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爱”学说与西方人文主义之历史比较

儒家“仁爱”学说与西方人文主义之历史比较

中西方都有灿烂的历史，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但由于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思维、认识方式和风格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西方不同的认识方式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而儒家的“仁爱'学说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先秦时期，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思想大解放，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而儒家思想在其中更是独树一帜。从孔子的“仁者爱人” 到孟子的“仁民爱物”，反映了早期儒家仁爱学说从春秋到战国的日渐丰富与发展。“仁者爱人”的观点是一般意义上人对人关系的讨论，孔子主张以“爱人”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和谐性，进而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孟子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 的思想，并进而提出了“仁民爱物”的命题，阐述了“仁爱”观念的层次性。他说: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意是说，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即对于亲人要亲，对于民众要仁，对于万物要爱。这里贯穿了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爱心。

这个时期的仁爱学说虽然从统治者出发，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具有积极地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古希腊工商业的发展、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成熟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雅典人开始逐步发起对物质世界的探讨，转而关心与人类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智者学派由此诞生，这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起源。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普罗塔哥拉，其思想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即主张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但智者的言论内容和辩论方式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倾向于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其容易导致诡辩，但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精神的最初体现。

苏格拉底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普那里，人还只是个体感性的人，而在苏那里，人则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思维的人。即“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人对自己的认识仍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而“认识你自己” 中人对自己的认识则已经具有了理性认识的含义。苏格拉底对理性的尊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与18世纪启蒙思想的特点极为相似，因此可以把他看作是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和战友。

到了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对儒家创立的“仁爱”学说非常重视,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发展。一、孟子认为仁源于人的恻隐之心;董仲舒则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从而确认了仁的外在的超越性本源。二、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爱学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三、孟子以后儒家倡导仁义,董仲舒则将仁与义区分开来,认为仁与义有分别:仁指向他人,要求安人、爱人,而不是自爱;义指向自己,要求正我、修己,而不是正人。董仲舒的仁爱学说,在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这个时候的西方，正在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控制人们的思想，人文主义精神遭到压制。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强调发挥古希腊、古罗马著作中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生幸福的思想，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统治，反对禁欲主义。“人文主义”的得名，是因为倡导、研读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学，但作为一种思潮，则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所引发的社会启蒙思潮，是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开端。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质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文艺复兴运动使正处在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人们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价值，作为人，这一个新的具体存在，而不是封建主以及宗教主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的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充分的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层层纱幕的有力号召。文艺复兴运动对当时的政治，科学，经济，哲学，神学世界观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革命风暴，也被称为“出现巨人的时代"。 但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在传播过程中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价值，在传播后期造成个人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相比较于西方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文艺复兴运动，此时的儒学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仁爱学说发展到此时表现为三纲五常。不仅回应与解决了当时社会与文化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其的分析来帮助我们思索一些诸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新树立国人的信仰，正是理学智慧的意义所在：1、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和平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人类都需要和谐的意识。2、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3、宋明理学崇尚道德，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崇尚道德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4、宋明理学强调力行，力行意识及其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自强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当然，其相继作用也显而易见：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具有

尊卑等级、重男轻女等观念，因此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到了17——19世纪，欧洲各地先后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这被称之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为人文主义增添了新的内涵。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势力对人民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他们主张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在他们看来，封建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思想，造成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文化经济上的落后。因此，他们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主义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动摇着封建统治，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此时中国的封建专制走向没落，儒家的“仁爱”学说成为求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失去了其追求圣贤学问的精神。虽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缓慢。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李贽是明后期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儒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强调经世致用，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早期儒家提倡以“仁爱”为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 思想无疑贯穿着爱的理念，但是它和儒家仁爱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仁爱观作为封建等级制度下一种特有的社会意识，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搞清楚这一点，将会使我们在批判中继承其合理的一面，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而当代西方人文主义者把人文文化看作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将科学消解于人文文化，或用人文文化来统一科学，其结果是走到了与科学主义正好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汇合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上的汇合，它们应当汇合于既超越狭隘的科学主义，又超越狭隘的人文主义的人文精神。

不论是仁爱学说还是人文主义，都注重人与人类社会，都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其发展而不断创新。相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国情，儒家的仁爱学说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定能够相辅相成，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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