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富人是怎样先富起来的

发布时间：2018-09-22 20:57:0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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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富人是怎样先富起来的?

改革开放,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于是在这短短二十几年时间里,中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人,如今的贫富差别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

那么,穷人们要问,他们是怎样富起来的,我们还能富吗?回答会令穷人失望: 你们不能! 因为机会都已过去,再要富必须要有两样东西:资本或权力.你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梁山泊排座次”和招安了,”打家劫舍”的日子过去了!

下边内容都是从网上摘录来的,供研究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每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不同的受益者，他们的致富方式以及财富规模各不相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20 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的受益者是传统的小业主、小商贩和个体户，他们散落在农村和城市的角落。由于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人们对“勤劳致富”的口号还心有余悸，惟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磨难的不安分群体，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存条件，率先转变了“怕富”的观念，敢吃“资本主义”的螃蟹，他们用少量私人资本投入生产、流通以及服务业，直接参加劳动或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以相当原始的方式创造财富、积累财富。

他们文化程度低，但敢想敢干，不畏艰难，不怕失败，他们激发了社会其他群体的发财欲望，测试并提升了社会对商人或富人的容忍程度。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难以与权力形成密切的结合，当时的权利部门也不敢直接与可能被再度“革命”的对象发展特殊的关系。

这批最早的受益者没有尝到与权力结合的“甜头”，因而注定了他们难以将财富迅速积累并扩大的命运，当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转向城市，他们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引入，一批干部“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他们在重新调整自身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凭借着往日的权利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保持或取得了相应的竞争优势。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格局中，在价格双轨制的体制下,权力和财富眉来眼去,开始勾搭成奸,迅速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官倒”一词,从那时过来人都懂得.

20 世纪90年代还产生了一批富豪，他们一不靠办企业，而不沾新技术，三也没有赶上“价格双轨制”而实施“官倒”的好时机；他们从一穷二白起家，在短短几年中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豪。他们或者像变戏法似的把全民财产变为个人资产，或者在金融圈内或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财富积累的速度比火箭登月还快。而在富豪崛起的同时，银行出现了巨额的呆坏帐，证券公司出现了资金黑洞，保险公司出现了信誉危机，国有企业纷纷倒闭。

中国的股市，短短十几年，从最初的“杨百万”到炒“原始股”，再到一个又一个公开或隐性的庄家，中国股市这个无序的“赌场”制造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当大大小小的庄家获利离场，股市上只剩下几千万被掏空了口袋的股民。在中国股市，获利离场的庄家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20世纪90年代开始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投资高潮，使富人的队伍迅速崛起并壮大。这种财富的积累，最初是靠侵占被拆迁户的利益以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增值，后期是靠成千上万的购房者用几十年的血汗钱维持的暴利。

房地产是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商迎来了无限美好的幸福时光。房地产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席卷全国，房地产商疯狂圈地、拼命上项目、极力炒概念、火热卖房子已成为各地经济的一大亮点。

他们最初靠土地发家。中国的土地一直是通过权力进行划拨和转让的，这为“权利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房地产商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房地产开发与投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强大的受益者。90年代初期，小小的海南岛就上演了这样一台“好戏”，一夜之间，诞生了数百位千万富豪乃至亿万富豪。在那个辉煌时刻，近千亿资金涌向海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房地产开发与投机高潮。海南岛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炒过，到处是工地，房子没有盖，仅仅凭着一张图纸就可以被人们击鼓传花式的炒来炒去，最后房价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向遥远的天际。少数人的暴富，最终是以金融机构的巨额坏账为代价，金融机构在海南房地产的喧嚣中损失了600多亿元。

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相比，房屋价格已上涨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在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缓慢、就业机会并没有全面改善的情况下，房屋价格节节攀升。在这些城市，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已不是建筑材料、人工等基本费用，而是地价、人气、概念等情绪化、人为化的非理性因素。

在中国，房地产被公认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也是引发民众上访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多的行业。在房地产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维系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参与批租土地，银行提供大规模贷款，不同的利益集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获得各自的利益。

中国大大小小的富豪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在中国只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年便可以完成。

新世纪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也催生了一批财富英雄，他们凭借卓越的聪明才智和对资本市场的机会把握走在新经济的前列，涌现了一批诸如陈天桥、丁磊、张朝阳为代表的阳光富豪。这批富豪的崛起，转变了社会对富豪的认识和看法。他们很少利用权力资源，相反，他们与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一现象引起了权利的不安和惊慌，他们靠个人和市场的力量催生和带动了一个新的产业，为社会和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足够的虚拟空间。

“权力资本腐败”是富豪发迹的最重要的捷径。正是由于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资本，才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聚到少数人手中。

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检察院反贪局办的案件中有不少串案、窝案都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展开。他们都和财富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着!

国企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这道丰盛的晚餐已是人人皆知的普遍现象，国内不少丧失了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被一些利益集团所迷惑，为种种公开的掠夺摇旗呐喊，政府相关部门的沉默也助长了这种疯狂的掠夺。如今，当人们公开谈论国企改制的利弊时，几乎所有值钱的地方国企已被卖的差不多了，全体国民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转眼间变为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一方面少数人利用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力，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积累起个人雄厚的资本，一夜之间拥有私人企业，反过来雇佣工人，进一步获得利润，个人财富不断增加和膨胀。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企业陷入亏损和破产的边缘，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一方面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在大多数人身上体现。

比如,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这几年也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的流向私人手中。山西是我国煤炭的主要产地，因煤而富的人一下子遍地开花。然而屡见不鲜的矿难、真刀实枪的资源争夺战以及每年数百亿的财富流失，其背后都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在产煤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等耀眼的政治资本都被煤炭富豪们所攫取，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不官而官，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这些富豪在经营煤炭的同时也在经营着政治，而且经营政治的水平超过了经营煤炭的水平。“经营政治”是指煤炭富豪们与官场亦明亦暗的 “鱼水关系”。当他们迈出由农民转向煤矿主的第一步时，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须在经营煤炭的同时经营政治，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最终成不了煤炭富豪。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 1994年为 0.467，而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