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
原文：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说解：
开篇第一句，就振聋发聩，且大有深意。
首先，这种言论，其实具有很鲜明的反官府倾向，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应该不啻于晴天霹雳一般。你看，作者竟然一语挑明：百姓的疾病都是（朝廷）收缴租税所致！这就明确表达出对朝廷以及整个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那么，第二点，说这种话的人绝对不可能属于官僚阶层，而只能是社会底层人物，因为他的感情完全倾注于底层民众一边（请注意这个“哀”字的感情色彩）。那么，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医学知识，则很可能就是一个浪迹江湖而无权无势的民间医生。
第三点，由此也就不难得知，虽然《内经》是以黄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写作，但仅仅是托名而已。再者，黄帝时代还没有城邦国家及镇压机器，不可能有收缴租税这种事情。故可以断定，所谓《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世的假托。
还有，既然朝廷必须靠收缴租税才能存在，那么请问：到底是你养活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养活你呢？
因此，第四点，所谓“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与现今网络上对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作者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最后，第五点，其实这句话的重点还在后半部分，即“收其租税，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而关键词“不给”，表面上似乎是说“不能自给”，但真实的意思却是百姓万民本来可以自给，只是朝廷（官府）的掠夺造成了“不给”。因此，作者的本意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充足的营养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营养不良则是引发疾病的首要因素，而官府收缴租税其实等于变相掠夺，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民众不能自给，民众不能自给的直接后果就是吃不饱饭，长期吃不饱饭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获取充足的营养，于是便因营养不良产生了各种疾病。“属”的本义是首尾相连，《说文》：“属，连也”，在这里则是形容从官府征敛租税到万民不能自给再到疾病产生的一系列因果链条，故谓之“属有疾病”。因此，按照作者的描述，归根结底，导致百姓万民罹患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然而我们还要知道，这其实正是道家的观点。《老子·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即明确指出民众的饥饿和贫困是统治阶级征敛过多的赋税所致，而饥饿与贫困当然也正是疾病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后世学者几乎都能意识到，《内经》的哲学渊源于古代的道家学派。所以，首先了解先秦道家的学术观点，即可以追本溯源，确是理解和掌握《内经》的前提和关键。这个作者当然明白，疾病的产生肯定还有气候、环境和个人身体素质方面的原因，然而其之所以把矛头指向朝廷和官府，只能是因为统治阶级奢华糜烂，贪得无厌，而横征暴敛，以至广大民众食物短缺营养不良乃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是影响大众健康的主要原因，而气候、环境和个体等致病因素只占次要。《内经》作者的思维方式也与道家宗师一样，都是追本溯源，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主要矛盾，故开篇一声断喝即点明疾病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这正是先秦道家的特点。明确这第五点对于学习《内经》至关重要，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
“气”字，而“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灵枢·五味》：“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饮食就是生命之本，而营养不良就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故而《素问》中才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以及“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等等一系列“以胃为本”的理论。
原文：
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说解：
古人所谓“毒药”，与后人的观念截然不同。后人往往把毒药理解为谋害性命之物，与治病救人正好相反，而古人恰恰是利用毒药的毒性来治病救人的。因此，实际上，古代的“毒药”大抵相当于现代西医用于抗肿瘤的化疗药物，只不过，二者的出发点不同。
最初，上古之人，茹毛饮血，民智未开，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未知和恐惧，故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万物有灵，这也是原始部落普遍盛行图腾崇拜、降神驱魔以及各种巫术迷信活动的原因。按照这种灵异观，人之所以罹患疾病，无非都是由自然界的魑魅魍魉附体作祟所致，而欲驱除这些附体的灵异鬼魅，除了诅咒祈祷(实则心理安慰之外，就只能采取以毒攻邪的方法。所以，上古之人并没有用药物“补养”、“调理”的意识，凡用来驱邪治病的药物必带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凡能够使人中毒的矿物植物，都可以被当作驱邪治病的药物来用。也就是说，上古之人，要想治病，必须得有点豁出去中毒的精神，敢于以命相搏才行。《尚书·说命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是说药攻人疾，总要使人昏聩眩晕（其实那是神经中毒的表现），方可瘳愈。《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则是描述上古先民最初发现药物作用（致人中毒）的情形。
因此，很显然，以毒药来治病，其实是以人的健康为代价，做孤注一掷。那么，即使终获病愈，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也必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中毒而致残致死的事情，势必是时有发生。于是，到了春秋时期，民智渐开，理性萌生，文明程度普遍提高，这种比较危险的治病方法就开始受到质疑和抵制。《论语·乡党》：“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给孔子送药，肯定是一片好意（“馈”是以美食相赠的意思）。只是他还固守着上古时代的习俗，认为疾病只能以毒药攻伐，则毒药就属于居家必备之物，所以才会把比较高档（毒性稳定且毒性适中）的毒药当作礼品相互馈赠。然而孔子已经认识到邪魅附体的事情比较荒诞，而以毒攻邪的治疗方法危险太大，断不可盲目使用，只是出于礼貌，接受了馈赠，但是同时也很客气地告诉他：“丘未达，不敢尝”。
本篇作者所谓“毋使被毒药”，其实和孔子是同样的意思，明确表达出对以毒攻邪的反感和否定。盖编篡《内经》的目的，就在于给大众提供一种疗效可靠且没有明显毒副作用的新式治病方法，那正是针刺的方法。
因此，这第二句话就是对《内经》创作目的和学术宗旨的明确宣示，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
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凡人体一切疾病，若挨个具体分析，实际上都是患者自身的经脉不通、血气不调所致，这才是真正的致病原理，而鬼魅附体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用毒药来以毒攻邪了。正是因为对病理机
制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所以也就完全可以换一种方法，用“微针”来治疗各种疾病，而无须冒着生命危险用毒药攻疾。毫无疑问，《内经》的全部篇章，都是围绕着针刺治病这个学术宗旨，那么这句话显而易见的言外之意就是：微针与毒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根小小的金属针，既能通经脉、调血气，解除各种病痛，更重要的是，还不至于伴随着很大的毒副作用。此所谓“微针”，乃相对于“砭石”而言，在这里则是对金属针具的一个特称。很显然，“微针”是《内经》作者自创的一个带有明显褒义的名词，因此这个“微”的意思应该是“精致”，而不会是后人所理解的“微小”。我们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