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迎接经济全球化

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必将伴随着国际产业链各环节区域分布的动态调整，凡是能够融入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国家和企业都将大有作为，而游离在外则将被边缘化。就一国而言，融入经济全球化既可能使其受益，也可能使其受损。只有积极应对，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一国才有可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能够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方式，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中国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中资源在本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走出去”是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成长为具有较强实力跨国公司的必由之路。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是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该国赢得国际竞争优势，获取支配全球资源权利的重要工具。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许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迅速提升，形成了一大批资本实力雄厚、技术管理水平先进和具备“走出去”能力的企业，有可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竞争日趋国际化、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资源配置的要求更为紧迫。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是自身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现实选择。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扩大对外贸易规模

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继续保持对外贸易高速增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对于像纺织品和玩具等一些利润空间较小的出口产品来说，人民币升值影响了其在国际市场中份额的维持和扩大。二是贸易壁垒制约中国出口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纷纷运用反倾销、反规避制度、保障措施、特保和反补贴等措施设置贸易壁垒。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还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限制对中国的进口。三是贸易顺差影响中国对外经贸关系。贸易顺差容易引发贸易摩擦，从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突破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投资设厂，在当地或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以境外企业作为交易和结算主体，以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民币升值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形成原产地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选择那些对中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也可以选择第三国。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销售产品或出口，替代境内企业出口，就可以绕过目标国的贸易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降低对外贸易顺差，改善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可以选择贸易目标国进行投资，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作为东道国的法人，中国的境外企业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维护和扩大了当地市场份额，但并不直接表现为中国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出口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从而改善与该国的双边贸易关系。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转移的并不是先进技术，而是已标准化的或即将淘汰的技术，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增强其垄断优势。中国引进外资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仍不显著。具体来讲，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对华投资一直倾向于采用独资方式，技术保密措施极为严格；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究与开发型外资企业规模小、层次低，并不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是只进行试验开发研究，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也极少有前后向关联，其主要目标在于利用中国廉价的技术资源和为满足消费者偏好而对所销售的产品加以改进。

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相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更为有效的途径。所谓“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区进行研究与开发性投资，通过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投资方式。中国企业通过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同时，此类境外企业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增强国内企业研究与开发的能力。

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助于更好地培养高技术人才。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性企业，可以使中国企业的技术人员更为便捷地进入技术创新源头地，增强与国外技术人员的交流，进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四、中国企业“走出去”与节约矿产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严重资源依赖阶段，资源安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重要因素。在国内矿产资源严重匮乏这一格局难以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节约矿产资源，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助于稳定矿产资源的供应渠道和价格水平。目前，中国企业所需的一些主要矿产资源大量依赖贸易方式进口，无疑会增加矿产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并且要承担矿产资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因此，中国的资源型企业急需通过“走出去”战略，来降低资源供应渠道的不确定性和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中国资源型企业“走出去”，有助于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资源型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资源型企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还可以培养一批既懂专业又熟悉国际经营的管理人员队伍。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抑制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优化国际收支结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吸引外资持续走高 助推中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据全国商务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2007年中国吸引外资额达747亿美元，同比增长7.53%，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专家表示，虽然将面临企业所得税法修改、招商引资政策调整等利空环境，但外商对华投资热情不减，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持续走强和中国市场日益开放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持续走高的外资进入也为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借力机会。

政策调整提升外资质量，未来引资量可能进入平稳期

2008年外资进入中国面临的最大政策调整是企业所得税法的修改和引资目录的调整，短期看二者似乎对外资进入都形成利空，但从长期看，政策调整对于我国利用外资质量提升意义重大。

2008年1月1日，合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根据国务院2007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从2008年开始，外资企业普遍享受的所得税税率优惠被废止，外资企业享受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等抵扣优惠也被废止。因此，从短期看，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基将被拓宽、税率将被调高，外资企业将面临更高的税负压力。

但由于外资企业通常掌握了行业的先进技术、具备较完善的管理机制，因此新税法中普遍适用的产业优惠政策更易于被外资企业获得。此外，新税法也利于促进外资以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较多借助原先的低税负优势。因此，新税法更有利于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推动利用外资质量的提升。新税法的实施也不会对中国吸引外资数量造成显著影响。

对于吸引外资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内部政策调整是2007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由于资源和环境约束，新目录不再鼓励外资进入传统制造业、不再鼓励外资投资重要矿产、不再鼓励出口导向型外资进入，并且调整了相关条目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在新目录框架下，依赖于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的传统外资将很难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外资要想真正分享中国市场高增长的收益，必须依赖于整体的竞争优势和卓越的管理能力。在许多行业外资控股比例不断提升甚至允许独资的情况下，外资将愿意把更多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的分支机构，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而这类外资的进入，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所急需的。

企业所得税法和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构成了未来我国吸引外资最基础的政策环境。而随着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日益严重和国内物价上升压力加大等矛盾的不断显现，未来我国可能还会经常性推出如加工贸易目录调整、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等对引进外资产生结构性影响的政策。

在我国对外资需求缺“质”不缺“量”的情况下，未来对外资的门槛将越来越高，近日结束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专家预计，2008年中国吸引外资将在质量上有显著提升，而数量上不会出现明显增长，甚至出现小幅下降，而这一趋势也有望在未来几年保持。

利用外资持续走高，将为我国实现宏观均衡提供借力机会

2007年747亿美元的外资进入带给我们的直观感受是外部资源在2007年为我国注入了747亿美元的建设资金。而事实上，借助于这一大规模的FDI，我国更可以获得实现宏观均衡的又一机会。

首先，有效提升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动力均衡。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现象十分严重，外贸顺差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内需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出口增长。

最近几年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趋势明显，包括沃尔玛、家乐福等商业巨头及其他跨国制造企业在华本土采购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改变单纯鼓励出口的引资政策后，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将目标瞄准中国市场，推动中国市场消费的提升。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将推动中国内需的有效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局面。

以2007年74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量计算，若本土采购率达到70%，则可产生超过500亿美元的原始内需，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将推动GDP以数倍于50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

引资质量提升，有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以企业所得税法和引资目录修改为基本框架的政策调整奠定了中国未来吸引外资的主基调。重“质”的政策导向将促使在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行业和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具有技术或管理优势的外资进入中国。这对于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另据专家分析，跨国公司外部化竞争趋势下，在中国这一具有一定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市场，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外部化竞争。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等外包产业的发展。

通过调整资金汇入方式，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FDI流入和外贸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压力增大的两个主要原因，而外汇占款增长则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之一。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一定规模的顺差和FDI流入维持我国经济增长并补充建设资金，一方面外汇占款增加推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压力，二者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困境之一。

通过调整FDI资金汇入方式，在减少外部资金直接流入前提下，又不影响国内建设资金的补充和外部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的引入，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矛盾，推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2007年我国利用外资额达747亿美元，现实中若将这部分资金隔离在外，对于我国平衡国际收支、减少外汇占款将起到显著作用。

操作中，我们可将所有的FDI都由投资方在当地的中国籍银行分行存入外币资金，并在中国国内同一银行贷取按约定汇率折算的人民币的方式。这样，假定2007年747亿美元FDI都由外部资金注入，则采取上述方式，若按照2007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外汇牌价，则全年可减少超过54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在货币乘数作用下，市场流动性可能减少上万亿元。同理，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样也可大大减小。

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和我国对当前危机的对策

摘要：比较优势理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践行比较优势理论时却遇到了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问题、比较优势陷阱。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全球第一。我国应扩内需、保增长，坚持两条腿走路，正确认识、合理利用比较优势理论，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

一、 引言

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的生产最适合本国或地区生产的产品，通过贸易可使贸易双方获得更大的福利。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实绩，充分证明了该理论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但是我国现在经济现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外汇储备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这些均显示了我国不是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少了，而是多了！金融海啸下，我国经济也受到重创。我国首要扩内需保增长，拉动本国消费，坚持对外拉贸易、对内促消费两条路走路。同时加强技术、人力资本投入；注重品牌、制度创新，提高竞争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危”中求“机”、转“危”为“机”。

二、 比较优势理论概括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包括内生比较利益说（绝对优势理论）和外生比较利益说（相对优势理论）。外生比较利益说后来又发展引申出了：禀赋比较优势说（H-O定理、要素禀赋理论）

比较优势理最早可追述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从各国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基础。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证了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劣势，各国也能依据劳动成本的相对差异（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改善各自的福利。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基石。古典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赫克歇尔－俄林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或简称为“H-O定理”。这一理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长期以来一直居于主流地位[1]。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包括克鲁格曼“规模经济”理论，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内生增长理论、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波斯纳的技术差距说、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差异、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其核心就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

三、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理论用中国俗话来说就是“因势利导”，无可厚非这是一种很明智的方法。但我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落入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致使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在制成品上我国过度依赖依赖技术引进，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落入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甚至导致出现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二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增长历史再次向我们证实：成功的经济发展必定使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变为技术密集型产品。

四、 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外贸系数，是衡量一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历史演变发展大致经历了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低位蛰伏期（1980-1983年）。此阶段为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外贸和出口依存度蛰伏在低位。第二阶段为缓慢攀升期（1984-199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中国外贸依存度开始缓慢攀升。第三阶段为稳步上升期（1991-2000年）。在此期间，中国出口主导型外向型经济的基础逐步建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净出口的快速增长推动外贸依存度稳步上升。第四阶段为快速增长期（2001年至今）[2]。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进出口依存度呈现出加速上扬的态势。如下图所示：

图1 1980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站相关数据计算而来[3]。

图表2 1978-2007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www.stats.gov.cn

从图表中我们看出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最高点70%。商务部最新统计：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超过2．5万亿美元，增长18％左右；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超过900亿美元，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的比较优势。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皮革类等等，而且供求价格弹性比较高，需求受价格影响比较大。而与此同时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供求价格弹性比较低，这种供求价格弹性的不对称导致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方面，我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依赖程度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供求依赖。

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告诉我们：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危害，欧美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放慢或停滞，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会对我国经济和政治造成恶劣影响。

由此可见，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目前我国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稳定我国经济增长。

五、外汇储备过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在与日俱增。1994年汇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速加快。200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此后几年，外汇储备余额同比增长速度都超过30%。其中2002年增长34.9%，2003年增长40.8%，2004年增长51.3%，2005年增长34.3%，2006年增长30.22%。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2008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9460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178亿美元[4]。按照国际公认的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外汇数量应相当于三个月的进口贸易。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合理数量大约二倍左右，我国已成为除日本以外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片面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回归到重商主义时代。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针对美元贬值，2009年5月3日巴菲特再批美国赤字经济：中国是美债受害者。针对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情况，要采取减少贸易顺差，加快汇率改革等措施加以降温。

六、 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和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对策

“比较优势理论”推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但目前全球金融海啸下，我们应充分重视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解决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外汇储备与日俱增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立足国内，设法减少对外的依赖程度。相应措施如下：

（一）、打破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更好地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逐步过渡到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过于依赖外源动力主要是依靠外贸外资来实现经济高成长，转向内源、外源动力并重，逐步加大内源动力的比重，最终过渡到主要依靠内生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轨道，更好地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更加均衡的发展。这是吸取日本因内外需失衡、贸易摩擦升级引起本币持续大幅升值进而诱发泡沫经济的教训，避免出现“日本病”的必然选择[5]。

（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实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三）、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培育对外贸易的新增长极。当前应进一步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贯彻市场多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及非洲市场进军，以不断提高我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避免过多依赖欧盟、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6]。

（四）、提高政府统筹内外经济发展的能力，建立规避外部风险的机制。在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多双边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的同时，着力打破国内各种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还要力保合理的外汇储备。

七、总结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但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比较优势理论并在实践中正确地加以运用。一方面，应当承认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开展对外贸易、参加国际分工有一定指导意义，同时注意产业结构上不断创新，将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的比较优势，更好地提高其竞争优势，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另一方面应该避免过分依赖“外需”拉动我国经济发展，首要是“扩内需、保增长”，同时实施内外兼顾的战略性经济政策，坚持两条腿走路，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可持续、稳定发展！！！

根据幼稚产业理论新兴产业壮大应取消保护但在现实中后为什么仍受保护

幼稚产业的观点最早由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于1791年提出的，但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论述之后，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幼稚工业保护的理论。

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的理论

核心：一国实行贸易政策的原则是，其贸易政策必须同本国工业发展的进程相适应。

论述：（1）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要经历5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2）不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例如，在农业时期，一国可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输入农产品，自由输出工业品，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本国有发展潜力的工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防止外国的竞争，实现本民族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当本国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以后，可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并用先进的工业品打入别国市场，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机会。（3）关于保护工业的选择。李斯特所主张的贸易保护并非是对所有工业的保护，而是对有前途的工业采取贸易保护。（4）在保护时限上，李斯特主张的贸易保护也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暂时性的。（5）在保护方式上，李斯特认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应该是关税。内容摘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已结束，将逐步履行全面开放市场的承诺。面对实力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我国的幼稚产业该如何应对？本文从西方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角度，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在继续保持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产业同时，应深入挖掘出这些行业当中的幼稚工业，以及努力培养整体都处于幼稚阶段的高科技产业。此外，政府部门应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加大幼稚产业市场竞争强度；企业则应大力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及技术含量、树立民族品牌。

自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五年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企业面临着开放市场所带来的国际冲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制造、高新技术、金融零售等行业，在带来先进产品的同时，也给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选择并扶持发展我国幼稚产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幼稚产业相关理论综述

1791年，美国的亚历山大?6?1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美国政府应该用关税保护国内工业生产，抵御主要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之后，德国的弗里德里希?6?1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中更为系统地建立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其主要思想是：经济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国家应当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抵御外国竞争，促进国内生产力成长。

约翰?6?1穆勒（John Mill）研究了幼稚产业的特征，指出幼稚产业选择的三个标准：正当的保护只限于刚刚从外国引进技术并且正处于学习掌握过程中的产业；应保护那些不久以后取消保护也能生存和发展的产业；保护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变成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巴斯塔布尔（Bastable）从保护成本和预期利润角度提出了幼稚产业的评判标准，认为：判断一种产业是否属于幼稚产业，不仅要看其将来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还要在将保护成本与该产业未来所能获得的预期利润的贴现值加以比较才能确定。只有当某种产业预期利润大于保护成本，才可确立该产业为被保护的幼稚产业。

肯普（Kemp）根据外部规模经济因素来评判幼稚产业，认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效应，那么该产业的发展就会对其他某些产业或社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某产业不符合穆勒标准或巴斯塔布尔标准，也仍有贸易保护的必要。肯普将外部经济效应与幼稚产业保护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前两种界定标准前进了一步。理论界将穆勒、巴斯塔布尔和肯普三个人的标准合起来，统称为穆勒—巴斯塔布尔—肯普标准。

此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经过众多经济学者的不断补充、完善，形成一派观点鲜明的贸易保护理论的分支。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某种商品可能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但由于缺乏专有技术和最初较少的投入，该产业难以建立；或虽已启动，但难以与外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因而需要对幼稚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直到它能应付外国竞争，具有经济规模并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止。但是不论在理论或实证分析中，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关税作用，对非关税保护措施的研究较少；在保护程度上，定性描述多，定量研究少，并且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对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幼稚产业的发展作出分析。

我国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

根据西方国际贸易学大量文献和世贸组织有关条款，可以初步把幼稚产业定义为：处于新建、扩建、改造的、具有动态外部经济效应、成本递减的、潜在国际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竞争）产业。

具体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已进入重工业和买方市场阶段，尤其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重工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随着产业结构向重型化转变，近几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产业基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总出口的5%以上，其中制造业产品占九成。2007年进出口额更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3.5%。目前，我国在不少重要工业产品方面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生产大国，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等十多个行业。同时，我国贸易方式构成也在逐渐改变，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并接近加工贸易，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但是，进一步考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不高、在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方面竞争优势不强。究其原因，从重化工业本身来看，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工业体系，但多集中于加工、组装、制造等低技术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这是世界新一轮的产业价值链的分离和转移所形成的。而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同时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扶植和培育，以及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政策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设置研发中心，在大陆采购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使得我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以及高技术产品上具有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前景和潜在性的比较优势。

据此，在选择幼稚产业保护对象时，应以发挥贸易的动态比较优势为原则，按照国家中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借鉴产品竞争力、市场需求弹性、产业关联度、科技进步状况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应在继续保持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工业同时，深入挖掘出这些行业当中的幼稚产业，以及努力培养整体都处于幼稚阶段的高科技产业。比如，汽车工业中的轻、微型车，纺织工业中的化纤产品。这些产品属于相关工业中高附加值或高技术行业，虽然其所处的大的工业分类整体在国际市场具有比较优势，但它们却是符合幼稚产业定义需要加以保护的。尽快扶持发展这些产业，有利于优化我国贸易结构，增强产品竞争力，获取更高利润。

我国幼稚产业的保护措施

（一）常用的幼稚产业保护措施

常用的保护手段可分为产业政策如补贴、优惠贷款等和贸易政策包括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数量性限制如进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本地含量要求、政府采购政策和行政性限制如最低价格保证、反倾销和反补贴行动）。

关税政策是历史最悠久、运用最广泛的措施之一。虽然GATT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允许经济处于发展中的成员国在经全体成员国批准后，可以为加速某些特定工业的建立而采取提高关税、实行许可证、临时征收附加费等限制进口措施，但总体看关税对产业的保护作用在不断削弱，因为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初衷就是减税。我国从2005年起工业品的平均关税就已降至10%以下。从发展趋势看，零关税（除农产品、资源性产品）乃大势所趋，所以关税保护的作用极其有限，目前只能作为短期保护措施。

反倾销也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保护措施之一，作为WTO认定和许可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大措施之一，由于具有形式合法、有效控制进口、易操作性等优点，已被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最佳手段之一。但是，反倾销容易遭到滥用，他国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反倾销报复，进而使贸易摩擦升级。同时，认定反倾销需要调查取证，该过程需耗费大量时间，期间国内相关产业可能受到实质性的冲击与损失。

（二）我国保护幼稚产业的新思路

针对我国现有国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保护我国幼稚产业的新思路。

1.完善贸易立法，以强化保护和扶持幼稚产业的政策规范性和严肃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保护在贸易保护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世界上的主要贸易大国纷纷制定有利于本国的贸易法，如美国的超级301 法案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亦步其后尘，在“入世”后，面对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放松外汇管制的形势下，为保证本国内幼稚产业不受大的冲击，纷纷加强贸易立法，利用法律手段保护民族工业，使贸易体制的变化不致于对国内产业冲击过大。如此既符合世贸组织对缔约国提出的贸易管制公开化的要求，又能起到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我国在减弱与世贸组织明显冲突的保护措施的同时，采取合乎国际惯例的法律手段加强对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是一个有待于开拓、很有潜力的领域。

2.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扶持幼稚产业发展。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对国内产业尤其是幼稚产业的扶持多种多样，其中最普遍采用的是“政府购买”的办法。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政府采购不能优待本国企业而歧视外国企业，但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运用政府采购手段支持本国产业尤其是幼稚产业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计算机工业的发展明显受到政府采购的有利支持。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要求政府各部门及教育系统优先采用国产机。到1982年，其官方市场相当于国内计算机市场总体的 18% ，国产机在这个市场上占绝对优势，市场份额达90%以上，国内4家主要的计算机生产企业对官方市场的依赖程度达到30%左右。可以看出政府采购对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扶持作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国产品成为一种社会崇尚的行为。

3.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加大幼稚产业市场竞争强度，适当引入战略合作伙伴。任何外部的保护措施都是为了使幼稚产业尽快成长壮大起来。所以政府更重要的是为促进幼稚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实践表明，公平的市场机制会促进竞争，而某一行业国内市场竞争越激烈，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就越小，外国竞争者进入的成本就越高。因为较多生产者的存在，激烈地竞争会促使各个企业致力于市场开发活动，提高产品质量以及自身的管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实力。同时，适当引入战略合作伙伴，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积极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以快速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一条加快国内幼稚产业发展步伐的有效途径。当国内幼稚产业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时，应撤销对其原有保护政策，引导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4.利用本土优势建立强大的销售网络，加强品牌的创建与推广。企业是幼稚产业的微观载体，所以企业的大力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及技术含量，树立民族品牌才是根本。本国幼稚产业具有非常大的地理优势。具体而言，建立强大的销售网络来构筑品牌忠诚度是企业自主采取阻止外部竞争者进入的最好对策。日本在这方面经验最为突出。日本入世后，大多数产业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处于竞争劣势，但仍然在这种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原因是日本许多企业都拥有本企业的忠诚顾客和销售网络。网络按地区、产品或顾客类型构筑，或者将这几种类型混合在一起。据统计，日本大型制造厂商，国内销售量的80%以上都是通过本企业的销售网络完成的。本国企业的销售网络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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