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鉴赏《一江春水向东流》

发布时间：2019-07-23 16:29:5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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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蔡楚生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不朽的史诗性巨作。这部影片1947年10月在上海公映，曾创下连续三月盛况不衰、观众多达80万人次的佳绩，稳居解放前国产影片卖座的榜首，因其现实主义精神、别致的民族化风格而感召着一代代的观众，艺术魅力日久弥新。
    这部长达190分钟的影片，通过张忠良一家的聚散离合，涵盖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年抗战以及“惨胜”后一共长达10年的历史变迁，背景辽阔，人物庞杂，在导演别具匠心地经营之下，显得脉络清晰，张弛有力。从时代主题、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形象等方面为切入点来关照此片，不得不赞叹其为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典范之作。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出品，如迅雷划破了笼罩影坛的阴霾，打破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电影事业进行垄断并扼杀进步电影的企图，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态度呼应着时代主题。素芬一家在抗战中颠沛流离，“惨胜”之后却陷入了更大的困顿，受尽凌辱而走上了绝路，而以何文艳、王丽珍、庞浩公、张忠良之流为代表的民族败类却在战后节节高升，春风得意。在片尾，导演以隐晦的手法安排了张忠民充满希望的来信和一身解放区装束的照片。正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身世遭遇，紧扣时代脉搏和人民的心律，影片将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真实地展现出来．导演以激昂澎湃的政治热情表达了对劳苦民众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对反动势力无耻行径的无情揭露以及对于光明生活的展望。蔡楚生曾经的创作意图只是“对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备忘录而已”，在实际创作中，他用对比的手法隐晦表达王素芬一家的悲剧根源不在于张忠良的变节，而在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整体作用，同时，“天亮前后”这一题名所含的不尽之意就是“惨胜，，后只是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光明必然会来临。并进一步暗示了解决民族危机和时代危机的出路在于解放区，那里聚集着“张忠民”们，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在为胜利而奋斗，他们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但是如何驾驭这恢弘的主题、庞阔的背景、繁杂的人物和迥异的时空呢?编导以民族文化心理构成和民族审美理想为基点，借鉴、吸收了章回小说、传统戏曲的叙事手法：“以小见大”——以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来折射整个历史的变迁．组合各色人物；以长达十年的时间的延续来展示人物的命运和空间的转换，在对生活的浓缩中实现情节的展开和情绪的抒发；以三个时期——抗战前、八年抗战、“惨胜”后，三个地区——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三个阶层——以素芬为代表的民众、以张忠良为代表的民族败类、以张忠民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正反左右参差对比，庞而不杂。影片以张忠良一家的聚散离合为核心、通过三条线索来架构情节：第一条线索写张忠良如何由一个正直热情的抗战青年走向腐化堕落，以及温经理、何文艳、王丽珍的汉奸行径，这是全片的主要线索；第二条线索写素芬公婆母子的苦难历程．与第一条线索对比展开；第三条线索写张忠民所代表的抗日进步力量经受考验．日益壮大。三条线索通过张忠良与三个女人——“沦陷夫人”素芬、“抗战夫人”王丽珍、“接收夫人”何文艳的纠葛，实现了时空的推移和转换，情节跌宕起伏。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影片成功地运用细节这一表现手段，把对比、象征等传统叙事手法融合在平行蒙太奇之中，或推进剧情，或营造意境。前方“吃紧”，后方却在“紧吃”；物价飞涨，抗儿们吃着杂粮，食不果腹，接收大员们却享受着从加尔各答空运而至的大龙虾：嗷嗷待哺之声与靡靡之音、断壁残垣与灯红酒绿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极强的情感和批判力度。而在片中前后出现了六次的月亮，既见证张忠良与素芬定情之夜的海誓山盟、分离之夕的难舍难分，也目睹了张忠良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甚至在同一轮明月之下，素芬思念着离散的丈夫张忠良，而他却成了另一个女人的裙下臣。
    果戈理曾经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部富有民族特性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塑造富有民族性格的人物来表现民族精神的，在电影艺术长廊里留下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导演满腔同情地刻画了素芬这个角色，而白杨不温不火、朴素自若的表演更是赋予了素芬这个典型的中国妇女永恒的艺术魅力。素芬身上浓缩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善良、贤惠、坚韧、质朴、勤劳，孝敬公婆，体贴丈夫，慈爱子女，强忍心中凄楚鼓励丈夫离家抗日，独自无怨无悔地挑起生活重担，困顿中仍以绵薄之力帮助别的难民，为他们洗衣、写信照顾孩子⋯⋯支持她咬紧牙关挺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丈夫临别时说的：“等我们打了胜仗，做一个一等一的大国民，那不是比现在还幸福吗?”她一心盼望回复往日那清贫和谐的生活，但是，当最后面对早已变心、变节的丈夫时，她所有的梦想都碎了，悲愤交加中投江自尽。事实上，作为一个传统的、底层的家庭妇女，在她的伦理体系中，死是唯一的选择。导演剖析了她的悲剧。并不是停留于讲述一个负情郎的故事，而是控诉吞噬了她生命的黑暗社会。探讨这一悲剧所折射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坚韧与柔弱的关系。同时，通过素芬的坚贞与王丽珍、何文艳的荒淫的对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编导爱憎分明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这个时代历史悲剧中，素芬付出了生命的血泪代价，而张忠良被吞噬的却是远胜于生命的灵魂!张忠良是一个更为深刻、复杂的人物。“忠”、“良”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中的标准，但是这种期望成了彻底的反讽。一个正直的热血青年，慷慨激昂宣传抗日救国、抛家离亲走上前线，历经最初三年抗战的磨难，但是在救国无门的困境中，他投靠了交际花王丽珍，在大后方纸醉金迷的腐朽气氛中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沦为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的投机家、“接收大员”的走狗，进而变本加厉周旋于几个女人、汉奸之间。著名表演艺术家陶金对这一角色的把握十分到位．细腻真实地刻画了张忠良一步步走向堕落时的内心挣扎：从不满“一点抗战气氛都没有”的大后方到最后成为舞场高手，从“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决意去抗敌救国到最后的贪婪、留恋“一身的财富”，张忠良的蜕变之途上，除了王丽珍的“色”诱。庞浩公的“权”诱和“利”诱之外，究其本质，一方面在于当时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极力诱惑，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于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观众常常会痛斥他的变心和变节，但是同时也会为他的堕落扼腕痛惜．这种观影情绪的产生，正是因为编导在处理这一人物时没有将其脸谱化，从而使得张忠良这一形象获得了历史的深度和社会的广度。尤为可贵的是，虽然片中三组人物各自都代表了三个阶级，但是并没有用阶级性掩饰人性，张忠良在最后面对妻子老母幼子时，他有过震惊和懊悔，只是他身后的腐朽力量太强大了，或者说他实在是泥足深陷无力自拔了，在这一层面上，他更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蜕变堕落，可以说是买现了“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过程，这种毁灭比生命的消亡更为可怕。
张忠民只有两次正面出场——被逼上山投奔游击队和下山为父报仇，虽然是寥寥几笔却鲜明展示了以他为代表的民族气节和踏实勇敢的抗敌精神。同时，片中对于张忠良周围的“群魔图”的刻画，也是十分见功底的，如舒绣文以舒缓有致的漫画化风格，演活了王丽珍这个依附于反动阶级的交际花的八面玲珑、心狠手辣和妖媚泼辣，而上官云珠也十分细腻传神地表现出了何文艳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既风骚善妒又不免自怜自艾。
片名“一江春水向东流”直接取自李后主的《虞美人》，定下了全片的情感基调。片中还大量融入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再如张忠良之母在灯下为他缝制棉衣，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写照，而母亲的殷切期望与儿子最终无情地将他们遗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编导匠心独具，使谴责更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