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继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6月
李卓，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退休前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
69年前的今天，日本向世界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之前，日本的媒体上，不仅听不到真实和正义，甚至听不到一句失败的消息。军部、媒体和受众，三方面共同作用，构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法西斯话语权。曾奉自由、真实为圭臬的日本报界，在战时如何形成严密、一致的话语网络？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从1945年9月11日起，登陆日本本土的盟军总部在三个月内先后四次发布战犯逮捕令，被指名的甲级战犯共有118人，知名报界人士正力松太郎（《读卖新闻》社长）、德富苏峰（战时日本新闻界最大的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绪方竹虎（《朝日新闻》副社长、主笔）等人名列其中。舞文弄墨的文人入得盟军追究战犯的法眼，是战时日本报界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的最好注脚。
1870年12月8日，《横滨每日新闻》问世，宣告了日本近代传媒黎明期的到来。此后日本报业发展迅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垄断时代。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矛盾加剧，法西斯思潮开始抬头，并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军部渗透，暗杀和政变成为右翼分子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二二六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的国家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政治生态的变换及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舆论空间日渐紧缩，日本报业亦逐渐背离了舆论的批判和监督功能，最终发生“转向”，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吹鼓手”。
日本报业法西斯化的过程也是日本战时传播网络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是传播源制造并发出信息，传播者选择加工信息并通过某种渠道传递给受传者并引起反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构建传播路径方能达到传播目的是战时传播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涵。
战时日本政府的传播诉求主要集中于政策传播。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传达给民众，使民众理解，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得以顺利推行。尤其是在“总体战”的战争理念下，要想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而仅靠武力推行是行不通的。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手段和制度手段，将大众媒体牢牢控制，其目的是借助媒体的强大宣传力将政策传达于民众。而要达到上述目的，还需要借助媒体对政府出台的法令、法规、政策进行剖析、解读，挖掘出“新闻背后的新闻”，以便让受众完全了解并接受。而政策传播的目标并非止步于此，在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基础上，以政府意愿为目标进行特定引导，并对受众的思想或者行为产生特定的影响，使之完全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方完成政府所期待的宣传任务。
在上述战时传播过程中，至少涵盖了传播主体（政府）、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客体（受众）三个要素。而日本战时传播的构建路径即是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的。
第一，为保障对传播渠道的有效控制，掌握话语权，作为传播主体的日本政府利用其自身掌握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根据“总力战”推行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加强对新闻报道的管制，压缩言论自由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制定言论统制法令、法规，完善言论统制机构。同时，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来源的方式等来控制媒体。媒体希望从政府获得相关信息，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赖权力机构的帮助。战时记者想通过采访来获得准确、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困难，因而往往更多的是从交战国的政府或军方的新闻发布会获得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报道就落入了权力设置的陷阱。如果有媒体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信
息或者发布令政府不满的信息，政府可以通过剥夺其从政府和军方获得资料的权利来压制。
第二，是否能够完成政府的传播期许取决于媒介的宣传姿态和配合程度。决定战时日本传播媒介价值取舍的除了客观的政治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主观因素和经济利益等条件。可以说媒体的参与既是政府的被动诉求，也是媒体本身的主动诉求。在这种双重诉求的捆绑下，媒体自然会主动站在政府军队的一边，力求使自己的报道对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有利，并且有助于提高国民士气，激发国民同仇敌忾的情绪。换言之，媒体在面对战争时，其自身的选择是决定其报道姿态和舆论导向的根本因素。以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而言，尽管有政府权力的压制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但报社记者作为国民中的个体，自然也难以避免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氛围的支配，而从报社整体来讲，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了报社在激烈竞争中的发展趋向。因此自身盲从式的“爱国主义”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媒体参与传播网络构建的主导性内因。物质上的商业利益和精神上的国家主义促使日本媒体主动按照政府诉求参与战争宣传，从而完成了自下而上的构建。
第三，受众也是推动战时传播网络构建的主体之一。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公众舆论也可通过诸如公共情绪等非正式渠道反作用媒体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是传媒的顾客，传媒在向公众进行宣传的时候，必须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这里所说的“接受能力”除了受众的身体状况和文化水平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受众所处的环境。如果媒体的论调与受众的接受能力背道而驰，必然会遭到受众的抛弃。而受众对媒体的抛弃，必然造成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力受损，这是媒体所不能承受的。比如战时在日本民众的排外主义和战争狂热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国民的爱国热情越高涨，报纸就越会被读者的要求和周围的局势所影响，自然无论是言论还是报道都会趋向国家主义化和帝国主义化”。换言之，政府借助传播网络营造了一个狂热的战争环境，而处于这个战争环境中的受众则反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战争环境，进而促进了传播网络的日臻完善。
总之，战时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是政治网络的构建和政治传播的结果，而政治网络的构建和政治传播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和作为基层组织的媒体又是缺一不可的，二者构成的传播网络不但保障了政治传播的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传播的原则、性质和效果。
考察日本报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日本国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政治生态中借势发展、壮大，也因此而被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最终走上了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道路。
孙继强同志的《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一书，通过细致的资料分析，发现了不少湮没于历史埃尘之下的报业事实，也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
第一，在时间序列上，这本书从传媒与战争的关系角度出发，厘清了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脉络，揭示了日本报界由抗争到妥协、最终沦落为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战时日本媒体“转向”的原因。
第二，在日本国内横向的权力网络中，本书从政府、民众和媒体三方面考察了战时话语权构筑过程中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过程，指出战时报界话语权的构筑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政府利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为报界编织了一个法西斯化的生存环境，而处于该生存环境中的受众诉求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生存环境，进而加速了报界法西斯化的进程，同时报界自身“爱国主义”盲从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其走向法西斯化的主导性内因。
第三，在日华关系上，日本报界与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战时日本的社会思潮引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而对华政策又在极力迎合甚嚣尘上的军国主义极右思潮。报界作为社会思潮的载体，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是我国首部以战时日本报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尝试从新闻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侵华战争，从而进一步剖析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因素显得日益重要。大众传媒不但是认知国际关系的风向标，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对传媒的引导和利用也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此背景下对战时日本报界进行研究，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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