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田建国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2005年7月，在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科学家的时候，钱老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老说的问题，关键原因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概括起来，主要的是五个缺陷：

第一个缺陷，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存在着缺陷。简单把教学当作知识传授，没有和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培养结合起来。

第二个缺陷，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存在着缺陷。没有给学生提供创新所必需的课程条件和思维方式。比如选修课程问题。我国万人规模大学课程充其量也不过是两千门，而美国哈佛大学一万名学生就有一万门课程，平均一个学生就有一门课程。

第三个缺陷，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尺度存在缺陷。我们评定奖学金，推荐留学生，就要求学生听话，考试成绩优秀。

第四个缺陷，我们的办学条件存在缺陷。实验室，教学基地、图书馆，这些设施管理存在着不适应。

第五个缺陷，我们的教师队伍存在着缺陷。相当一部分教师，不了解经济社会的实际，与社会创新实践严重脱节。

这五个缺陷不是在个别学校，在各个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我们应当转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第一个，教育对象。怎样看待在校的“80后”大学生？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很悲观的，很失望，认为一代不如一代，认为他们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享乐的一代。通过这次汶川地震，通过这次奥运志愿活动，我们改变了看法。我们认为，他们是大有希望的一代，值得依赖的一代，责任担当的一代。我认为对这一代大学生的评价，应当从2008年谈起。

2008年，是大喜大悲的一年，灾难与辉煌交织的一年。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座标。我们这一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从地震到奥运，我们经历的悲与喜都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无论是因为苦难，还是因为光荣，我们看到有那么多大学生自觉自愿把那么多五星红旗披戴在头上，挥舞在手中，披挂在身上。过去我们讲文化是在经典里，在名言警句中。2008年，地震、奥运生成的文化是震撼我们心灵的文化。2008年，这个伟大的年度，所有的经典话题，包括对这代大学生的评价，都应当从2008年来谈起。

那几个月，大家记忆犹新，非常关注汶川地震，电视台直播，有几个口号首先是从大学生里喊起来的。第一个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口号：“团结友爱，互助进步。”他们在展示现代志愿精神。第三个口号：“立足岗位，刻苦学习。”他们在为爱国主义增添理性的厚度。第四个口号：“中国加油，汶川加油。”他们在表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他们的表现是优秀的，得分是高的，比我们期待的更为出色。他们的表现改变了我们的眼光。他们的表现不是一夜长大突然变好，是我们长期坚持思想教育的结果。“80后”这代大学生，开始担当社会责任，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开放的宽容胸怀，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高涨的爱国热情。

到底是灾难成就了“80后”，还是“80后”早已成长？对于某一代人的评价，如果一个时期骂声四起，另一个时期又好评如潮，至少表明我们的评判标准是有问题的。我们往往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构建判断标准。每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美国历史上几次出现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一代有一代的风云际会，文化密码；一代有一代的责任担当，责任使命。对“80后”这一代，应当刮目相看，重新认识，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宽容。对于“80后”的成长，应当放在大的时代座标下来研判。他们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代。共和国从大的代际来分，主要是三代人，一代人30年。第一代人，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是从革命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老一代。第二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苦难磨难中走出来的一代。第三代人，“80后”这一代， 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每代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代际烙印。老一代是讲革命，讲理想，讲传统；我们这一代，讲责任，讲奉献，讲集体；“80后”这一代，讲平等，讲自我，讲享乐。

对“80后”思想特点分析，要把握时代特征。他们有这样几个特点：他们最新特点是四个字“高大快强”。所谓高，开放程度高；所谓大，信息量大；所谓快，思想变化快；所谓强，个体意识强。最突出的特点是四性，独立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观点的多样性。心理特点是生理成熟期前移，心理成熟期后移，心理矛盾增多，身心发展不同步，不协调现象比较普遍。他们与以往大学生所不同特点是拥护改革开放，追求成功富裕。他们的发展特点是，四个更加：政治需求更加现实，文化需求更加多样，社交需求更加广泛，成功需求更加强烈。以上这五个特点，符合社会现实的要求，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对于”80后”这一代，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转变看法。

第二个观念，教育的本质。传统教育的本质，重视人的智力开发，重智轻德，忽视人的思想品德塑造。现代教育本质，重视做人教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德育摆在首位。这个观念涉及到我们要重新审视选择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陶冶人性，铸造健康饱满人格。教育最根本任务，是让学生回答好两个问题：人生应当怎样度过，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也就是说教给学生怎样做人，学会做人立身之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只是服务社会手段。前者的学习是根本性的，后者的学习是工具性的。如果重智轻德，忽视学生思想品德塑造，必然导致学生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按照片面发展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种概括，叫做有智商没有智慧，有知识没有文化，有文化没有修养，有欲望没有理想，有目标没有信仰，最终是有青春没有热血。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事件发人深省。刘海洋已经被清华大学免试保送研究生，偏要拿着硫酸，跑到北京动物园泼到狗熊身上，看看反应如何，缺乏人文道德。我们有的毕业生分到银行，拿着人家的钱，搞到自己的帐号上，做证券生意，高达几百万，高科技犯罪，计算机犯罪。有的学生在校期间，是优秀学生，计算机很优秀，做人不优秀，世界观不优秀，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身体不好可能是废品，品德不好就是危险品，对社会潜在的威协。想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道德人格、思想品质应当比专业技能的培养、谋生手段的训练更重要。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一件事；一个工具化的人只能机械的完成一件事。

现代社会，学生多学点知识，少学点知识，多读一本书，少读一本书，对他的成才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人生观发生偏差，做人理念发生偏差，将毁坏学生一生。现在国外对道德高度重视。最近从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选拔人才标准得到启示，著名的MBM公司要求人才是三条：第一，必胜的信念；第二，又快又好执行能力；第三，团队精神。美国微软公司喜欢三种人：有激情的人，努力工作的人，聪明的人。最近日本政府制订人才标准设立ABCD四项指标：A，抱负理想；B，自信；C，制定人生规划；D，行动。资本主义国家把理想抱负放在第一位了。最近美国哈佛大学，对500人的理想状况做跟踪调查，分三类：第一类，远大理想；第二类，阶段理想；第三类，没有理想。20年后，有远大理想的，基本上进入了美国高层社会；有阶段性人生目标的，基本上当上了美国的白领；人生无所谓的，基本上生活在美国的低层。

现在国外针对优秀人才评价的标准主要是参考六个方面：第一，品行；第二；动机；第三，潜能；第四，理解力；第五，知识；第六，经验。重要程度依次递减。他们把品行放在第一位。它们之间什么逻辑关系呢？有五句话可以简要概括：第一句话，没有品行光有动机很危险；第二句话，没有动机光有潜能是无能；第三句话，没有潜能光有理解力是有限的；第四句话，光有理解力没有知识毫无意义；第五句话，没有知识光有经验则变得非常盲目。21世纪非常强调人的品行、人的全面发展。

“9·11”是一场灾难。“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

第一件事，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张。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会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驾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有关的时刻，我都不愿意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第三个观念，教育的目标。传统教育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现代教育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是以社会为本，后者是以学生个体为本。这个观念涉及到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是让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给学生自信的教育。打个比方，让伏明霞成为伏明霞，让杜丽成为杜丽，不能拿跳水运动员训练办法来训练射击运动员。发现学生天赋，发展学生强势智慧，发展学生创造个性，给学生自信，才能保证教育成功。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最喜欢的教师是他中学时期的化学教师。这位教师就非常自信，每次上课前他都要整理好衣服，对着镜子大叫三声：“我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因而，他所教班级学生也认为自己是美国最优秀的学生。给学生自信才能保证教育的成功。

自信有四句话的理念。自信使人自强，自信能把潜能发挥到极致，自信能得到高峰体验，培养人就是培养他的自信，摧毁人就是摧毁他的自信。再比如陈景润，身体瘦弱，很善于思辨。姚明身材高大，很有悟性，很灵巧。他们的发展就是他们自己的发展。任何关于人的发展的话题都要具体到个体上来，而一旦具体到个体上来，发展就必然是丰富多彩的，或者是千差万别的，也必然是个性发展。人的发展都是自己的发展。可以这样讲，发展个性就是发展多样性，发展丰富性，发展创造性。与众不同，不一定是创造；但不与众不同，一定不是创造。发展个性就是发展创造性。

第四个观念，教育的使命。传统教育的使命，是传授前人知识。现代教育的使命，给人可持续发展能力。2008年美国出了一本畅销书，书名是《世界是平的》。书里讲，美国学生的数理水平不如中国和印度。作者在书里讲，过去父亲对我说：“孩子，你好好吃饭，中国和印度的孩子还没饭吃。今天我对女儿讲：女儿，你好好读书，中国和印度的孩子正在抢你的饭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平的，需要人的竞争力，需要人的能力。

世界教育专家研究表明，21世纪所需的“关键能力”：用新技术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动探究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人合作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等。

全球经济已不仅要求学生学好传统科目，而且还要求他们拥有“21世纪技能”，美国教育着眼培养四个能力：

了解世界能力。了解整个世界。美国需要的员工是“拥有国际贸易知识、对外国文化有敏锐意识，能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人才。

洞察问题能力。跳出思维的局限。在新经济形势下地工作，“对创造性和革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在别人只看到一片混乱的地方看出规律”。而正是美国学校面临的问题。

信息处理能力。懂得聪明地对待新的信息来源。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需要对所接触的信息进行迅速处理，区分哪些信息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对于学生来说，指导怎样处理和分析这些信息，并采取响应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人际关系能力。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在如今的工作中，轻伤（EQ）和智商（IQ）对于成功已经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如今大部分的发明创造都涉及大规模的团队成员。他们帮助强调沟通技能，强调团队精神以及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处的能力。

我们究竟给学生什么东西？主要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给知识，最低层次。第二个层次给方法，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第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给眼光，给视野。为什么呢？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站在平地上视野有限，看到的是近在咫尺的东西。站在高山上，坐在飞机上，看到的是大视野。这种眼光和视野也是一种方法，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方法。那么，什么叫方法？美国大物理学家劳厄给方法下了个定义，表述不规则，内涵很深刻。他说：“方法就是所学知识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正像我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讲的：“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当老师传授完知识你全都忘记了，仍然留在你心中的、能够解决那些千变万化新鲜问题的那种能力。”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最近，美国一批现代心理学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少而创新能力强，和知识多而创新能力差都属于正常现象。有的心理学家经过调查认为，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就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知识不是很多。知识太多了，可能被知识所累，造成精神短路、知识短路，他可能就提不出相对论。

我国有六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拿了诺贝尔奖。他们在中国接受中小学教育，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对中国教育很有体验。第一位，杨振宁。杨振宁说，中国的教育太重视一点一滴知识积累，中国的学生知识太多，活的思想太少。第二位，丁肇中。丁肇中说，中国学生一天到晚围着考试转，考试是解决别人解决过的问题，考第一不代表什么。他讲，我所认识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拿诺贝尔奖的几乎没有一个考第一的，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第三位，在台湾成长起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他举例说明，在台湾企业界能争到世界第一的是三个人：王永庆、张荣发、许文龙。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没上过大学。他说，可能没受过大学教授对他们的教学误导，思维更超出常规，方法更为大胆。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讲知识层次越低越好，是批评这种传统的知识观点。因此，我们得出一个观点：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有效有用的知识，管用的知识越多越好。书本知识不是真正的，课堂知识不是真正的，只有消化成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越多越好。邓小平理论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精，要管用的。说明里面有不管用的、过时的。本科四年，高职高专三年，我们究竟给了学生多少管用的东西、有效的东西？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外语教学，小学学，中学学，大学学，四级、六级通过了，学生到头来还是一个哑巴外语，还是一个聋子外语，这叫不管用。我们无效劳动不少，不管用。

北京国安前主教练金志扬，20世纪90年代到德国进修半年足球，回国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现在足球问题，和我们教学几乎一样。他怎么讲呢？为什么我们辛苦，我们忙碌，我们投入很多却收效甚微？中国人很聪明，善于思考，能举一反三。德国队训练内容非常简单，效果却很好，根本在于训练指导思想的区别。他们抓住了足球的规律，两个字“对抗”。所有训练围绕着对抗，静止的、个体的、非对抗性的训练极少。我们呢？是先练基本功。对基本功理解是在没人干预情况下对球的控制。德国人说，你们中国人技术并不差，我们一看你们做准备活动就害怕，可一比赛，一上场，什么都没了。这就是要害。投入产出人家成正比，我们无效劳动太多。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学校的无效劳动，是不是也有不少？

金志扬说的中国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评价也是一样的。现在对我们教育的评价是8个字，叫“赢在起点，输在终点。”“赢在起点”，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我国中学生已经连续十五年拿金奖银奖。为什么？中国学生知识学得好，考试考得好，成绩好。所谓“输在终点”，就是大学毕业后，动手能力差，创新能力差。这都是大家公认的。一上场什么没了，一毕业什么没有了。

知识不是越多越好，管用的东西越多越好。比如，一亩稻子亩产400斤，你施肥一遍两遍三遍产量上去了，600斤。后来你即使是再施10遍肥，产量也上不去了。产量不但上不去，而且把土地搞坏了，农田都板结了。学生也是一样，知识不是越多越好，功课也不是越多越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树立现代知识观，知识既是认识的结果，更是探索知识形成的过程；知识既是实施概念系统的描述，更是掌握知识的方法；知识既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相对真理，更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们究竟给学生什么能力呢？这能力，那能力，最核心、最根本能力是内化知识的能力。只有内化了，这才是管用的、有效的。人有很多功能，主要是两个：消化功能、内化功能。所谓消化功能，人吃牛肉不长牛肉；人吃猪肉，也不长猪肉。假如你午饭吃块牛肉，身上长块牛肉；晚饭吃块猪肉，身上再长块猪肉，那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人有消化功能。吃进去的东西，经过消化，变成营养，化作血和肉。小孩，哪怕是婴儿，消化都要靠自己，别人代替不了。人还有一个功能，叫内化功能。比如讲，你看了伟人的书，你不一定能伟大；你看了平庸的书，不一定就平庸。因为有内化功能，看到、听到各种知识，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化成自己的思想、灵魂、智慧，这个过程谁也代替不了。人，每时每刻都在思考之中，都在内化之中。

第五个观念，教育的模式。传统教育模式，是塑造教育模式，按照一种模具，把学生放到模具中，出来的是规格相同的批量人才。现代教育主张成长教育，在一定条件下尊重学生的主体，让学生自由发展，主动发展。我国传统教育源头是塑造教育。比如说，国家按照统一要求塑造大学，导致千校一面。学校按照统一标准塑造学生，导致万人一格。学生家长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子女，希望他们成龙成凤，使他们丧失了主动性、选择性。西方教育主张成长教育。学生发展顺其自然，按照天赋、兴趣、爱好、特长来发展，选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时候毕业，完全由学生自主做出决定。我国某著名大学校长讲，我们学校来的大都是全国的文理科状元，四年下来以后，发现学生就像工厂里的工艺线生产出来的标准件、通用件一样，千人一面，没有个性，担心学校培养质量。有一个寓言故事：动物界为了适应日益变化的世界，办了一所学校。训练什么科目呢？跑、爬、跳、游泳、飞行。第一位，鸭子。鸭子游泳很好，成绩优秀。练飞行，勉强及格。练跑步，脚掌磨破了也没及格。第二个，兔子。兔子跑得最快，一上游泳课，他就痛苦万分。老师说：这好办。游泳是弱项，跑步是强项，你专门去练游泳吧。学期毕业时候，样样功课学得马马虎虎。但学习成绩加起来第一的泥鳅同学当了典型代表，作了典型发言。类似故事正在我们大学上演。不少学生面临着鸭子的困惑，不少学生面临着兔子的尴尬。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在鼓励泥鳅这样的学生呢？他没有特长，考试考得好，成绩比较好。

第六个观念，教育的组织形式。传统教育的组织形式，是以学科课堂为基础体系。现代教育组织形式，是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结构，更加突出问题取向的教育方式。现在我们学校、我们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少提或者不提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很重要，解决问题很重要，发现问题更具前提性，也更重要。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先导。世界上、历史上，一切知识学问的积累都是因为解决了问题。对“学问”这两个字，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学问，顾名思义，既学又问。学，它是吸取已有知识；问，才是研究探索知识。怎么学，怎么问，本身就是学问。因此，我们要改变学生在校期间光学不问，或者说光学少问的习惯。对于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李政道有12个字的名言，叫“求学问，需学问，只求答，非学问。”现在我们是什么情况呢？学生带着问号进校，带着句号出校，标准答案就一个，老师、学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学四年级学生问他一个问题，雪化了变成了什么？他说，考试的话，我就按照答案回答，雪化了变成了水。但我从心里想回答，雪化了意味着春天的到来。这个意境就很高。小学生作文训练，缩句，百灵鸟放开嗓子欢快在歌唱，我们成人一闭眼，百灵鸟在歌唱。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标准答案不对，标准答案是鸟在歌唱。你不服气没关系，学生可不敢不服气，他不按照答案回答拿不到高分，拿不到高分就不是好学生，不是好学生就升不了高一级的学校。

有位高三学生很有数学天赋，任何数学难题难不倒他。他有一个小缺陷，不喜欢烦琐演算，方法对了、方程对了，答案往往小错不断，高考差两分没进大学。家长把他送到国外，这个学生在国外课堂上经常提出很多问题把老师问得瞠目结舌。老师实在做不出回答了，请全班同学起立，为这位同学能够问倒他而为他鼓掌，这在中国课堂中是极少见的现象。

因此，中国的教育是把有问题的学生要教育得没问题，特别是中小学，老师下课时候总要问一句：全懂了吗？学生都齐声回答：全懂了。没有问题了，老师才放心下课。国外教育恰恰相反，他们是把没问题的学生要教育得有问题。学生越是能把老师问倒越是说明你教学成功，年级越高问题越多，学生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西方有个典型案例，树上有8只鸟，猎人朝树上开了一枪，问树上还有几只鸟？中国学生异口同声，一般回答：老师，树上没鸟了。哪位同学说树上还有鸟，大家都说他是大笨蛋，脑子没有急转弯。国外学生不是异口同声，而是七嘴八舌。一位学生说：老师，树上还有3只鸟，枪声响了，3只鸟是聋子没听见，逻辑合理；第二位学生说：老师，树上还有7只鸟，被打死的这只鸟是妻子，他先生，丈夫也在树上，妻子死了，丈夫哪能逃之夭夭？丈夫平常与另外的6只鸟的关系相处的也不错，另外6只鸟愿意与丈夫一块为妻子送葬，逻辑也合理；第三位学生说：老师，树上还有14只鸟，被打死的这只鸟长得很漂亮，很有魅力，另外树上7只鸟都曾经追求过她，和她有很深感情，都愿飞到这棵树上和这棵树上7只鸟一块为她送葬，逻辑也合理。同一个问题，我们的学生同一思维，一个答案，异口同声；国外学生七嘴八舌，发散思维，这就是创造性思维。

一个好问题比一个好答案更具价值。创造力是没法教的，创造性教育就是让你提问题，发表意见，争鸣，碰撞，才能产生创新灵感和火花。让学生提问题，我们对学生应当有个正确的态度，这一类学生个性之突出，信息之灵敏， 求知欲之旺盛，都是我们所不及的，特别是他们获取新知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对这代学生我们要刮目相看，重新认识。

8年前，全国高考有个命题作文，叫“假如记忆被移植”。有一位考生当时是这样写的，他以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为背景，中国三个伟人态度为线索，构思了这篇作文：被炸后，首先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决打!”表现毛泽东的民族气节。第二位问邓小平，邓小平说：“韬光养晦，守住阵脚，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小平的16个字。第三位去问江泽民，江泽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高考阅卷老师批卷子犯难了，给这位学生打多少分？拿不定主意。请示高考委员会，高考委经过研究，首先肯定这篇作文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三位领袖人物性格把握准确，文字流畅，也很切题，应当判给高分。大家想想，这么大的历史跨度，这么重大历史事件，学生能在有限高考作文，顶多一个小时，放进去，摆进去，非常不容易，非常不简单。他的东西，未必是老师在课堂上给的，而是他自己感悟到的，内化知识，内化的东西。

多媒体运用，互联网开通，现代远程教育网的建立，使学生获取信息知识不仅再从你老师那儿，从课堂上、书本上，而是有多种渠道、多种途径。这一代学生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成长在信息社会。青少年教育材料讲，3岁小孩在家里挨打，挨打之后跑到里屋去打电话，给110报警。3岁小孩有法律意识。5岁小女孩表示长大后要当国家主席。她母亲听后很高兴，太好了，你当国家主席后我就是皇太后了。小女孩说，就是我将来当了国家主席，你还是普通老百姓，和你没关系。平民意识。

美国芝加哥大学这几年连续拿诺贝尔奖，它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位记者访问一位拿诺贝尔奖的教授，是不是芝大教授很优秀？这位教授回答出人意料，他说不是芝大教授很优秀，而是芝大学生很优秀。你想想，当一个教授面对着20个大胆提问、善于提问的学生——他们小班教学20个学生一个班，他敢有丝毫的懈怠吗？他敢有丝毫的偷懒的企图吗？如果这位教授说的是实话的话，我们应当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好学生培养了好老师。因此，我们的观念都要变了。一堂能够引发许多问题的课叫好课，一堂能够引发难倒教师问题的课是更好的课。常问学生是好学生，爱问学生是更好的学生，问题问得很刁钻、很奇特的学生应当是最好的学生。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到北大发表演讲。他说，我认为课堂教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学生对老师说：“老师，你错了。”现在我们的课堂教学，有多少教师喜欢学生这样讲，有多少学生他敢于这样讲？这里当然有文化的差异，有我们教学方法的差异。比如文化差异，中国学生放学回家，家长总要问，你今天考了多少分？西方学生回家，家长总要问他，你今天向老师提了几个好问题？文化不一样。复旦大学前任校长杨福佳院士，在做他们学校的教授的工作，教授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将来考不上大学。杨校长说，考大学差几十分，看不出学生素质高低。教授反问一句，杨校长，今年我孩子考复旦，差一分，复旦能要他吗？差一分也不行啊。这就是目前中国文化教育。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d573277f424ccbff121dd36a32d7375a517c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