办利用“文明北京”官方微博广泛开展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先进事迹学习宣传，动员微博网友积极参与投票；天津市文明办开设“身边好人”网络论坛，开展线下“爱心接力”活动17场……

近年来，江苏常州在全市范围内推开“道德讲堂”建设，广大群众自觉热情参与，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自我教育，自我实践……全国各地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与，各类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纷纷开展，创优氛围日益浓厚，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在广东，各类时尚元素被注入公民道德教育活动中。“手机学习天地”短信栏目每天早晨为移动短信用户免费发送学习信息，内容包括广东名人事迹、名言警句等，把公民教育内容以快捷、便利的通道，送到广大群众手中，增强了教育活动的时代感和实效性。

如今，神州大地已经形成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热潮，树立了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文明之花盛开神州大地

扭秧歌，跳巴山舞，做健身操……每当夜幕降临，在湖北宜昌市夷陵广场、10余公里长的滨江公园等处，群众文体活动缤纷上演，广大市民热情参与，乐在其中。

在宜昌，文明创建已深入人心，市民整体素质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据介绍，宜昌年均献血人次超过4万，连续7年居湖北首位。宜昌还成立了“孙万清工作平台”“元成突击队”“刚毅车队”“李文英工作团”等以道德模范名字命名的团体，促进了城市文明创建。

同心掬得满庭芳，文明花开满园春。随着创建文明城市等活动的蓬勃开展，惠民措施逐步实施，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市民素质逐渐提高，全国上下，干部群众提倡文明礼仪、弘扬良好道德风尚、自觉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蔚然成风。

“文明乘车”“文明出租车”“文明出行”……北京市注重引导，通过开展各种文明活动，加强秩序文明建设。每月11日在公交站台、医院等场所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目前，全市670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在2300个公交和地铁服务站台持续开展排队文明引导活动。

福建省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认真实施文明礼仪进万家活动，他们组织编写《礼仪知识简明读本》，开办礼仪知识培训班，举办全省礼仪知识电视竞赛，大力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等，逐步提高群众的道德素质。

甘肃省各地农村以“讲文明破陋习”为主题，以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为载体，在农户中深入开展争创“十星级文明户”“文明信用户”“文明家庭”等群众创评活动，大力培育“婚育新风”“绿色生活”。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

……

增强文明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实践文明行为、树立文明形象，随着人们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转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道德在传承，文明在传递

今年7月2日，杭州女工吴菊萍在偶遇惨剧即将发生时，义无反顾地伸开双臂，徒手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童，她的义举感动了无数人，因此被称为“最美妈妈”。

更多的人把感动变成了行动：一位妈妈一直在微博上关注着吴菊萍的伤势，当她得知吴菊萍在养伤过程中因为要注射抗生素，7个月的宝宝被迫断奶时，她马上在微博上发了个帖子：“我来帮你喂宝宝吧，你放心养伤。”

在道德模范的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爱”的博大情怀、“道义”的磅礴力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得到充分彰显，道德模范的高尚行为正逐步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越来越多的人悄然作出善举，自觉把爱融入社会大家庭中。

真情在交流中互动，爱心在交流中传递，广泛开展的道德实践活动吸引着广大群众踊跃参与、自觉实践，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传播到千家万户，公民道德素质不断提升到新水平。

在山东威海，“我为城市添砖加瓦”已成为广大市民的共同心愿；老百姓富裕了，追求文明的生活，拉萨市通嘎村村民阿努细数村里变化，“农家书屋建好后，看书的人多了，体育设施安装到了村里，锻炼身体的人多了”；绍兴市文澜中学教师何娟说，原来去网吧、电子游戏厅的学生很多，现在几乎没有学生去那里，“文明城市创建，加大力度管理网吧和电子游戏厅，这是一件大好事。”

凝聚道德力量，闪耀文明之光，共建和谐家园。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全民族素质正不断提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不断得到弘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顺利推进。

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力

文化产品有认识、审美、教育等功能。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力,属于教育功能的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产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活动的基本内涵。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人类。当今,文化及其产品日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成为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因素。人们看得很清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正在并将继续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与支撑。在这中间,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形成的影响力,也会日益凸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化产品是文化的物质或精神载体,文化产品熔铸和蕴含着民族的智慧、品格、历史、灵魂和生命力。文化包含着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等多个层面,所以,它的产品对于社会和人们的影响也是或强或弱、无孔不入的。早在《易经》里,我们的先民就知道这个道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直到通过观察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文教化,就可以使天下达到相对文明的状态。文化产品具有“教化”的功能,也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已经给出了可靠的证明。

文化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它不是天然给定的,它体现着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文化产品具有群体性和变迁性,它呈现着民族和人类的思想精华,积淀着厚重的历史元素。这些特点,决定了文化产品对其接受者的道德、思想、观念,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作为自觉的文化形态,文化产品大多折射着社会的心理和意识,渗透着浓郁的道德情怀。人们常说的情感、情绪、性格、动机、愿望、好恶,乃是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等问题的直接感受,一旦它诉诸作品,就会有相当的弥散性,就会对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道德理念产生影响。唯物史观的原理告诉我们:“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这就揭示了社会道德和心理的重要性。以文艺作品为例,一本成功反映社会心理的小说,如鲁迅的《阿Q正传》,它对人们心灵的震撼程度简直是不可限量的;一首强烈呼应时代呐喊的歌曲,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其旋律所产生的能量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一部出色地呈现社会积极变迁情绪的话剧,如老舍的《龙须沟》,它对人们境界的提升和道德的牵引也非常具有力量。

如今,我们已进入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的广泛和大众传播技术的迅猛拓展,使得社会心理和民众素质,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力量。目前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这就预示着各种文化产品,作为社会心理和人文精神的容器和出口,它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会加倍地呈现。

众所周知,所谓道德,是通过行为规范和伦理教化来调整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意识形式。它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范和准则。现实生活和历史传统都表明,道德规范的调控作用几乎体现在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正是这一点,它给了文化产品尤其是文学艺术以无限广阔的活动平台。譬如说文学,它被公认为“人学”,就是因为它所表现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惩恶扬善、创美拒丑、斥假求真,始终是它的内在良知和追求。这样,文学就潜移默化地处在了感染人们道德、情操、品质的先锋位置上。其他的文化产品,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电影、电视等,也无不起着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情感释放、道德诉求和精神需要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们也就意识到,正确把握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它的引领作用,培植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就成了一件至为关键的事情。胡锦涛总书记说过:“道德情操的培养,文明习惯的养成,美好心灵的塑造,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需要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环境。”文化领域,当然也不能例外。文化这门行业,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它的根本功用,就是创造和提升文明。就文化与道德关系而言,文化产品应该做出特殊的贡献,应该着力培养接受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树立心中有祖国、有集体、有他人的意识,增强辨别善恶、美丑和是非的能力,知道“快乐不是德行的奖赏,而是德行本身”的道理。这样的文化产品,才是人民群众所急需和欢迎的。

毋庸讳言,文化和文化产品在性质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有“教科书”类与“春宫图”类之别。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价值内涵日趋分化、失衡与多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浸润着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注意文化产品的优劣好坏区分,注意时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注意防止把文化产品当作追逐红利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当作泄私愤或谋私利的手段和工具,这对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关键的一环。有些文化产品在精神、道德方面污秽、龌龊、低下,人民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些产品对接受者的负面熏染效果,是不可小觑的。

邓小平曾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里,强调了文化产品对思想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对文化产品需要加以识别辨析的必要性。

邓小平特别提到青年,这是有深意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青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少年兴,则民族兴。不言而喻,文化对培育青少年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使命。这个使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通过文化产品贯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激发创造活力,努力培养出社会主义新人。这其中,文化产品要以基本道德为基础,对青少年进行深入道德教育,使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情操,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树立良好的荣辱观和诚信观。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优秀的文化和艺术产品,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令人欣慰和感佩的。

“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因为文化与人的关系表明,文化对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教化”来完成的。但同时我们也承认,文化尤其是文艺之于社会道德的建设,是有其特殊规律的。文化和文艺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讽喻劝诫”、“托事以刺”等等,都须得在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和韵味盎然的审美形式中去实现。那种流于道德说教、不顾人的审美享受和娱乐需求的艺术作品和文化产品,是脱离群众也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重视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力,不赞成那种认为谈此乃是“小题大做”、两者毫无关联的观点。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把文化产品的道德因素看得比其他因素都高得多。对于文化产品功能和价值,我们始终坚持真、善、美的统一论。这样,就能保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走在科学的轨道上。

思想道德建设爬坡永无止境

观点提要：

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不断爬坡、与时俱进的过程，跟经济建设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改革发展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利益分化、思想多元，社会现象不尽如人意，道德焦虑普遍存在。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完成法律、行政、经济的“基本建设”，最终构建起可信、可靠的现代社会良善秩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期盼。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近日反驳了“国人道德滑坡说”。他表示，从主流看，国人道德风貌良好。“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

当下，许多人习惯用“道德滑坡”之类说法表达对自身际遇或社会现象的不满，以简单的“妥”或“不妥”来定义这种道德评判其实很难。但有一点能够肯定，那就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当他们传诵“最美妈妈”徒手去接坠楼孩子这样的义举、善举时，心中无不涌动着感佩与温暖。当他们痛陈“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时，言下之意都是“无人扶”十二万分的不应该。可以说，在“扶老”这类事儿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相当一致，社会舆论纠结于“扶不扶”，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能让许多人直抒道德焦虑的题材。公众对这样那样的道德失范现象高度敏感、焦虑，正反映了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国人对“知礼节、知荣辱”，对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的要求和祈盼。

中国人需要经济蓬勃发展，也需要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环境和心情。许多人言必称“道德滑坡”，说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重构主流道德观的任务重大而紧迫。遗憾的是，当不少人天天对现实做出负面道德评判的时候，却依然只是诉诸于传统的道德情感。似乎一提到道德，就是传统美德，一提到失德，就是世风日下。但对传统美德一味怀旧，为“田园牧歌”大唱赞歌，并不能有效解决今天复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对身边的义举、善举视而不见，草草拉起道德大旗来质疑一切，甚至每每偏离主题，众声喧哗演变成了无休止的相互指责、攻击乃至谩骂，更不可能碰撞出一个与时代合拍的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一定意义上说，思想道德建设就是一个不断爬坡、与时俱进的过程，跟经济建设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任何时代的道德都不那么完美，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道德建设可能更复杂、更困难。必须正视，改革发展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不同人群利益分化、对立、博弈，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这已是一种常态。农耕时代或计划经济下那种基于共同生活经验或共同利益的道德正显得日渐单薄，口号化、形式化的东西，也很难再凝聚起“分裂的民意”、形成主流价值判断；必须正视，市场经济在不断加剧社会竞争，而保障良性竞争的法治堤坝还没有合龙，诚信体系更不完整，打道德和法律“擦边球”谋利甚至干脆冲破底线者常常没有受到足够的“报应”；必须正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正加大社会运行成本，互不信任也让人们的情绪变得负面，这种情绪与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平添了许多对道德、对他人、对社会的抱怨。

今时今日，围绕国人道德所热议的种种问题，都不是靠振臂疾呼，或在道德上动个大手术就能够解决的。提高国民素质、引导道德选择，还有很多法律、行政、经济的“基本建设”要做。诚然，如王世明所言，“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老人摔倒众人扶起，好人受到感谢而非冤枉；搭便车回家的老人意外身亡，其子女拒绝赔偿——我相信，事情确实就应该这样发生，而且在生活中也真实发生着，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大家不愿看到的纠纷就不会出现。应当承认，创造一个让更多人愿于、乐于“二话不说”扶危济困的环境，要说、要做的还很多。

站得更高一点看，无论是出于道德传统，还是出于现实情感，很多事儿其实都属于二话不说就该做的范畴：为官一任该讲官德，清正为民；为人师表该讲师德，言传身教；白衣天使该讲医德，妙手仁心；大小老板该讲商德，诚信经营……但这种“德”不能全靠传统和个体良心去实现，道德成本不能由好人来承担，不能要求谁不考虑外在环境、不计较个人得失去践行某种道德标准。所以我们才要强调：德以劝善，法以诛恶，法律必须成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文明的风向标，道德观念必须渗透到司法实践中。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者应得到保障，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者应受到严惩；所以我们才要强调：道德讨论不是要抹黑、围攻哪个人群，放大冲突和对立，而是要切实调整利益关系，提升每个人从善的动力和对他人从善的信心；所以我们才要强调：“私德”的培养很大程度有赖于“官德”、“公德”的建设，只有权力和金钱被套上笼头，“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得以扭转，社会心态才能理性平和，道德基石才能坚实稳固。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道德建设的爬坡永无止境，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对建设“新德”、“大德”，对惩恶扬善提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在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布10周年之际，正视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焦虑，实实在在地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构建可信、可靠的现代社会良善秩序，这是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惟有如此，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中国人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体面、有尊严。

“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一

别让“忽悠”触碰道德底线

编者按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建设”的话题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文明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公民的社会操守和职业规范。一方面，道德模范层出不穷，给人们以心灵的震撼；另一方面，“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等冰冷的现实问题也让人们对如何行善心存疑虑。如何才能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境，向道德模范学习，做一个维护社会公德、坚守私德底线的人？新华网评论频道“新华网评”栏目刊发系列评论，予以分析解读。

自打有了小品《卖拐》，“忽悠”这个来自东北的词儿，人们便不再陌生。那些“忽悠”来“忽悠”去的事儿，虽说进行了艺术加工，但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

据说“忽悠”原称“胡诱”，是指有意设置陷阱，引人入彀。如果说，舞台上的“忽悠”只是一出诙谐逗乐的轻喜剧，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忽悠”就是道地的欺骗和圈套了。

可悲的是，在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下，竟也不乏别有用心的“忽悠”。不必说有的政府部门瞒天过海、糊弄公众，也不必说有的黑心工商业户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更不屑说个别惯于自我炒作的“明星”“大腕”；这些年几起老者街上跌倒求助行人、被救后又倒打一耙、诬陷敲诈救助者的事儿，就足以令人哀于心死。

“忽悠”泛滥，源于诚信缺失，其背后是道德水准的滑落。《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认为，“道”是人的本体，“德”则是“道”的功用。尊道贵德，利人利己；败坏道德，害人害己。时至今日，道德已经成为一个文明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公民的社会操守和职业规范，是公民内心世界清浊的“分界岭”和“试金石”。而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诚信为人、守信为事。

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人们敢于对一些社会现象提出质疑，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眼下“被增长”“被幸福”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是否也意味着社会诚信度出了差池？究其缘由，擅长“忽悠”者对社会文明的挑战，对社会诚信的戕害，不言而喻。

有人为“忽悠”者如此画像：脸皮厚，哪怕身败名裂；心肠黑，逮谁“忽悠”谁；嘴巴巧，惯于颠倒黑白。这一概括形象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灭人格、放弃道德底线的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副什么嘴脸。更有甚者，有些地方、行业肆意践踏公德和法度，“忽悠”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令民众对什么都不敢相信，对什么都抱有戒心。在这些地方，社会岂能妄言和谐？

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屡屡发生令人心寒的“忽悠”事儿，透出的是国民性悲哀。信者，人之言也；言而无信，人之大悲也。建设诚信社会，就是要恪守“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个“金科玉律”，就是要在制度上做到“用诚信担当责任”。山东省质监局日前决定，个体工商户将不能申请、换发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既是不再让老百姓食品安全被“忽悠”的一项措施，也是“社会诚信，首责政府”的具体体现。

近闻有人开设了“忽悠讲坛”，说是已成为眼下火爆的手机搞笑动漫专辑。诚若“忽悠讲坛”真能“忽悠”出些健康有益的开心事儿，令人放松心境、缓释压力，倒也是件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忽悠”这个民间俚语回归“调侃”“戏耍”的舞台意义，用以鞭笞那些道德失范之人，不再瓜葛社会上的歪门邪道，也许真是人们的期盼。

“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二

还须用制度助推道德模范示范作用发挥

又一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揭晓了。数十位大多来自基层的道德模范站在首都流光溢彩的舞台上，在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鲜花、掌声和赞美。这样的荣耀，他们自然当之无愧。事实上，也只有这样高规格的表彰，才能让全社会的人心都能感受到来自民间草根道德模范的光和热。在社会道德建设令人无法乐观的现实境况中，在公民道德建设的漫漫长途上，我们仍然需要把道德模范的火炬举得高些，再高些。

但是，要想让道德模范在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仅有表彰和感动还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在电视机前抹去眼角的热泪，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面对的却是“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守信者被不诚信者在竞争中击败”等等冰冷的现实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向道德模范学习，做一个维护社会公德、坚守私德底线的人？无疑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大多都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我们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

说到制度保障，当务之急恐怕就是司法保障的完善，一定要让公德行为者免受利欲熏心者的反噬，这已经是保障底线中的底线了！再者就是行政法规的完善，让公德行为者能够享受应有的人身、利益保障。然后才是表彰、奖励等层面的制度保障。显然，前两者是基础，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唯有基础夯实了，对道德模范的表彰、奖励才会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

公德涉及公益，自然应由公权力提供制度保障，这是一个常识。那么在孝道、诚信、敬业等“私德”领域，是否需要公权力的制度保障？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关于私德的制度保障大约有两条，一要建立对党员领导干部、企业家等社会精英阶层的道德规范制度，二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为，私德领域更多需要学习、示范，而自上而下、规范性的制度建设才能提供切实的保障。也就是说，私德领域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而且是制度的“顶层设计”。

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不仅要保护有德者，还要惩罚失德者。当前社会失德行为盛行，正是因为惩罚机制的失灵，失德者只需付出小小成本，甚至无任何损失就能获取超额利益。这样一个反面事例对社会心态的打击，恐怕要抵消十个道德模范的现身说法吧？因此，必须建立对失德行为的有效惩罚制度，让失德者遭到人人鄙夷、人人反对，而不是人人羡慕、人人效仿。当每一个有德者都受到尊崇，每一个失德者都遭到唾弃，道德自然会成为人们向往的追求，道德之风也自然将回归社会的主流。

当然，制度不是万能的，但在现代社会，没有制度却是万万不能的，在当前极度缺乏制度供给的道德建设领域，我们尤其需要大力呼吁道德的制度呵护。值得欣慰的是，公民道德的体制机制保障建设已经引起国家重视，相关工作正在稳步开展。当制度能够为道德建设树起厚实的“防风墙”时，数十上百位全国道德模范树起的火炬才能在前行中继续发光发热，并成功点亮十几亿人心中那小小的、温暖的烛光。

“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三

道德建设缘何遭遇“双重门”

近段时间，在各类媒体上有一个“出镜率”相当高的词语——道德，人们从各个角度分析它的重要性、必要性、面临的困境及如何救赎等。虽然，“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今天，道德前行的步伐遇到了障碍。

从彭宇、许云鹤到殷红彬，个体的遭遇让人们对“做好事”产生了顾虑，甚至有人大呼“救人有风险，出手须谨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受到重创。当众多人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原则充当冷漠看客的时候，“道德沙尘暴”正呼啸而来。

然而，生活永远不只有一面。当“道德沙尘暴”肆虐、善念渐被遮蔽的时候，另有一缕清风拂面，在人们心中荡起层层涟漪。

从“最美妈妈”、“最美女孩”、“最美爷爷”到“最美奶奶”……一系列“最美”草根人物的涌现让全社会感动，他们不求名利，救人于危难，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最美”人物的行为无疑是最有道德的，他们展现了最纯美的人性，传递了最善良的情感，填补了人们内心对道德的渴求。近日揭晓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更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道德力量在现代社会的迸发。

于是，一边厢有人叫嚷着“好人难做”，另一边厢有人却无欲无求地践行着道德准则。有媒体总结这种情形说：中国社会道德生态遭遇“双重门”。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因素。

从个体层面来说，人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始终处在与强大现实的PK战中。人们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痛恨“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这说明良知和传统美德并没有消失，人的内心始终是向往真善美的。然而，人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包括自身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诸多局限。就目前的情势而言，诸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让人们缺乏做好事的勇气，没人愿意承受“好人没好报”的恶果。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也即是说，要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学会“好好地思想”。所以，个体最终选择进入哪一个“门”，关键在于他在现实中如何“思想”，能不能冲破其内在的局限性：冲不破，就只能陷入“好人难做”的无奈；冲破了，就能成就道德的崇高。

从社会层面来说，制度保障的欠缺使道德频遭“风吹雨打”。早前频频发生的“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件，让人感慨：十三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而在这场“摔与扶”的博弈中，道德同样受了“重伤”。有德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失德者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长此以往，只会让人们“心安理得”于自己在危难面前的不作为。

因此，道德建设亟待制度呵护。只有用制度筑起道德建设的“防风墙”，才能让行善的火炬不熄，让为恶的习气难入。这其中，涉及司法、行政、教育等多个层面，如，加快立法，奖善惩恶,凭借法律的威慑力让道德走得更远、更顺畅；加强“诚信工程”建设，确立各社会阶层的道德规范制度；大力推行道德教育，重建社会信任，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等。

总之，推进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须将个体选择与社会保障完美结合，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好好地思想”，用“自由的意志”做出符合道德原则的决定。只有打破道德“双重门”，用“最美”的清泉荡涤蒙尘的道德，才能让道德之光充盈我们前行的路。

“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四

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在拷问我们的公德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同时开始了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流涌入城市，原本就拥挤的城市，尽管在不断地扩大，仍然是不堪重负。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音扰民，这些都市病症在压缩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和困扰着人们的心灵。人们期盼改善生活环境。不但希望有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河水，青草和绿树，盛开的鲜花，能够畅快地呼吸；更希望拥有安全、有序、和谐、安宁的社区，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温暖友善的人际关系。这些并非奢望，而是最起码的要求。

可是，当你一大早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家门，心里想着今天应该一切都顺，却一脚踩着了狗屎！当你在地铁或者公交车站规规矩矩地排着队，车来了，那些不排队的人却一哄而上！此刻，你出门时的好心情呢？恐怕已经无影无踪。当你看见绿灯亮了、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时，却被飞驰而来的汽车差点儿撞上，你会吓得魂飞魄散。而你自己开车的时候，遇到那些拐弯不打灯的、强行超车或者并线的司机，害你急刹车造成后车追尾，前面那辆招灾惹祸的车却悠哉游哉地跑掉了，你就不仅是生气，而简直是愤怒了。如果这些倒霉事，一年也碰不上一回两回，那还可以忍受。要是365天，天天都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那么，你，或者我，或者他，我们的生活就毁了，毁在那些干缺德事的人手里了。

这些人缺的是什么德呢？公德。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守则。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人际关系的道德，不管是对待认识的人还是陌生人；第二是社会关系的道德，协调人和各种团体、族群的关系，人和公共财物的关系；第三是人和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的关系的道德。第四是网络道德。这四方面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据调查，在我国公众对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三者的评价上，对社会公德的关注度最高，满意度最低，是我国道德建设中问题最多、最严重的领域。其突出的“缺德”表现为缺少诚心、公心和爱心。

现在在城市里居住的，有祖祖辈辈的城里人，也有刚刚离土离乡的新市民。不管过去如何，现在城市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要想维护好这共同的家园，就要遵守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社会公德的规范：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这些规范很浅显、很通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它。做起来也不会太难，一切只在一念之间。比如，当你养的狗在大街上随处拉屎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这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你还会放任它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刻记住这句话，遵守社会公德就会容易得多了。

“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五

如何发挥道德模范的社会辐射效应 　

公民的道德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模范是时代的道德标杆，引领着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观导向，而坚持和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和成效。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证明，发挥道德典范、道德榜样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的道德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和谐社会的构建又需要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予以支撑。近日，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揭晓，一批来自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脱颖而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道德模范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神仙”，不是“高大全”式的遥不可及，他们的善行义举就体现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每个公民只要愿意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品性，将一般的道德要求化为切实的具体行动，经过不断的道德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对普通公民来说，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积极参与道德建设，关键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主动地实践道德的要求、自觉地培育公民美德。道德实践的第一步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学会自尊、懂得自爱，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观。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与每个人微小的道德行为息息相关，涓涓溪流可以汇聚成汪洋大海，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在道德上有所作为，全社会就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这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全社会掀起关注社会道德建设的热潮，但更重要的是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之后，如何将道德模范的“典型效应”扩展为持续长久的“社会辐射效应”。从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角度看，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契机，创新公民道德建设的机制和方法，积极发挥道德模范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中发现和树立道德模范人物，开展地区性和行业性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一个乡村、一个社区、一个企业和一所学校，都可以推举和评选出乡村道德模范、社区道德模范、企业道德模范和学校道德模范，这些道德模范对周围人的影响与感召更为直接，示范作用更容易发挥。

二是尊重和爱护道德模范，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评选和表彰道德模范，使道德模范们深切感受到来自国家和政府的敬重与关怀。道德模范们受到如此的荣誉和嘉奖，必将增强继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做好道德模范的信心，自觉自律，持之以恒，并激发更多的公民践行善行义举。

三是积极推进志愿者行动，调动公民参与道德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尊重公民在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中的主体地位。道德模范是全国千千万万志愿者的杰出代表，他们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做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好事，体现了新时代志愿者的道德价值。积极推进在我国城乡日益兴起的志愿者行动，是道德模范“典型效应”向全社会广泛延伸的有效路径。

为什么说当今中国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中国的道德状况，有主流有支流。就主流而言，是向上向好的；但支流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需下大力解决。本文对认识中国的主流道德水平，把握支流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颇有助益。

——编者

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必须辨识主流与支流，区别现象与本质，分清主观与真实，就会形成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坚固的、是非标准是分明的、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主流道德的形态和特性

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蕴涵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道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先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内涵。

由此可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的最主流的价值取向和最基本的道德形态。评价中国社会主流道德，不能离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更无法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无须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催生并涵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主流道德的蓬勃生长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

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不断纠正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当今中国正处于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社会转型，赋予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道德行为选择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

对于中国这个不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道德失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衍生品，是利益链条的附着物。但较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现象是我们必然付出的成本之一。随着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调节机制的不断成熟、监督措施的逐步到位，市场经济就会生成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道德规范，道德失范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非中国独有。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与中国处于相近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皆难避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20世纪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动荡时期的道德危机，疾呼“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对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要部分归因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弊端的猛烈批判。这些都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社会制度无关。

新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造成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道德焦虑

当前阶段，受生存发展激烈竞争影响和外部经济利益驱动干扰，新媒体偏好负面消息，热衷炒作，追求耸人听闻，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人肉搜索、各种各样的“门”，你方唱罢我登场。久之，似乎这些就是主流、人人皆是如此。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新媒体具备互动和反馈的功能。人们在接受庞杂信息的同时，来不及筛选过滤，就已经被裹挟其中，同声应和，从众而云，慢慢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其实，普通百姓每天都在做出大量的道德行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美德都体现在不为人知的细节里。只不过主流道德行为构不成新闻，不为媒体所传播，被湮没在负面的信息里。这些看似普通的道德行为，恰恰是中国社会道德大厦的坚实根基，就像空气一样，平常得无法感知，却又须臾不可缺失。

在突发灾难和重大事件面前，中华民族彰显了喷薄的道德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貌

灾难，是对一个民族道德的砥砺，更是对一个社会道德的度量。从汶川到舟曲，从玉树到温州，一声声心痛泪热的祈福，一幅幅震魂撼魄的画面，一次次生命重生的奇迹，是中国社会厚积薄发的“道德井喷”，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书写的“道德答卷”。

志愿者，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名词。志愿者精神，反映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每逢重大事件，都有动辄上百万的志愿者热情参与，让西方媒体感到“不可思议”。80后、90后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又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

一个公众捐款可以超过百亿元的国家，一个因排队献血人数太多导致交通阻塞的社会，一个为同胞的遭遇同歌共泣的民族，其主流道德的高度，必当仰视。

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道德模范，正是植根于全社会深厚的道德土壤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些道德模范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平民英雄”，他们的行为都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善行义举”。他们不断标高社会主流道德，同时也被主流道德所涵养。“当代雷锋”郭明义与他微博上的300多万粉丝，正是道德模范与道德主流关系的生动说明。

道德模范不是孤立出现的，更不会绝缘于社会，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植根于脚下广袤的道德土壤。

对道德失范行为的关注与抨击，恰恰证明了公众道德需求的增强和道德标准的提高

20年前，青岛，一位农民工挤上公交车，被一位大学教授呵斥：“你这么脏，滚下去！”这条新闻当时少有人关注，那位教授当然也没有被“人肉搜索”。今天，福州，一位衣服汗透、裤脚有泥的农民工上公交车后，面对空座，却选择坐在地上，以免弄脏座椅。视频传到网上，围观跟帖者超过10万，“农民工兄弟，你也是城市的主人”的隔空喊话令人感动。两者对比，凸显了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国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每一起不道德行为，都像一面镜子，正面是丑恶，背面是良知。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关注与批评，也是一个公民道德自省和道德修正的过程，这种道德的陶冶，不亦善哉？

道德是经济社会发展之魂

2001年,洛阳市开始实施“十年道德工程”,10年来,相继开展了“礼仪洛阳、诚信洛阳、魅力洛阳”、“道德规范进万家、诚实守信万人行”、“百万市民学礼仪”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执著公民道德建设,不仅让洛阳市民的道德素养普遍提高,也让这座享誉中外的文化名城焕发了生机,成为和谐之城、温暖之城、发展之城。

古都洛阳的经历,正是我国近些年道德建设的一个缩影。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上,更体现在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水平的提升上。因为道德是发展之魂,只有全体公民道德水平普遍提升,社会的繁荣与和谐才具有精神基础,人民的生活也才能更加幸福。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走向小康,但一些社会道德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随着各种外来文化观念的大量涌入,加之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道德规范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柔性约束,也因此,道德约束更能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更容易形成和谐共生、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同时也是文化道德等软实力的竞争。具备高尚人格和道德理想的社会公民,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和谐安定的基石。因此,培育公民道德、增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就成为我们当前维护大好发展局面、凝聚全民团结力量的必然选择。

回顾历史,在中国数千年辉煌文明史上,愚公移山矢志不移、苏武牧羊不辱使命、包公断案铁面无私、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每一个道德榜样都有着无穷的感召力,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钱学森、赖宁……他们每一个人,都曾激起亿万国人的道德热情。可以说,爱国、仁爱、互助、礼义等道德观念,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流淌在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促进着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复兴。

所谓的道德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更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身边。应该明确,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今天,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无论是面对市场经济新环境的不适应,还是个别人道德堤坝的失守,在今天都只是局部问题、个别问题。只要我们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们就能明辨是非荣辱,让发展的步子走得更加坚实。

自2001年我国正式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经过10年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努力,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正成为全社会的文明风尚。我们坚信,只要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守望良知、坚守信念,我们就一定能塑造出新时代的道德风范,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丰富的精神财富。

官德要靠内外兼修

最近，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要求突出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同时，国家公务员局也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宣布“十二五”期间，将对全体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并把该培训列入公务员初任、任职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

看来，“官德”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所谓“官德”，主要是指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的情况。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处于领导地位，握有公共权力，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有的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生活腐化、情趣底下；有的吃拿卡要、搜刮民膏……那些雷语频出、日记门、艳照门、微博门、短信门等等，无不折射出少数官员官德的严重沦丧，官德建设刻不容缓。

表面上看，官德不彰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缺失，是法治缺席的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正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诚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良好官德的养成，需要内在的修炼和培养，更需要外在的刚性监督和制约。前者人们谈的较多，这里就后者强调两条。

首先要靠法治，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用法治来驯服容易恣意妄为的权力，用法治训诫官员群体恪守官德、遵纪守法。道德和法律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德治国要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以德治官也要和依法治权有机结合。实践证明，法治更能克服人性的弱点和道德的盲区，更具有稳定性、权威性和恒久性。法治兴，则官德彰；法治衰，则官德败。

其次要靠监督。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高度重视媒体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将官员的权力运作置于阳光下。同时，对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官员要坚决问责，让官员有敬畏之心。没有监督就很难培养官员的敬畏之心，而一旦没有了敬畏之心，官员的道德水准就会滑坡，就容易恣意妄为和胡作非为。因而，唯有强有力的监督，才能守住官德的防线。

今天，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教导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的那句名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这样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既恪守道德又敬畏法律、接受监督的人。

“好人之城”，中国道德风貌的缩影

105位“沧州好人”典型代表荣登“中国好人”榜，180多家单位加入“好人后援会”声援“好人”，全市群众“抱团做好事”，涌现出民间志愿组织160余个，在册志愿者5万余名……沧州道德建设的喜人景象，如一扇窗口，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公民道德风貌和社会道德水准。这无疑是对“道德滑坡论”的有力回击，也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我国力行公民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好人之城”的好人数量之多，让我们坚信“真善美”仍是整个社会的基调，我国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始终在不断提升。好人的涌现和社会风气的改善是不可分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富裕，人们对于精神文明也相应地有了更为迫切的追求。大量诚实守信、互助友爱、重义轻利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并产生带动效应，激发出更多人心中蕴藏的向善因子。在沧州，被人喜爱的“好人”典型代表中有职工，有警察，有教师，有出租车司机……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行业，可以说，在尚贤慕德的道路上，沧州人始终在奋力地“向上爬坡”，而非消极地“向下滑行”。

“好人之城”的好人“地位”之高，让我们看到在全社会切实建立起“惩恶扬善”机制的重要意义和现实需求。行善之人往往会因忘我奉献而遇到一些现实困难，对他们的漠视就是对好人好心的伤害。只有全社会都来尊重好人、关爱好人，才能让“争做好人”成为响亮的道德主旋律。如果全社会都能借鉴沧州全民海选“好人”、建立“好人后援会”的创新模式，让有德之人扬眉吐气，让有德之士受人尊敬，那么，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定能够深入人心、不断推进。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尽管道德失范、素质低下的现象时有所见，然而，向善的洪流不可阻挡。只要我们切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大地上一定会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好人之城”。

“好人好报”的制度力量

浦东新区日前对因救落水工友而牺牲的刘海龙等23人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凡受伤或牺牲的浦东见义勇为者，将获得15万元的浦东见义勇为意外伤害保险理赔。部分见义勇为者在获评市级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后，已由市见义勇为意外伤害保险给予理赔。刘海龙是浦东见义勇为意外伤害保险的首个获赔对象。

浦东新区此举的标本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力量，激励更多的人在遇到他人受伤害时挺身而出。来自江苏睢宁的刘海龙在上海某公司就职，今年7月25日晚，年仅18岁的他与工友袁纪强、汪胜凤等返回宿舍途中，汪胜凤不慎从桥上跌落河中，在没有任何照明条件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刘海龙和袁纪强奋不顾身跳入漆黑的河道中救人。经过两人奋力营救，汪胜凤被推至岸边。袁纪强因肺部轻微吸入积水，被送进医院治疗。刘海龙却因体力不支沉入河底。

对平民英雄，社会应该付出更多关心。英雄流血，意在救人，本来并不在乎经济上的回报，但不幸受伤而又无钱疗伤，有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如果不去关心，势必造成一种错误的社会导向，即见义勇为的英雄反而受到社会的抛弃。据媒体披露和有关机构调查，有些见义勇为的英雄及其家庭生活堪忧。这说明社会还没有建立一个针对见义勇为人员的长效保障体系。今年浦东新区见义勇为评选部门购买见义勇为意外伤害保险，笔者非常赞成，并且建议加快这方面的立法，从根本上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保障问题，让好人有好报，让“平民英雄”流血不流泪。

过去有一句俗语：“好人不长久，祸害一千年”，在这样一种价值观指导下，有的人就不愿做好人，不愿管“闲事”，遇事小心地“绕个弯儿”走过。这种“只管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看客心理，是道德失范的表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我们的社会应鼓励更多的人在他人危难时刻，理性地、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保护好人，让“好人好报”“以德报德”见证我们这个社会道德力量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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