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本和简本：指的是《水浒传》的版本可分为两大系统。繁本文繁事简，均无平王庆、田虎情节。简本文简事繁，有平王庆、田虎事。
吴中四杰
高启、杨基、张羽、徐贲
台阁体：指明永乐至成化年间,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是诗歌发展的逆流.
三杨
杨士奇、杨荣、杨溥
茶陵派：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承前启后，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于诗文变化，颇有影响。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 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但在创作实践中，李东阳的诗文未脱离台阁之气。但是其离开台阁体的作品，如《白杨行》《马船行》等，颇有生活气息。茶陵诗人还有彭民望、谢铎、张泰及等。
前七子：是指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在于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从而为由“文道合一”向“文”、“道”分离这样有利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文学走向开启门径。但他们的创作落后于理论，所以没有为其理论提供成功的实践例证。
后七子：是指嘉靖、隆庆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从总体上看，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同时也沿着前七子的复古道路走得更远。但后七子成员之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唐宋派：是出现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与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时期以理学为主导的“文道合一”传统。
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作品。《四声猿》，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明中期三大传奇：即明中叶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署名王世贞等人的《鸣凤记》的三部传奇作品。它们分别是忠奸剧的定型、历史剧的新篇、时事剧的发轫，三大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新时期的到来。
四大声腔
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山腔
吴江派：是以沈璟为代表的注重戏曲格律的传奇派别。他的曲论核心是强调“场上之曲”，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语言“本色”，从剧本有利于舞台演出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强调剧本的舞台性。沈璟是吴江人，赞同并依其曲论进行创作的作家，多为其子侄（如沈自晋、沈自征）、门生（如吕天成、卜世臣、叶宪祖及其第子袁于令）及追随者王骥德、范文若等。故这个明末著名的传奇派别称为吴江派。
临川四梦：汤显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他戏剧创作的全貌，并且这四部传奇又均与梦相关，而汤显祖是临川人，故而合称为“临川四梦”。又因汤显祖的书斋名为玉茗堂，故又称“玉茗堂四梦”。
四大奇书：从清代开始，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实际上，它们又是南宋时期说话艺术中主要四家的延续和发展：《三国演义》是讲史小说的发展，《水浒传》是说铁骑儿的发展，《西游记》是说经小说的发展，《金瓶梅》则是小说家小说的发展。
三言：是冯梦龙对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加工、编辑而成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分三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
二拍：是凌濛初应书商要求编写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共七十八篇。
《今古奇观》：“姑苏抱瓮老人”见“三言”与“二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40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童心说：是晚明李贽提出来的。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他说只要有了“童心”，就可以无时不文。
公安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是李贽的文学革新思想在诗文领域的突出表现。“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因为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又称“公安三袁”。兄弟三人中以袁宏道最为知名，公安派的核心口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即是由他提出来的。“公安派”反对道统对文学的控制，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要求诗歌创作脱离“理”的束缚而自由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
竟陵派：以其首领钟惺和谭元春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竟陵派继承了公安派关于抒发“性灵”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的来源不是诗人自己的“胸臆”，而是古人的篇什。他们主张“张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由于这种孤僻情怀不是诗人自己的冲动，而是古人的牙慧，所以显得十分枯涩。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派浅易的风格，认为这是“俚俗”，而大力提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为此他们不惜在诗中用怪字、押险韵，把不同的句式凑在一起，故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所以他们的作品显得佶屈聱牙，令人费解，给人以刁钻古怪的感觉。其作品往往刻意追求新奇，结果反而似通非通，幽塞寒酸。
小品文：指体制短小的散文,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问题都可适用.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向的某种变化.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风貌, 真实细腻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 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代表作有公安三袁,张岱,王思任等,代表作有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
复社、几社：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清初三大家（古文三大家）
侯方域、魏禧、汪琬
江左三大家
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梅村体：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丽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他是在继 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他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 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 以故国情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为人物命运沉浮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其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
阳羡派：阳羡派词宗陈维崧,字其平,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故他所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他的词 师法苏,辛,受辛词的影响尤深.他的作品内容广泛,注重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词风豪放,气魄雄 伟,取景壮阔,语言率直俊爽.他在唐宋之后异军突起,成为清词的一面旗帜,集结万树,蒋景祈,史唯园, 陈维崧等大批阳羡派词人,为词的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浙西派：清代词派，创始人和领袖是朱彝尊。当时浙西词人龚翔麟曾将其他浙西词人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以及他自己的词作，刻为《浙西六家词》，浙西派由此得名。该派以姜夔、张炎为宗，主张以雅正娇显露，填词必须“字琢句炼，归于醇雅”，要求词具有古雅峻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严谨和谐的音律。朱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独具机杼，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工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浙西派带来了堆填弄巧的风气。
京华三绝：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清史稿》卷四九一《顾贞观传》云:"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朱彝尊称词家三绝."
神韵说：清代前期，诗坛权威人物王士祯重视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从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和宋代严羽的“妙悟”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中寻找诗歌的真谛所在，提出了影响一代诗人的“神韵说”。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更多地关注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意境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为此，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作品也以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为主，但缺乏真情实感是其主要毛病。
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一人永占：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剧的简称.四剧均为当时著名剧目,但最能代表李玉 戏剧创作成就的是《清忠谱》.
红学：《红楼梦》问世之后，很快吸引了社会上的广大读者，流布极广。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一部分人开始对《红楼梦》进行评论，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叫做“红学”。“五四”之前，人们多用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评论《红楼梦》，被称为“旧红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评点派和索引派，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具有划时代意义；“五四”之后，“新红学”崛起，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中国的红学研究进入了当代阶段，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性灵说：是对清中叶袁枚的诗歌理论的概括，主张诗歌表现诗人的个性和灵感，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反对摹拟古人和堆砌典故，反对无病呻吟。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进步文学观，又吸取了神韵派重个性的观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理论，但是过分强调“性灵”，主张“师心”，忽视了社会生活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历史局限。"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 "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 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 文学,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格调说：清中叶的沈德潜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内容上的空疏和把握上的虚无缥缈，提出了“格调说”对其加以匡正。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的口与，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肌理说：翁方纲既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于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所渭“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这是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再版，是以学术代替诗歌创作的一条岐路。
乾隆三大家
袁枚、赵翼、蒋士铨
桐城派：清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鼎集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 苞提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抽象地说,义是指内容,法是 形式, 义法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它的本质, 是将程朱理学的道统与韩欧的文统加以继承, 并合二者为一体, 创作出他所理想的散文集. 这种理论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它把我国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加以归纳, 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历史功绩的。
四大弟子
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
阳湖派：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又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他们二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今江苏武迸）人，故被称为“阳湖派”。他们在散文理论方面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大家之外，兼取子史百家；二是把骈文笔法引入古文，使散文具有博雅工丽之特点。
常州词派：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英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风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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