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老北京的匾额

【文化】老北京的匾额

作为金、元、明、清四代的首都，北京有着悠久的都城史，其间兴建了大量的皇家宫殿、寺观、祠庙、书院、会馆、店铺、宅地以及园林。这些建筑上多缀有匾额，以标明其名号、涵盖其功能或起到褒扬、彰显的作用，匾额相当于建筑的眼睛。史籍中曾记有秦汉时期宫殿建筑一些名称，如未央宫、宣室殿、清凉殿、天禄阁、石渠阁、承明殿、金马门、麒麟殿等，从记录中推测，此时的建筑已经有了题名的做法，这也是匾额的雏形。 紫禁城乾清宫中的“正大光明”匾额 南北朝书家羊欣在《笔阵图》中记有：“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可知萧何是见于著录的早期题匾者。而且，最初的匾额以竖匾居多，后逐渐转变为横式，匾额悬挂的范围分为室内和室外，室外的多悬于皇家宫殿、寺庙祠堂、亭台楼阁、书院会馆、店铺门面等，而室内的则为深宅大院、建筑群之内。按材料划分，有石刻匾额、木刻匾额及灰制匾额。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匾额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它们多出自历代名人和书法家之手，而且根据用途和时代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从现存的匾额来看，其用途大约分为古迹题额和商店牌匾。

民国之前，古迹题额以“御笔”最多，其余者为身份显赫的翰林书家之作。“御笔”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紫禁城乾清宫中“正大光明”匾额，此匾宽4.4米、高1.3米，原为清世祖顺治书写，结体苍秀，灵动自然，今悬者为乾隆帝摹本。最初由顺治皇帝书写，出于勉励自身及训导子孙之意，后因政治的需要，此匾额协助完成了雍正帝之后的皇帝秘密立储制度。除皇家匾额外，旧京的牌坊也甚多，著名的有西单牌楼、东单牌楼、国子监的成贤街坊、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坊等，牌坊上的题字也均出自名家之手。民国时期，匾额在形制上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之前的样式，但也涌现出一些带有时代特色的新匾额，例如，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紫禁城神武门换上了政坛书家李煜瀛以颜楷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字体大气磅礴、超越古今，此五个大字与紫禁城相得益彰，在时人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在时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将原北京内九城城门满汉文匾额换下，请前清翰林、杭州名士邵章重新题写，并将字体制成石匾镶嵌，九门分别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而据民间流传，随后新建的城门——“和平门”原名为“兴华门”，其匾额为奉系军阀张作霖花300块大洋求津门名家华世奎所书，后因“兴华”之名与革命烈士李大钊女儿星华之名同音，似有不详之意，故更名为和平门，匾额还请邵章题写。

在民间，北京人把用作商业的房屋称为“门脸儿”，也称“铺面”，经营者不仅要将“门脸儿”装饰得体，还要起上一个响亮的名号，并请名书法家专门题写，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好的匾额不仅能吸引过往者的品头论足，还能招徕潜在的生意，所以商家对自己的匾额非常重视。科举时代，一般的店铺喜用正统的颜或欧体楷书，一是楷书容易辨认，二来饱满的楷书象征着物阜年丰，财源茂盛。

陆润庠题写“荣宝斋”匾额

进入民国，全国各地的硕学鸿儒、书画名家汇聚京城，这也为店家题写匾额提供了便利，书写者除包括恪守传统的前清翰林外，还出现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碑派书家作品，这些风格迥异的牌匾在旧都的街市之上，争奇斗艳，绽放异彩。据老北京人回忆，匾额中最为出名的是地安门外由郑孝胥书写的“为宝书店”。这四个大字写得法度森严、笔力凝重，刚劲中现婀娜，柔媚中存劲健，为京城匾额中之最耀眼者，惜今已不存。现在全国通用的“交通银行”匾额也是他的杰作。其次是以魏碑见长的铜山张伯英题写的琉璃厂“富晋书社”匾额，字体潇洒飘逸、镕铜铸鼎，集北朝碑版于大成，琉璃厂“墨缘阁”“观复斋”也为其所书。再者还有在京城中有无匾不恕之称的冯恕书写的张一元茶庄匾额，字体宗法鲁公，苍劲饱满，且带有行书笔意。以上三人之作品，均为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题匾之作。总体来讲，京城中名家所书匾额按地区划分，以琉璃厂最多，“宝古斋”古玩铺为翁同龢所书，实系金石家陶北溟设计，将“赏古斋”中“赏”字改为“宝”字而成；“萃珍斋”匾额为印人寿石工书，“韵古斋”出自遗老宝熙之手，“静文斋”南纸店为大总统徐世昌所书，“开通书社”为藏书家傅增湘题额，“邃雅斋”是画家姚茫父题写，“来薰阁”、“琴书处”为吉林三杰之成多禄所书，“藻玉堂”为新会梁启超书，“虹光阁”出自天津华世奎之手，海王村公园内的“长兴书局”为碑派宗师康有为书。其他的还有朱益藩写的“信远斋”、张海若写的“松筠阁”、孙贻经写的“翰文斋”、樊增祥写的“穆斋鬻书处”。

琉璃厂之外，常为商店题匾的书家还有潘龄皋、李钟豫、韩毅、谢霈、王垿、吴兰第、恽毓鼎等，他们的书法各具千秋，风格多样。

北京政府中的一些政客也喜挥毫书匾，有儒将之称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擅长行草，其匾额却以传统的颜楷题写；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喜八分书，题字多用隶体；步军统领江朝宗题字多为颜玉泰代笔，从中可见其附庸风雅的一面。

京师大学堂匾额

科举时代，皇权专制制度对书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要求，从皇家的诏书、诰封、起居注、账册、奏章、科举试卷，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用联和商铺牌匾均要用端正的欧或颜体楷书书写，其限制范围不仅限于士农工商，连皇帝也不能破例，乾隆帝喜作赵体书法，但题写雍和宫（雍正帝即位前之雍王府）正殿前的喇嘛教丰碑碑文时还是采用了正规的颜体，此体也是具有清代宫廷装饰性的应用字体。乾嘉之后，碑派兴起，学北碑的人逐渐增多，但在正式场合中，还是不便使用碑体书法。而且传统的匾额对字体也有严格要求，一般为榜书，书写时还要注意三个要点，一是笔画要粗，显得饱满，二是要横、竖、撇、捺相对寸楷要短而有力，三是字体中心部分比例要大，字体雄壮、凝重适宜匾额书写要求，所以清末民初，京城中善书匾额者像颜楷高手翁同龢、华世奎、邵章、冯恕、成多禄等都深谙此道。

民国之后，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对字体的限制才逐渐放松，一些具有新派意识的书家开始以自己擅长的书体题写匾额，但在传统保守人士眼中，这种做法是不合礼制和规矩的。总之，民国时期京城匾额将蓬勃发展的书法风格全面展现。而且，书风并未因受到门派和政坛的影响而趋向单一化发展，虽然匾额书法在帝制时代受到了礼制的限制，但进入新时期，书法风格的多样化与古老北京文化氛围逐渐融为一体，牌匾艺术也成为展示民国北京书法成就的载体，将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法艺术珍品永远留在了这个古老的城市。 本文作者：邹典飞 首都博物馆馆员 原刊于《中国文化报》，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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