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思那段交织着光荣与苦难的历史。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一个话题被反复提及，那就是我们当年的对手-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领土面积只有中国1/25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却能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日本是怎么从亚洲崛起，又演化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的侵略者？而当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后，却又迅速复兴，创造出战后的经济奇迹。日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菊与刀》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作者是美国的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944年，也就是二战结束的前一年，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节节胜利,日本的败局已定，美国开始着手制定战后的对日政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投降？需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如果日本投降，是采取军事占领，直接管制还是利用日本政府机构？要不要保留天皇制等等。经历了与日本在太平洋艰苦的战争，美国人发现,日本与之前所有的敌人,包括当时的另一个敌人德国都不一样,日本它不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对日本人不适用。
于是美国战时情报局就委托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本尼迪克特，做一个有关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调查报告。这位女学者就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各类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资料，最后写成了这篇报告提供给美国军方。战后，这份报告出版，这就是《菊与刀》。可能连作者本人自己的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至今已经被翻译为30种语言，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3000万册销量，其中仅在日本就重印了100多次，尤其受到日本人的推崇。很多人评价这本书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甚至称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为什么一篇在战争中写成的政治报告，会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我们从书的名字说起，菊花，大家知道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象征美丽高尚。“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诉诸于暴力和血腥。西方人很早就发现，日本民族是一个性格非常矛盾的族群,作者选择这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意象，就是来阐释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正如作者所概括的：“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却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日本人这种分裂的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呢?
作者在书的第二章到第十章，从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报恩观念、情意文化等几个方面，详细描绘了日本人思维和感性的模式，解释了日本文化矛盾性表象背后的根源。首先，我们看等级制。历史上以来，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等级社会。对日本人来说，等级的存在像呼吸一样自然。从日常交往、家庭生活、政治及国际外交的看法等都带着深深的等级制度的烙印。而等级制度的核心观念就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学过日语的朋友都知道，日语里面有很多的敬语，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使用，使用时还要伴随着适当的鞠躬和跪拜，甚至连鞠躬的程度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这一点在家庭生活中尤其明显。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不论年龄，要给兄弟鞠躬。日本人很看重孝道,日本的孝道受到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但跟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尽孝的范围上溯到家族的祖先，而是只限定于家庭的内部，也就是父亲、祖父等等这些在世的长辈。在这个集体内，极其强调各安其分，父亲、长兄拥有最牢固的权威。
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大规模地输入日本。日本人有样学样，学了很多，但唯独把科举制度排除在外。为什么呢，因为科举制度是鼓励社会流动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它是反等级制的，日本人接受不了。17世纪德川时代，日本的等级制度进一步稳固，在皇室和贵族以下，分了四个世袭等级，分别是武士、农、工、商，底下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对每个世袭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包括衣着、食物以及房屋都有详尽的规定。社会等级之间界限分明，不能逾越。居于最高等级的当然就是日本天皇，虽然当时天皇没有实权，但将军是以天皇的名义在统治国家，其地位不可动摇。
明治维新以后，封建等级制度被逐步废除，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仍然鲜明地体现在日本人的各种行为逻辑中。随着日本的国力增强，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日本逐渐以亚洲老大自居，把其他国家看成小弟，自觉地就给亚洲各国分了三六九等。战争中，日本官兵到了占领国，看到当地人民居然不欢迎他们，感到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这个地位虽然很低，但毕竟在等级制中是一个合适的地位，难道他们还不感到满足吗？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
作者详细阐述的第二点是日本的报恩文化。日本人把报恩看得特别重，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欠恩者，因此时时刻刻都需要报答别人的恩情。日本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题为《不要忘恩》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狗在不知道主人去世之后，每天都在车站等待主人的归来，一直等了十年。这只狗的名字我想大家都知道，八公。拍成了电影，感动了无数人。现在你去日本，在最繁华的涩谷地铁站门口，还有忠犬八公的雕像立在那里。日本人从小就用这些故事教育下一代要报恩。
日本人认为最大的恩来自天皇的恩。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顺心，都是蒙受天皇的恩典。皇恩跟父母养育之恩一样，在日本人看来是无限的，时间越久，恩情越重。这种思想引申开来，就是忠和孝的观念。忠孝的思想也来源于中国，但在中国，忠和孝不是无条件的。忠和孝上面还有更高的道德，就是儒家讲的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才能得到臣民的忠，如果不仁，老百姓可以揭竿而起。日本人不接受这个观点，他们把仁排除在了伦理体系之外，不是必须具备的道德。没有了仁的约束，忠孝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因而，日本人对天皇有着痴迷一般的忠诚，而且这种忠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在一次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下令不经他许可不能喝水壶里的水，由于训练强度大，有5名士兵因为口渴和疲劳死亡，事后发现士兵水壶里的水一滴未少。因为军官是天皇的代表，他的命令就等于天皇的命令。二战中，发给前线的每一支烟、每一瓶酒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就是用皇恩的力量鼓舞军队的士气。甚至在民政管理中，忠的力量也高于一切，日本人认为遵守法律就是对天皇的回报。日本在投降前仍然负隅顽抗，声称要一亿玉碎，与美国人同归于尽。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日本会投降，但是一旦天皇下令投降，所有的日本士兵和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反对，甚至对美国占领军表示出了非常礼貌的欢迎。在日本人看来，因为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必须用投降来尽忠。
在报恩文化深层次的背后，还有一种观念是对情义和名分的维护。日本人认为，不管是恩情还是屈辱，都要认真回报，为了维护名分而采取的报复行动在日本是受到鼓励的。日本人对自己名分的情义是非常看重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的失败。比如教师名分的情义就是不允许说不知道，企业家的名分不允许他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破产，官员的名分不允许他承认自己制定的政策是错误的。日本人对失败、无能带来的名誉问题极为敏感，特别是与人竞争时尤其明显。因此，日本人常常避免竞争，比如小学没有留级的制度，学校里面从来不搞排名。他们还制定了种种礼节来避免失败的尴尬，比如媒人在安排男女相亲时会尽量想办法把会面设计成偶遇，以防止万一谈不成而损害双方的名誉。
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一旦受辱必须报仇。而到了现代，他们往往把矛头指向自己，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自杀。按照日本人的观念，用适当的方式自杀以及洗刷污名并赢得死后的好评。这也是日本战争中和战后一直到今天，高自杀率的原因。
作者透过等级、恩、情义等关键词描绘了日本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时描绘了一个由洗澡、睡眠、吃饭、恋情、酗酒等组成的人情世界，最后指出日本人的道德困境。最后，作者比较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他看来,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以知耻为德行之本，犯了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错误没有暴露，就不会感到懊恼和反省。而欧美是一种罪感文化，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耻感文化则更多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来做善行。这种文化对日本人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此自己如何行动，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别人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判断。
本尼迪克特最后在给美国军方的报告里，推断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保持了高度一致，而事实的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本书，很多日本人和美国军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也因为这本书，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了一门显学。
菊与刀出版至今已经差不多70年了，也有过很多人批评过书中一些观点，毕竟作者从未去过日本，很多观点存在瑕疵。但可以说，至今为止，至少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日本鬼子或凶残或猥琐、日本人真变态等等一类的印象上，还远远没有达到本尼迪克特当年的观察高度之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要读这本书的原因。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文化，知己知彼，才是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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