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谈甲午乙未之际的国事与帝王家事课件

杨国强谈甲午乙未之际的国事与帝王家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重责任的李鸿章在朝野之怒号中退出了

权力的中心。清流群起，在追究战争与议和的因果中走向除弊变法。但这个过程又与深宫

里的母子不和相纠缠，遂使开新、守旧之争与帝党、后党之争错杂交叠，从而使这段历史

往往面目不甚分明。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先生深入剖析了这场由家事

、国事的纠结造成的朝局混乱，以说明由清流派群体主导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

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的不由自主。

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士林中曾出现变法自强的时潮，然而，同一个时间里发

生的帝党和后党之争，又在使变法失其本旨而走向混沌，两者之间的这种纠葛，其故安在

？

杨国强：从甲午年六月到乙未年三月，中日之间的战争与议和牵动朝野，使甲申（18

84）之后便少见群鸣的清流在“大野招魂哭国殇”的召聚和动员之下一时重起，以议战议

和为共有的题目再现其群体的激越与高亢。与甲申年的中法战争里政府摧折清流相比，则

此日的朝局已是战争淘汰了久作疆臣领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淘汰了军机处里“专魁柄

”的孙毓汶和徐用仪。时人谓之“合肥罢权，孙、徐罢政”。之后，是兼任师傅的翁同龢

对于皇帝积久而来的影响，在时局的推引里成了枢府里的重镇；在京师之外，则是居长江

中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士林清望所归，正骎骎乎继李鸿章之后而有领袖疆吏之势。他们

都出自清流，亲近清流和引重清流，与此相对称，便是甲午年重起的清流一开始便已不同

于甲申年间，其合众汇聚而彼此呼应，既上达九重又四播天下，并在上达和四播中席卷了

京城内外的士林。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开始，又在沿波讨源中翻出中国政治和

中国社会的百般弊象，之后由除积弊而倡变法，一路越走越远。在甲午之前的三十年历史

里，清流与借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常相扞格。其共有的旨义大半都在守护中国之固有。而

此日倡变法，则清流议论之所指，已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缙绅、

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等等，并一归于“扫除更张”和“

舍旧而图新”。显见得其主旨全在变中国之固有。然则以甲午之后比甲午之前，由守护中

国之固有到大变中国之固有，正说明清流之重起，同时又是清流之剧变。因此以甲午之后

比甲午之前，其间的嬗递遂格外醒目。瞿兑之谓之“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

旧”。

在三十年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清流的剧变预示了正在到来的另一个历史

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之外而又与这个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是帝王母子不和致帝王的家

事牵动朝局，从而使帝王的家事深度影响中国的政治。这种牵动和影响虽然源头不在庙堂

之内，但它们出自君权，则庙堂中人已无可回避，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倡变法和谋变

法的各色人物和种种情节不能不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并使两者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舛错

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

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

记里说：

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

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

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

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

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这次召见“前后不

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

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

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

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

“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时人说“德宗

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

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 （

据《德宗景皇帝实录》，瑾妃、珍妃为“原任侍郎长叙之女”，而当时记载多误为长善女

。文中以珍妃为长，亦误）。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

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妻，便常常要使皇帝“意

不怡怿”。但甲午年西太后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

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

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

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

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

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

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

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随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鲁伯阳刚刚到手的上海道“开缺矣”。而鲁伯阳之外，“同时

又放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彼时何刚德以职分所在曾参预“考

验”，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阅历，像这样皇帝越过军机处“进单”而指名

放道员的事，以及军机处犹未能识其来路而皇帝已经先知出处的事，都属异乎寻常的七颠

八倒。而庙堂之上弄得七颠八倒，又出自“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事”

。若比照翁同龢日记里附列的姓名，则西太后所指“祈请干预”正是何刚德称作“暗通声

气”的事。鲁伯阳曾在淮军粮台里讨过生活，因其人品太坏而为李鸿章熟识而又不齿。所

以熟知淮军人物史事的李经迈后来言之凿凿地说：“光绪乙丑，德宗景皇帝大婚礼成，亲

裁大政，珍、瑾二妃，渐蒙宠幸，时有干求，一时热中倖进之徒，多以太监文姓为弋取富

贵捷径，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则癸已、甲午之间，鲁伯阳之简江苏苏松太道、玉铭之简四

川盐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他也由鲁伯阳说到玉铭，而

又比何刚德更广一层地牵连而及文廷式。而其间所举“太监文姓”一节，也为见之于翁同

龢日记的西太后怒斥“内监”的话头提供了一种印证。然则西太后虽然因其一己之私意而

不喜欢珍妃、瑾妃，但以事实论前因后果，则甲午年这场风波的起端显然是珍妃太过持宠

恣肆，并连带着使光绪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坏了朝廷治天下的规矩。在珍妃之前，西太后

也卖内务府管辖而属旗人缺分的税关监督和织造，也收钱物，从而也坏规矩，但以鲁伯阳

、玉铭一类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颠八倒的事相比，则珍妃之伸手攫取无疑更加不

讲章法。因此就事论事，珍妃虽在这场风波里成为受谴的一方，却并不全是冤屈的一方。

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国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这一类事，常常发生，虽然因

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间的夫妇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会与国事羼杂交错，并且广被推

想和别为演绎。而岁在甲午的中国，则尤其会与庙堂上的和战之争深相绕结。当年十二月

，御史安维峻奏疏论战事，摭拾多端猛烈弹劾李鸿章，继之笔锋转向深宫：

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

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

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他据“市井之谈”相质疑而自谓“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实都是深

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则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责

其“肆口妄言”以开“离间之端”，之后“革职发往军台”。安维峻的奏折当日为朝野注

目，是因为他用主战与主和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从而是用褒贬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并

且由此引申，又深疑“归政”的太后并没有把当国的权力还给皇帝。虽说这些大半出自猜

测的推断太过简单明快，并因之而太过一分为二，未必全合深宫里的舛错轇轕，但在那个

时候，他所表达的推想和判断却能引发许多士林中人的共鸣。是以“维峻以言获罪，直声

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

皆为供应”。安维峻在奏议中说帝王的母子之间，同一个月里，奉旨赴山海关主持防剿事

宜的刘坤一行前觐见，他与西太后的对话同样也在说帝王的母子之间：

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

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

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臣而在内廷，寺宦多不读书

，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

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

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

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

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

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

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

当安维峻用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来推度中日战争走势的时候，与之俱生的，同时又会

是用中日战争的走势来诠释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刘坤一所见西太后的“怒甚”正起于此

。自甲午夏季开始，西太后从中日战争的军情亟迫里一路走来，其忧惶交集与光绪帝相去

不会太远。若以翁同龢所眼见的“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而西太后落泪，以及皇帝因“战

和皆无可恃”而放声痛哭的事实为比照，则西太后对刘坤一所说的“我哭，皇帝亦哭，往

往母子对哭”显然不能算是向壁虚造的假话和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这段时间里曾有“懿

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之后又有“太后许发内帑二百万”助饷。这些出自“撙

节”和“内帑”的银子都在国库之外而归宫廷所有，前者是省下来的，后者是维持开销的

。“懿旨”移此以“佐军饷”，当然都是用来打仗的，而对于下懿旨的西太后来说，进出

之间实在无异于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维峻用主战主和对帝王母子作一分为二的剖割，应

当是光绪帝所说的“战和皆无可恃”更近实地写照了甲午年间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

徨。然而“以言获罪”的安维峻能够“直声震中外”，又非常明显地说明，与西太后召见

枢臣，把家事移入国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则着意在把国事之成败归结于帝王的家事。

他们大半都在远看宫廷，同时大半又都始终深信不疑。之后是帝王的母子不和虽起于家事

，却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以后被深宫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国政治中牵汇万端的重

心和关轴。而此日纷纷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转向变法的清流人物，则因其从一开始便以

君权为寄托，遂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卷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过程之中。

家事与国事混杂在一起的政治情势，对慈禧、光绪母子以及当时官员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有些什么样的历史情节？

杨国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

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

”。然后严辞切责说：

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

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

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

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

而且立此以为昭诫，“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尚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

上谕列“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为汪鸣銮、长麟的罪名，虽然没有引述具体的细节，而“

妄事揣摩”以及“语气抑扬，罔知轻重”，都说明此中的要害是臣下对皇帝訾议太后。一

则记载说：“盖日战方已，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二人为帝言，帝入继文宗，唯

当母嫡后，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遂为后奄闻，归以告后，后怒。”若以《清史稿》

为汪鸣銮立传所说的“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作比

较，而衡之以上谕用皇帝的名义表达太后之怒气勃郁，则“切直”发为訾议，而后深触太

后心头之大忌，其间的情节大半应当是可信的。然则与安维峻以主战主和将光绪帝与西太

后一分为二相比，汪鸣銮和长麟由“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入手为母子划界，显

然是已经在用开新和守旧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了。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

里，“自强”与借（西）法相联系，而甲午乙未之间，则“自强”与变法相联系，其间的

新旧之界便格外分明。当日时论以汪鸣銮为翁同龢一脉，而且汪鸣銮身为侍郎，已是清流

中的达官，所以他因“奏对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怀抱显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

太后之间的选择和立场。而后是“图自强”的清流同时遂有“帝党”之目。与此相对应，

则是一天之内在同样的罪名下断送了两个侍郎，又以其变起于莫测显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

事和朝局，已越来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体，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来处置的东西。当

汪鸣銮、长麟被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

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从“天怒不可回

”的一腔心火里，正可以读出：起于深宫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搀越而日趋政治化，又因日

趋政治化而致矛盾越益复杂，同时又越益激剧。而后的结果是，犹在弱势一方的皇帝常常

会在这种复杂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局促之中，而谋变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间，

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复杂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在这

个过程里，两宫为士大夫牵动，士大夫也为两宫牵动。与之相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浊分

两途的士大夫，一变而以主战主和分；再变而以开新守旧分，迨“帝党”之名与“后党”

之名先后出，则三变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寻归趋和各自有归依。因此，从这段

历史里走过来的张謇后来通论这段历史说：

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

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

之后一路颉颃，遂又有“因仇生杀”。在他眼里，起端于“宫廷一二人”的“离异之

心”是在“误”、“猜”、“嫌”、“恶”、“仇”的层层串结之中演为“朝政之乱”的

，推而论之，则帝党和后党便在这种层层串结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后返视，“

误”、“猜”、“嫌”、“恶”、“仇”显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东西，然而时当甲午

乙未之际，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士人之群议形成的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一面促成了

开新，一面又笼罩了“后帝”，遂使当日的庙堂之中和庙堂之外，“表病”与“本病”都

交相重叠而分剥不开。所以，汪鸣銮因“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鸣銮之前，清流一脉已

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在汪鸣銮之后，清流一脉仍然在常常说两宫，

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与这种不止不息相对称的，便是京城与外省的通信里，尤多见

时事与评论交集的夹叙夹议：

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

闻上自园请安回，途间更衣（如厕）数十次，天颜憔悴，更甚于前。

京中乱事不可言，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赌钱放烟火，在户部提十万金为赌资，

欲假洋款千万修淀园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连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

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

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

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

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綗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

，甚确”，等等。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

，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

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

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

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

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

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那样的问

答，以见帝党之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

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莲英挟宠弄权

，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之说。等而下之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

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

一辙”，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

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

这种朝廷官员分为两党而互相水火的事是清代历史中少有的，那么，当时的朝臣中是否还

有调和于帝党和后党之间的人？

杨国强：当甲午年岁末刘坤一出京请训之际，曾面对西太后的愤怒而以言之谆谆为苦

心弥合，一面弥合于母子之间，一面又弥合于君臣之间。在其意中，帝王之家事便是牵动

八方之大事。他怕牵动八方，于是而不能不重帝王的家事。因此出京之前又和翁同龢“深

谈宫禁事”，临别时且手拍翁同龢肩背相托付，说是“君任比余为重”。他与翁同龢“深

谈宫禁事”，用意当然也在弥合。因此后者心悦诚服，在日记里叹为“不愧大臣之言也”

。刘坤一的苦心和翁同龢的应和，富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日大臣和重臣里的老成谋国者侷

处母子之间，而意在左右调停的愿想。虽说翁同龢久为帝师，并因其久为帝师同光绪帝更

亲近而被世之论者归入帝党，但在立朝多年之后他不会不知道，与当国已近三十年的西太

后相比，母子不和一旦走向极端，则亲政未久而且权力不全的光绪帝一定不会是意态发舒

的一方。所以甲午年十月，其日记中已有“言者请下诏罪己，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

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

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的记述。他劝止皇帝下诏罪己，是因为“土木、宦官等事”

都事涉太后，因此劝止皇帝，便是弥合两宫，而弥合两宫，最终又旨在维护皇帝。丙申年

五月醇亲王福晋死，翁同龢于当天日记里录此一节，然后自叙“忧来填膺”。他所深忧的

，无疑是既为皇帝之生母，又为太后之胞妹的醇亲王福晋既死，真正能够置身皇帝和太后

之间作调停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

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中国政治里，这种调停两宫的愿想始终存在于皇帝和

太后的周边，但大半又始终只是一种愿想。比这种愿想更富力度地影响了时局的，是帝王

之家事可以调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进入朝局，则权力之相抗相争已不可调停的既成走向

。一则记载说：“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

姓翁的做？”然则翁同龢虽常存调和之心，而自西太后看去，比心迹更容易辨识的，是直

观可见的他同光绪帝的亲近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影响程度。时当母子失和

又逢清流鼓噪，这两种程度都会触发深疑和雄猜，之后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

，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这是一个虽有推理而并无实证的过程，又是一个宁信推

理不信实证的过程。由此返视光绪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庆宫授皇帝读，

闻命感涕，不觉失声”，以及受命面对之际“皇太后挥涕不止”，谕以“尽心竭力，济此

艰难”的场面，则翁同龢之能够作光绪帝的老师自始即出自西太后的选择和托付，因此其

久任师傅适以见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光绪皇帝不算是一个容易受教的学生，是

以年复一年，太后召对便常常要向师傅查问功课。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君臣之间还

有过共论皇帝的言之恳恳：

（太后）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力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

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

西太后的“语次挥泪”和翁同龢的“对语切挚”，都说明了君臣之间的推诚相见，两

者共有的意愿都在于把皇帝陶铸得像个皇帝的样子。而以岁月计，其时与光绪帝亲政相距

不过两年。因此，以光绪十三年（1887）的言之恳恳比甲午乙未之际的“咱门天下自做乎

，抑教姓翁的做”，则七八年之间的前事不同于后事里，西太后之深恶翁同龢本是由深信

翁同龢逆变而来的。其间的颠倒显见得太过剧烈，所以其间的颠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

而与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对映的，正是产出于“本病”和“表病”层层牵结之中的深疑雄

猜。而这种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一经形成，

便已打破维持已久的庙堂秩序和人际绾连，使咫尺变作敌国。随之，是撤毓庆宫之后十一

个月，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革职永

不叙用”；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帝党与后党的划分，对当时的朝局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延续到

之后的戊戌变法的成败，是这样吗？

杨国强：在这种朝局起伏里，为变法而卷入了深宫恩怨的清流人物群同时又深深地为

深宫之恩怨所困。他们卷入母子之间，初旨本在于光绪帝的“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

”同他们图变法的怀抱能够相为感应。所以，其中的多数人便因开新守旧之分而尽情直遂

地在母子之间一边倒。朝旨说汪鸣銮“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说文廷式“每次召见时，

语多狂妄”，指的都是这种扬此抑彼。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然而西太后始终在

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曾经经历过母子之争和新旧之争的王照后来说：“太后先年原

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又说：“其实慈

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若以甲午之前三十年西太后佑护洋务事业的历

史事实作比照，则“太后先年原喜变法”不能算是凭空虚撰。如果没有出自朝廷的这种佑

护，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还会更加崎岖盘陀。但在西太后那里，这样的佑护又并不是

一种洞悉世务而深思熟虑的东西，从而并不是一种固定不移的东西。因此甲午乙未之间和

之后，她由“家务之争”而作“权利之计”，便非常自然地会以母子之争解释开新守旧之

争，并因之而非常自然地以权力之争制约、支配和消解了变法之争。作为回应和感应，则

是为图变法而在母子之间一边倒的清流人物不得不跟着想和跟着走。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

母子之争，本是一厢情愿地想用变法图强来笼罩和导引权力觕牴。但时当甲午乙未之际，

因战争失败而催生出来的变法之想犹在一片朦胧而细目不甚分明之中，而权力之觕牴则常

在近观熟视之中而明晰了然。两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对比，而对于以变法为怀抱而又被目

为帝党的这一群士大夫来说，两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矛盾。与这种对比和矛盾相表里的

，一面是被他们引入中国政治的变法自强因其朦胧而不容易进入中国政治的深处，一面是

权力之争因其切近和逼近而很容易搅动人心的深处。身在两面牵动之间，遂使以变法自强

造时势的清流中人不能不同时又成了被时势所造的一方。而后是他们中的愿心宏大者和摄

力胜人者一旦被绕进了权力分争的漩涡之中，朦胧的东西便常常会成为远去的东西。

曾是京师强学会要角的文廷式，是彼时最早自任“变法”的清流之一。但他在松筠庵

聚众“讲学”，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所论颇涉官吏黜陟”，由此招来言路弹劾，罪名也

全在“遇事生风”和“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然则他所着力从事

的，以及言路摭拾罗举的，其重心所在显然都少见变法图强一面而多见权力争斗一面。在

那个时候以变法认同类的士大夫里，文廷式是一个富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而以何刚德记述

中所说的“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作推想，则文廷式又是光绪帝另

眼相看的人。因此，在他“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京中之同类议论曰：“京中真君党只渠

一人，渠去则为所欲为矣”；外省之同类议论曰：“芸阁昨又被斥，此事本早为虑及，不

料若是之甚。惟吾党中失此强力之人，至为可惜。”其扼腕而叹，愤懑之所集也是“君党

”意识过于新党意识。若由这种愤懑连及此前和此后京中外省以通信发横议，注目处大半

在于皇帝与太后各自的势力走向和彼此的势力消长，则俱见文廷式一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

倾向，其实是变法初起之日这群人的一种普遍倾向。而身在普遍倾向之中，便是身在不由

自主之中。

甲午乙未之际，由于母子不和，当国近三十年之后刚刚归政的西太后和亲政只有五年

的光绪帝之间，便在实际上形成了强弱不同的两种君权；又由于共赴变法的清流一脉始终

以君权为归依，遂使图存图强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

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前一面和后一面都内在于同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因

此，从甲午乙未到丙申、丁酉、戊戌，后来变法图强在一路腾越走向高潮，这种内含于历

史过程之中的倾向也会在一路腾越里走向高潮。而对于继起的那段历史来说，两者之间的

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都会为继起的成败造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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