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 - 1995)之三（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三(一)

六、关于传统经济与近代化（一）近代农业发展与不发展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在近代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一直存在并占优势地位，农业资本主义十分微弱，争议较多的是关于新式农垦企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丁长青认为新式农垦企业从事商业性农业，引入新的劳动组织、经营方式和新技术，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刘圣宜、戴鞍钢、黄逸平、毛德鸣等也持相似观点。章有义等认为新式农垦企业不仅在数量上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性质上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朱坚真认为在产业结构单一狭窄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内部固有的矛盾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农场营形式解决。王玉茹指出中国农业落后于日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出现类似日本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革命，而政府对农业投入太少，农业生产能提供的剩余增量也很少。关于近代经营地主的情况，刘克祥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分析了经营地主的经营方式和规模、资本构成及运营等，认为近代经营地主是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经济，由于近代中国城乡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断下降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经营地主向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演变的道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考察了近代农业中经营地主、富农经济、农业公司和农场这三种形式后指出：经营地主的优越性在于规模经营，但在多数情况下经营地主并不比出租土地、个体生产能获得更高的产量，这除了是由于地主不善经营外，还因为中国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不可低估的生产效率，而规模经济在这种集约农业中并非重要因素；富农经营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劳动力，富农以家工带领雇工，是传统农业条件下最有效率的劳动力组织。但富农经济极不稳定，其作用不大；农业公司和农场的主要作用在于把股份集资制度入农业，并部分地引入了新式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垦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上有所贡献，但因其数量很小，在整个农业中作用微乎其微。这些关于不同经营形式生产力状况的分析，对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研究颇有启示意义。43]过去学术界多强调近代农业的不发展，并特别指出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已面临危机。近几年强调不发展者仍有不少，例如章有义指出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增加较快的时期是19世纪末至抗战前夕，但耕地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的情况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他认为，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但人均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论断难以令人相信。近代徽州、东北等地的实证分析表明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于18世纪达到顶峰，并转入停滞状态；19世纪以后直至近代，农业中虽然出现一些新因素的萌芽，但所起作用微不足道，不可高估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新因素中的作用。卢锋、王天奖、魏丽英、符长泉、万振凡、吴存浩、郑庆平……等也分别论述了近代农田单产下降、农业不发展及其原因。也有一些学者较为强调农业发展的一面，例如，吴承明指出20世纪以后粮、油单产都在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但他也指出20世纪以来粮食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于高峰；他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仍然有所发展，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吴柏均、邓亦兵、徐秀丽、庄维民、唐文起、刘克祥……等分别论述了无锡、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东北……等地农业的发展及局限。王方中通过对农村地价涨落的研究，指出在本世纪最初30年内，地价上涨，这与农业生产情况较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1931年开始，农村地价大跌，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收益减低。徐秀丽等通过对近代冀鲁豫三省粮食生产的研究，认为19世纪中后期由于长期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包括总产和亩产）均趋减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农业逐渐复苏；20世纪头30来年，由于若干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及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粮食生产持续增长，亩产逐渐回升，农业效益较好；20年代末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的影响，农业生产全面萎缩，到1935年时才有所回复。44]（二）近工手工业过去学术界较为强调近代洋货进口和国内新式工业的发展对传统手工业的摧残。吴承明等通过对30个传统手工行业的考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修正意见。他们发现这些手工行业中只有8个（其中主要是手纺纱，别的产值比重不大）在洋货大量入侵后被摧毁或部分摧毁，其余22个行业都维持生产，并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20年代初，所有被考察的行业都或多或少有了工场手工业形式，并且民族机器大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侯。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新手工业也大部分有工场手工业形式。汪敬虞认为，近代工厂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共存。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独具的特点。陈庆德指出，直到1950年手工业生产仍在工业中占绝对优势，其原因是农村贫农经济的普遍化构成了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庞大社会基础。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地区手工业的实证研究，对过去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及农民家庭维生的需求来解释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发展的观点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农民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动机也是推动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关于手工业的分地区、分行业研究的文章有不少，这时不再一一列举。45]（三）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关系按照“现代——传统模式”的观点，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先进的、能动的，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只能起历史惰性作用的。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多次批评了这种把传统与近代（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例如，吴承明等认为传统经济与近代化并非绝对对立，象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一样，传统经济中也有它能动的、积极的因素。发现、利用这些因素，就会形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吴承明较详细地论述了我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内部积极因素。他不同意那种把传统农业看成完全消极的二元经济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论二元经济》。他指出，以高度集约化耕作为特点、单产居世界之冠的我国传统农业，至今还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他通过对近现代工场手工业的考察，指出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必要性。他还进一步提出近代中国存在一条以南通为模式，土洋结合，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工业与农业，手工业有机结合的乡土经济发展路线，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然而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却在帝国主义保护下取得优势。46]其他一些学者也就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关系发表了意见。例如，段本洛分析了苏南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相适应的一央；陈惠雄、王翔等着重从生产角度强调了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协同性；史建云从市场角度论证了农村手工业对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是次要的；谢放认为“南通模式”这种以农村传统经济为依托的近代工业，缺乏设备、技术和产品更新的动力，最终在竞争中失败；宫玉松从近代城乡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及城乡分离的扩大、城乡对立的加剧等方面论证了传统农业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汤可可认为传统经济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传统经济对近代化的制约主要来自传统生产关系，近代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在管理方式中都带有旧的东西，如工头制、包身工制等，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彭通湖认为传统经济对近代化的制约不仅限于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力方面的制约也应重视，外来的东西之所以变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生产力的抵制；戴一峰认为“传统”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等，家庭、文化对近代企业发展影响很大，不容忽视。47]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学者们提出的新见解，作出的新成果亦很多，本文无法一一列出。原拟专题介绍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后因篇幅有限，又考虑到已有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综述等发表，几经反复，终于割舍。有关商会讨论的内容也出于同样原因被割舍。其他有关专题的讨论情况，打算以后利用其他机会再作评介。敬请读者原谅。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83a572bbf23482fb4daa58da0116c175e0e1e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