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解读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发布时间：2018-09-19 23:32:49 来源：文档文库

小中大

字号：

手机查看

微笑的悲歌

--余华《活着》解读

摘要：余华是九十年代最杰出的先锋派作家,他以其冷静的叙述笔调、独特的思维方式创作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对人的存在与生命进行不断的探索,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描写死亡、血腥、苦难、暴力,创造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隐喻象征的世界，裸呈出或许并不为世人所认同的世界荒凉的本质。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人性恶的世界。无论是写人性恶还是写人性善,都是余华小说人生苦难主题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面对苦难的两种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写善的温情还是写恶的残酷，均不过是人生存在的状态,其中最根本的乃是对人的存在的生命本原的探讨。

关键词：微笑；悲歌；余华

《活着》讲述的是一位老人的故事，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斗争史。老人的亲人相继离去，直到他惟一的孙子也走了，他买了一头垂危的老牛，从此二者相依为命。但老人依旧活着，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他的活着是一个结局，也同样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的，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的。”

一、苦难与死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苦难的主题和死亡叙述模式是余华小说的两个基本的叙述方式。这是两个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苦难是以死亡为终结,死亡是苦难的前奏,死亡深化了苦难,苦难点缀了死亡。苦难与死亡在《活着》中表现得最为深切也最为痛彻。

《活着》中的苦难既漫长又沉重,其中的人物就象上帝从乐园中赶出来的受难者一样,其人生就是为了曾经的出逃而赎罪，在经历一番苦难后进入坟墓的关口。福贵的一生多次面临亲人的死亡,除却母亲外,每一个都是他亲手埋葬的,人生最大的痛苦就在于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一个地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最后连眼泪都没有了,连诉说死亡都成了无感情的麻木。风霞因哑病曾一度失去了她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权利,二喜的出现或许给她带来了短暂生命中的片刻欢乐,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死亡的直接原因。最让人读之泪下的是有庆,十三年短短的岁月对他来说是无尽止地忍受饥饿和贫穷。因为饥饿他不得不以喝池塘水充饥,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每天光着脚丫跑着去上学。当通向城里的小路上再也不见哪个跑来跑去的小男孩的时候,《活着》把人生的苦难写到极至。此外,象家珍、春生、二喜，甚至队长、老全,凡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幸福的。灾难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兜头罩下来，无法预测无法逃离，唯一能做的就是承受。

与苦难主题相伴的是死亡叙述模式。《活着》是讲人生存在的故事的,有生存必然就有死亡,因而《活着》也是讲述死亡的故事的。死亡是存在主义哲学十分重视的一个概念,是行而上学的,作品中也就充盈着死亡与生存的思考。<活着>中的死亡虽然有时候也带着一种宿命感,然而死亡的起因却是随意性的偶然性的,无须任何理由的,人的生命是毫无怜惜的。小说中描写死亡的次数有十次：父亲被气死,母亲病死,老全死在战场,龙二被枪毙,有庆抽血被抽死,风霞难产而死,家珍病死,二喜被夹板夹死,苦根被豆子噎死。在接二连三的死亡中福贵有九次亲眼目睹,七个是他亲手埋葬。无论人如何挣扎,最终难免被死亡将了军,多次重复死亡,给小说蒙上一层浓重的悲哀,无论作者如何以中途转换叙述的方式来淡化悲哀,仍给人以极大的恐惧与哀伤。

死亡与苦难，人类生存中不能承受之轻。尽管苦难象原罪一样如影随形，尽管死亡也不可预知，尽管人活在苦难的纠缠和死亡的恐惧中，但是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活着，并且代代延续。那么，人是如何面对这种生的困境呢？

二、英雄已死：俄狄浦斯精神的消失

随着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随着小说的表现对象从英雄向凡人的转变，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均开始关注凡人的命运遭际和情感体验，于是，英雄成了传说中的神话，崇高的俄狄浦斯精神也随着往日的英雄烟消云散了。然而，人生命运的无常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仍然是萦绕在凡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活着》是讲平凡人的一生的命运的，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卑微的，渺小到世界不会因他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也不会因他们的存在而有所缺失。人的生存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以某种超常的斗争获得某种永生，而在于生命过程。《活着》中，福贵并没有因周遭的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而感到恐惧，也没有因此产生反抗或沉沦。而是仍按他一贯的生存方式而生存着。命运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战胜老人的生存信念，他仍要像以前那样活下去，尽管他自己或许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着，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何在这种行而上学的思考是他所不具备的。他所知道的是他还活着，生命仍存在且还要将延续下去，或许在不知的明天他也将离去然而今天他还活着，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活着“这件事。

在人“活着“这一过程中，坚强、勇敢、乐观等一系列为了活着本身而做出的反抗和斗争在福贵看来或许他不懂得。也就是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身份地位使得他并不理解什么是所谓的伟大的品格，尽管他无形中具备了这种品格。因而，他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伟大的。在这里，给人以心灵震撼的俄狄蒲斯精神消失了，人的隐忍与坚强以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默默存在着，人并不伟大，而是一个渺小的活着的存在物。就如在存在主义哲学家加谬的《局外人》中，当一场史无前列的瘟疫笼罩在小城的上空的时候，当瘟疫的魔爪伸向所有人的时候，当城市里的所有人包括医生对此事默然的时候，只有里厄医生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起了一切，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妻子，当有人说他很伟大的时候，他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他只是在履行一个医生最起码的救死扶伤的责任。福贵也是如此，他不懂得什么是所谓的伟大的人格，他只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还活着的人，那么他也要履行一个人最起码的职责——继续活着。既然人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做好活着这件事，做一个称职的人，那么人如何面对活着本身，福贵用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承担、隐忍。

三、陨落与克服：西西弗斯精神的诞生

西西弗斯因为触犯众神而被惩罚不停地把一快巨石推到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来。众神认为没有什么比从事无用而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当崇高的俄狄浦斯精神成为遥远的回忆的时候，人就是上帝抛入凡间的西西弗斯，终生从事无望而又无用的劳动。加缪说：“他（西西弗斯）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就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描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样，人因为对生的热情，他必须承受生命赋予的无限的磨难与痛苦，承受生命的职责，无法逃避也无从逃避。一个人一旦作为自我而存在，他有生的权利并承担生的后果，这是一种本能的选择。老全说：“老子死也要活着。”家珍说：“福贵，我不想死。”，这个“死也要活着”与“我不想死”中包含了对生的热忱，为了这种热爱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忍受更大的痛苦，忍受种种磨难，忍受漫长人生中无望而又无用的劳动。

“在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到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定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斯看到巨石在几秒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到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如果人生也如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一样做着无望的机械运动，山顶那几秒中的快乐是瞬间幸福的象征，而山脚则是苦难的深渊，那么人的一生可看做是一个长长的直线，幸福和苦难就是这条直线上忽高忽低的抛物线，命运一会把你抛到幸福的顶点一会又把你堕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幸福是片刻的而从苦难的极底点向幸福的至高点的移动却是长期的。福贵的一生中就是这样一个不停的循环运动，当他还是一个阔少爷的时候，或许他是幸福的，尽管是一种没什么深切内容的浅层次的幸福；当他失掉产业而一贫如洗的时候，生活就滑到抛物线的底点，且在这里长期徘徊；当他从战场逃回家的时候，他是幸福的，但是马上面临一系列的生活问题的时候，他又开是从从苦难到幸福的运动中；有庆的死把他又深陷到一个深渊，风霞刚成亲时的一段日子他是幸福的，但是当风霞死后，更大的一连串的灾难又来临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孤寂地生活着。尽管如此，和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福贵没有逃避，因为这是生命赋予他的责任，他必须承担。

必须为生活的热情而承担生的责任，这是西西弗斯精神的精髓。人生或许也是不断承担的过程。在输光家产以后，福贵爹说：“赌债也是债，自古没有不还债的道理，我把一百多亩地，还有这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一句“自古没有还债的道理”，使得福贵爹这个老地主的形象一下子感人起来，即使处于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候，他也要遵守一个人的责任，不是逃避而是承担。再如福贵本人，当他从富有跌到贫穷的深渊的时候，他没有逃避随之而来的苦难，而是勇敢地承担起来，开始辛勤耕作，并孝敬父母，心疼妻子和女儿。老长工长根因为他无家可归，福贵对他娘说：“苦也要把长根留下，我们每人剩两口饭也就养活他了”。因为他知道长根的今天是他昨天造就的，他有责任和义务。家珍是城里的小姐，但她嫁给福贵后，就承担起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即使在福贵一家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时候，尽管她完全可以逃避，甚至她曾一度被父亲接走，但是最终她仍然义无返顾地回来了。在《活着》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做父亲的有父亲的责任，做母亲的有做母亲的责任，做女儿的有做女儿的责任，有还债的责任，有养家的责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逃避责任，而是勇敢地承担起了这种责任，而在这承担的过程的背后则是隐忍，生的隐忍，苦的隐忍，痛的隐忍。

正如余华自己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呐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或者，冯至在《伍子胥》中的一段话可作为人生存的最好解释：因为一段美好的生活，不管是为了爱还是为了恨，无论是为了生还是死，都无疑这样一个抛掷：在停留中坚持，在陨落中克服。

四、生存与幸福：西西弗斯应该微笑

哈姆雷特曾经有一段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活着》这部书为迷惑的王子做了最好的解答，即“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笑是喜，哭是悲，死亡是痛苦，活着是幸福，这是矛盾统一的，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全部。

余华曾在《活着》日文版自序中提到一些意大利学生问他：“为什么您小说《活着》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的轻微分界在那里？”余华的回答是：“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的轻微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于《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这就是说，《活着》不是讲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的悲哀的故事，而是讲述了一个经历种种磨难还活着的一个人的经历与感受。经历是横向的与时间有关，感受则是这横向的时间长度个体纵向感受的深度，经历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感受是在事件基础上人的思想内涵。《活着》的事件是一系列的死亡，也就是余华所惯用的死亡叙述模式，在这事件上形成的人的思想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活着比死幸福。

《活着》在讲多次死亡的同时，也讲述了人对死亡的抗争和对生命的留恋。我们可以看到在死亡面前他们极力挽留自己的生命，老全身体坐起来说：“老子大小也打过几十次仗了，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死也要活着。”福贵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家珍说：“福贵，我不想死。”家珍在床上说：“春生，你要活着。”他们之所以强调生，在极端的条件下仍坚韧地活着，并以此抗拒死，因为在他们看来，生无论如何艰辛比起死来终究是件幸福的事情。福贵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抱着“活着”的信念，一方面是为了和家人团聚，一方面是对生活本身的热枕。他说：家珍说的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家珍不想死，是因为她想每年都能给福贵做一双鞋子。他们有选择生的权利却没有选择不死的权利，在万不得已将死的时候，也以一种乐观从容的心态面对死亡，这种乐观从容源自于他们对自己一生的毫无遗憾，对生的满足以及所谓的幸福。家珍将死的时候对福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我心也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做人能做到这样我也该知足了”，“你还得好好活下去”。福贵说：“我有时想想伤心，有时想想很塌实，家里的人全是我埋葬的，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就不用担心谁了。”

俄狄浦斯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经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而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这句说话是神圣的，加缪如是说。西西弗斯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快巨石上的每一个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砂矿惟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到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从“小康”堕入困顿的悲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战争，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贫穷和饥饿，经历过青年丧父丧母，中年丧子丧女，壮年丧妻，老年丧孙，一个人一生所能遭受的苦难他都经历了。但是余华说：“在旁人眼力福贵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余华又说他自己的创作受美国一首民歌《老黑奴》的启示，歌中的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活着》的故事是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故事时间是过去的，而讲述的时间是现在的，是福贵暮年的时候。一个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老人，用一种平静而温和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有愤怒没有痛苦，甚至还偶尔穿插一点小小的幽默，这是让人感动的。就象书中所说：“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几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起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

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应该认为，福贵是幸福的。

《活着》是部伟大的作品，它以平淡的中国汉字表达了人间至高无上的情感。它剔除掉了城市的浮噪和喧哗，它赋予人类精神洗练和升华的过程。它给那些为金钱而生与死的人以当头一棒，它教训了那些亵渎自己生命的懦夫，它更多的只是在告诉人们：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的。

读完《活着》后，便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去舔尝故事的凄楚，想洞彻“活着”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9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2、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3、《活着》韩文版自序，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特.塞音巴雅尔，《中国当代文学史》见p67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 999年
5、《文学理论基础》p10页，p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