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而小天下（诗词赏鉴·自强不息）
杜甫《望岳》赏析
钟振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1月15日第 15 版）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24岁，北游今山东，遥望东岳泰山，写下了这首雄视百代的五言古体诗。
此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岱宗”，泰山又名“岱”，为五岳之首，诸山所宗，故称。起句设问：泰山是什么样子？顿时便抓住读者，将他们拉进自己的诗境里来。次句自答：它苍翠着整个山东大地，绵延不绝！今山东地域在春秋时期分属齐、鲁两国，齐在泰山北，鲁在泰山南。“青”，用作动词，炼字精悍。“未了”，不曾完结。泰山山脉之大，非远观不能领略，这就缴出了题中的那个“望”字。
第三句，“造化”指大自然及其创造者。“钟”，聚集。此句谓上苍对泰山特别眷顾，集神奇秀丽于其一身。这是对泰山的高度赞美。第四句，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日落为“昏”，日出为“晓”。此句夸张泰山的高大，说它割断了夜晚与白昼。“割”字下得老辣、生新。这两句仍然从大处落墨，对泰山作宏观描述。
以上四句，重心在“岳”；五六两句，重心转移到“望岳”的“我”。“层云”，重叠的云。“决”，裂。“眦”（zì），眼眶。二句是说远望泰山，云气缭绕，胸中仿佛也有重云生成并激荡；瞪大眼睛，目送鸟儿归山，直到它们没入苍茫山色，眼眶都快要瞪裂。这两句，特别是“决眦”句，刻画自己“望岳”的情态极为传神。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律诗才要求中间两联对仗。本篇三四五六句是两联工妙的对仗，熔律体入古体，尤见诗人融会贯通的文学才力。
“决眦”句中，那“归鸟”已将作者的诗心从远望之处牵引到了山中，与他心仪的泰山零距离接触了，于是末尾便水到渠成地由“望岳”自然延伸到“立志登岳”。“会当”，定要。二句是说：我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峰，俯视那矮小的群山！这正是《孟子·尽心上》“（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云云的诗意表达。卒章显志，青年诗人用最高亢的音调唱出了他的人生理想与追求。此前不久，他刚经历了进士考试失利的挫折。但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滕王阁序》），仍保持着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锐气。凭着这股锐气，尽管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至少在诗歌创作上，他为我们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文学的“泰山”！
巧遇罗马的中国人（散文）
陈瑞琳（美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1月15日第 15 版）
想去意大利，已经等了很久，有点像多年暗恋的情人渴望见面，因为恋，所以怕，因为爱，所以情怯。生怕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生怕那个长久的梦想辜负了我。
就要出发了，父亲说：“要学会旅行，不是旅游。旅行的人一是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二是看那些将要发生的未知的故事！”
到达罗马是在一个普通的早晨。我们乘坐着最便宜的大巴进城。简直不能相信，这摇摇晃晃转弯抹角的机场大巴就在那古罗马的废墟里穿行，车子钻过古城墙之门，两旁都是古建筑的残垣断壁，前方就是斗兽场和元老院，我的脑海在一瞬间时光倒流，告诉自己已经踏上了古罗马的土地。
隔着玻璃的窗子，望着帝国大道上耸入云天的松树，我好像听到了当年的罗马三巨头：克拉苏和庞培共同扶持凯撒的声音，那空气里好像有马略和苏拉大战的血腥！罗马人在讨论着要共和还是要专制，他们向人类提出了一个最难的题目。历史是多么诡秘和不可思议。
事先就在网上找好了中国人开的经济家庭型旅馆，口碑相当好，地址就在火车站附近。一幢四层的小楼，电梯小到只能容纳两个人，需要自己用手把电梯的门拉紧。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她的名字叫依萍。
坐下来休息才知道，女老板依萍来自安徽芜湖，当初来罗马是一无所有，她先在亲戚的餐馆打工，然后帮老乡到火车站给小旅馆拉客。依萍很聪明，人也诚恳，又是女子，很有信任感，所以拉到的客人越来越多。后来，她竟然用自己的积蓄贷款买下了火车站前的一套公寓，那时候罗马正闹经济危机，公寓大降价，等她买了之后意大利改为欧元区，房子的价格立刻涨了一倍！于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小旅馆，再加上先生的帮忙，生意越做越好，如今他们俩已经拥有两个家庭旅馆了。
住在依萍舒适的家庭旅馆里，很是为罗马的中国人骄傲。依萍能吃苦，有智慧，白手起家。她特别注意向西方人学习，比如房间的干净，早餐的西式标准，绝不马虎，绝不偷工减料。只有这样，她的客人才会源源不绝。
据依萍的描述，从前的罗马火车站附近，都是些五六层的老房子，楼上是住宅，一楼的商铺都是一家家的咖啡馆、面包店、花店、理发馆、熟食店、服装店以及艺术品店等等，住在楼上的居民一下楼就可以泡泡咖啡馆或者酒吧，很方便地买到蔬菜面包香肠，就像电影《罗马假日》里的情景，生活颇为惬意。喜欢艺术的意大利人特别讲究生活的情趣，即使是服装店，店堂里也摆着艺术品以及漂亮的鲜花绿植。即使是理发馆，店里也陈设着油画及老古董。
现如今，一家家以批发服装为主的中国店铺逐渐取代了楼下的咖啡馆、面包店乃至艺术品商店，住在楼上的居民们再也不能过那种下楼就能喝杯咖啡出门就能买鲜花的日子了。但是没办法，中国人能挣钱，能付更高的房租，或者干脆买下来。这些做批发生意的店铺主要是以量取胜，在店里面要尽可能多地展示商品而不再像意大利人那样在店堂里摆设鲜花或者艺术品之类，这样的店铺对当地人来说实在是缺乏魅力，所以住在楼上的居民有条件的就搬到了别的地方，搬不走的就只有抱怨了。
好美的罗马早晨，依萍送来了早餐，有果汁、鸡蛋、面包。这才看清楚，她的这套公寓除了主人的大卧房，共有三家客房，最欢喜的是她家的大厨房，自己可以随便煮东西吃，锅碗瓢盆好齐全，连辣椒酱都随便我用。不过，当我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只住在一间房里，已经是少年的儿子正拉着帘子坐在父母的卧室里写作业，还是很感慨中国人太节俭了，因为明白那是为了多一间房拿来租给客人。
在我心里，真希望多一些依萍这样的中国人，能在意大利为中国人赢回声誉。
中国情结
段宝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1月15日第 15 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接触了许多外国学者，同时跨出国门，到五大洲20多个国家开会、考察，碰到许多感人的事情。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可以说是“中国情结”。
1978年改革开放初见端倪，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就通过考古系的俞伟超先生找到了我，在北大临湖轩见面，向我介绍了国际上民间文学研究的许多学术动态。他说：“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是世界性的学术组织，总部在芬兰，每5年开一次会，这种世界大会就是民间文学界的‘奥林匹克大赛’，他们非常希望中国参加，有人说我代表中国。其实我不能代表中国，还是要你们自己去才行。”他看了我们的一些论文之后，对我说：“你们都是世界一流学者，应该入会。”于是他介绍我和贾芝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当我到国家教委去注册时，发现我竟是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第一个人。
丁乃通先生在1978年以后，几乎年年回国向我们通报国际学界的研究情况。1979年在英国爱丁堡开第七次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世界大会，他希望中国学者出席，未能如愿，1984年在挪威卑根大学开第八次大会，我们虽未能出席，但提供了论文《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此文是批评西方喜剧美学不够全面的。丁先生怕它会得罪西方学者，说最好换一篇文章，我说时间来不及了，已寄了出去。开会时学会主席劳里·杭科教授却对这篇文章评价甚高，一定要丁教授替我宣读，他不愿意，由丁夫人宣读了。后来劳里·杭科说：“西方的学者们颇相信他们的美学范畴普遍适用，民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动脑筋才好。”1989年在布达斯开第九次世界大会，中心问题就是“民间叙事的审美观念的科学问题”。劳里·杭科教授说：“我们已经感到把西方的美学和科学观点强加在世界不同文化的民间文学上是冒失和欠妥的。”
这个事实说明，丁教授的顾虑是多余的，西方学者为什么迫切地希望中国同行参加会议，不只是为了多了解一些中国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为了交流科学研究成果，在追求科学真理的事业中，共同携手前进，他们不但不害怕不同意见，而且欢迎新的研究成果，并且对“西方中心论”并不一味护短而是发生了怀疑。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意见是尊重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东方学术，国际民间叙事学会1992年在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召开的第十次世界大会上，作出了一个决定：“以后多到东方国家开会！”虽然在布达佩斯、英斯布鲁克的两次大会上，都有多名中国学者参加，中国会员已发展到二十多名，张紫晨、乌丙安、过伟、刘守华、叶春生、刘铁梁、陈勤建、李扬等人都已入会，但是他们还认为不够，还要多到东方国家开会。
1995年1月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在印度古城迈索尔召开，贾芝、过伟、王炽文和我参加了大会，我在宣读论文时，会场满座，还有一些人站着听，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民间故事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引起了很大重视，学会领导还决定下一次大会的中心论题就是“民间叙事的未来”，也就是“发展前景”，几个参考题也是我的文章中提到的。
1996年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新民间故事的专题讨论会，到会人数超过了预定人数，学会主席瑞蒙德说：“许多国家的故事早已冷冷清清，而中国的故事却欣欣向荣，出版了那么多‘民间故事集成’和‘故事书刊’，这种情况真是令人鼓舞，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996年我收到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主任瑞果里教授的通知，说准备提名我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等书参加“彼得奖”的评选，后来又得到正式通知，说经过国际著名学者组成的评委会的评选，决定授予我“彼得奖”。彼得是意大利人类学的创始者，彼得奖是一个大奖，我到意大利领奖时，曾到彼得民俗博物馆、图书馆参观，并到巴勒莫大学讲学，讲民间故事专题，他们说，他们正在编西西里民间故事，讲中国专题时，他们要我用中文来讲，当然，他们听不懂中文，但很想听听中文的发音，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同时，对中国也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在印度开会时，丹麦的易备彼教授宣读的论文是研究扬州评话的最新成果，她曾多次到扬州调查扬州评话，写了厚厚的一本研究扬州评话的专著。1996年她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国现代口头文学国际学术讲座会，好几十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学者，会聚在哥本哈根大学，她还邀请了扬州评话的王筱堂等5位著名艺人参加大会，作了精彩的表演。在国外召开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会，开得那样热烈，是令人难忘的。
到会的有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博士，他是国际汉学家中的佼佼者，很有威望，但是他在发言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在座的有我的老师段宝林教授。”李福清院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30多年前他在北大由我指导写博士论文时，系统听过我的民间文学课。1981年他作为自费旅行者来华是当时苏联的第一人，他对我说：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对华友好，没有写过一篇反华文章。他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友人。他那次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新出版的书刊，编了几本当代小说选出版，并作了多场报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影响很大。后来他又去台湾讲学数年，在台湾出版了好几本厚厚的专著。他还把俄罗斯所收藏的《红楼梦》珍贵版本和许多中国年画介绍到中国来，和王树村先生合编了一本年画集。他常来中国，为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许许多多可贵的贡献。
2004年1月6日，是我的70岁生日，想不到在异国他乡，有好几百人为我欢宴“祝寿”。这是一个巧合，当时我在泰国某大学教书，1月5日正好是文学院教职员工旅游聚餐的新年盛会，在一个山间风景游览胜地的酒宴上，人们可以自由表演文艺节目，我也上去唱了一个英文歌曲《美丽的梦神》，并说：“明天是我70岁生日，很高兴给大家唱一个歌。”歌声刚落，马上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大合唱，热情活泼的外国朋友举起酒杯，高声歌唱向我敬酒祝寿，那热烈的情景大出我的预料，唱了好长时间，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令人永生难忘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传承文脉
——谈谈《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
梁鸿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1月15日第 15 版）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是可以以文脉之久远而自豪的，至少上溯至公元前17世纪，我们已经有了文字记录的痕迹，从现在留存下来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后人清楚地见到了散文的端倪。同时还应该强调的是，虽说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来诗文并举，既是诗歌的家园也是散文的王国，但散文比诗的出现则早了1000多年。因此，中国文化习惯于讲“文以载道”，没有文，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中国人的文化遗存，就无法得以保存。“十三经”也好，“二十四史”也罢，都是靠着散文而得到记录的，这些记录与承载本身，构成了浩瀚、博大精神资源的长河。
事实上，历代文人墨客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书写的文字，品类丰富、风格繁多，或发乎性情，本乎义理，或辨疑释惑，解剥纷难，或致候问安、通报音信。古代散文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精神财富，反映的是古代散文家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既是对生活的解读、反思，也是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提炼、概括、向往与追求。如此丰厚的古代散文遗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藏，对其进行认真挖掘、阐发，从而继承弘扬、发扬光大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当代文化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陈兴芜与傅德珉对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时间长、成果多，他们合著的《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带领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王国里遨游，既让我们一路领略纷繁的胜景，更使我们的精神得以提升。
这部著作不单纯是散文史论之作，更有着明确的学术自觉，其显著特点是善于把中国散文的发展与中国人的成长、与中国文化的成长联系起来，从历史的足音、文明的演进中，找寻出散文发展的轨迹，并给予准确的定位。比如作者在《绪论》之后，列论及定位中国古代散文在历史各阶段的发展——“文化初始：纪实与简洁——远古散文的萌芽，文化争鸣：史传与论辩——先秦散文的崛起，文化一统：鸿辞与阔论——秦汉散文的演进，文化多元：清峻与通脱——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多彩”等等，直至随后各章的论述，均有知史论文、知人论文的自觉意识。比如在谈及李斯时指出：“李斯的这些刻石铭文，继青铜器铭文而发展，文字朴实，句式以四言为主，气势奔放，正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影响汉唐以及其后的各类碑志体散文的发展。”有力揭示了李斯在散文方面的贡献。
本书发扬了我国学术研究勤勉多思的优良传统，善于将结论和观点建立于丰厚的史料与文本研究基础之上，整体论述覆盖极为广泛，由远古及至辛亥革命时期，文本涉及数以百千计的古代散文作家的作品，旁引150余部研究著作，善于把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分析与对作家所在时期历史、文化状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评判论述，这样扎实、细微、入里的研究尤其值得提倡。
比如作者既重点研究、论述了历史上的文学名家的创作，也关注到了类似东汉诗人秦嘉与其妻徐淑这样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及其“两地书”，并赞颂这对夫妇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专制时期，那些叙夫妇之情，充满人性、人情之美的创作的可贵。而对元代写作《烈妇胡氏传》的王恽之质朴疏朗、明白晓畅给予充分肯定，反映了作者涉猎之广。
这部著作视野开阔、持论扎实精当，出于多年的深入研究，反映了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极为热爱，整体行文既有清晰的史的线索、开阔的面的覆盖，也有点的挖掘，特质的概括，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头一尾的《绪论》与《代结束语》，前者总述古代散文的名称、品类、审美特征、发展轮廓，后者重点分析中国古代散文由传承文化、体现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觉自信等而展现的文化精神，郑重指出，是古代散文承载了百家诸子的文化创造，儒、道、法、兵、释，各家学说莫不由散文传承，同时，古代文化哺育和滋养了古代散文家，古代散文家在不同的时代出入于多家文化，吸收复合文化的哺育与滋养，从而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散文作品，反过来又传承和弘扬了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中国文化之丰厚意蕴则在记人叙事、纪游状物、抒情言志、论辩说理之中得到了体现，这部著作揭示了其中的规律，褒扬了中国古代散文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从钗黛妙身上看儒释道
刘卫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1月15日第 11 版）
《红楼梦》中对贾宝玉有明显爱慕之心的小姐有3位：薛宝钗、林黛玉和妙玉，仔细读来，发现她们分别体现了儒道释的价值观，令人感受到作者的匠心。儒道释三家几乎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当然也影响了《红楼梦》的整体思想。
薛宝钗虽出身富商家庭，却完全接收与承继了儒家思想。儒家的主要精神之一是积极的入世态度，一个有才能的人要将服务社会当作正事。薛宝钗对儒家思想的维护与坚守，完全出于真诚，她只是按儒家的礼教要求去说去做，不知不觉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局外的人看她是儒家的牺牲品，而她自己并不觉得，那种思想与观念早已深入到了她的内心，异化成了那样的一个人。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一个异类，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让他的父亲很是失望。宝玉对父亲的观念不赞同，却不敢公开反抗，但对于薛宝钗对他的劝告，就很直接地表示讨厌了。贾宝玉对薛宝钗的不喜欢，其实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不喜欢。
林黛玉则是道家思想的代表，她并不像王熙凤或薛宝钗那样一生都在努力地力争上游，她只是在安心地做一个自己。就连她对别人的讥讽或取笑，也只是出于自我情感的表达，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目的。
道家思想跟儒家观念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儒家讲究的是得到别人的承认，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放在社会背景中，不允许张扬个性；而道家更加关注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我们看到宝钗时时处处考虑别人会对她怎么想怎么看，所以，在长辈面前点戏，她会揣度老人的喜好而点热闹吉庆的戏，零食也点老年人能消化的甜而烂的东西，滴翠亭脱身更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惜伤害到朋友的利益。而林黛玉从来不曾刻意奉承别人，也不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掩饰或遮盖，反而会在所有的诗社活动时都尽力大逞其才，她自知有才华，就不愿掩盖，她想实现自身的价值。
妙玉是一名佛家弟子，我倒并不认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寄身庵中，只是因为身不由己。不过相对于大观园中的其他少女来说，她已是相当出世了，对宝玉虽有好感，却一点都不外露，只是一两次的脸红让读者看出其中的意味。正因为所有的人都不认为妙玉与宝玉间有任何可能，所以宝玉才能那么直接地表达他对妙玉的了解和关切，他深知妙玉的洁癖，在很多人到她这里闲坐后，主动对她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
连黛玉对妙玉也没有半点的醋意，这与她对宝钗和湘云的尖刻又不相同。在大观园诸姐妹中最为超凡脱俗的林黛玉，到了妙玉这里，也是一个“俗人”了，而且还被妙玉很直接地批评：“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
妙玉本人也是出身名门，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这样一位千金小姐，最终沦落到这步田地，其实也暗示了贾府中小姐们在家败世乱之时的状况。
宝钗、黛玉和妙玉各自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其实也代表了每个人心中这三种思想的争夺与影响。
璀璨唐诗耀千古（品味古籍）
王兆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1月15日第 11 版）
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思想各种典籍中，唐诗传播最为广泛，从三两岁的孩童到耄耋老人，都能背诵《唐诗三百首》里的名篇。李白有诗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唐诗健美多情风姿美妙，既有建安文学的风骨，又有大小谢（谢灵运、谢朓）的清纯可人。这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犹如大江大河穿过千山万壑到中流变得格外辽阔有气势一个道理。
初唐陈子昂奠定了唐诗的健康的基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何等阔大的胸襟，何等真挚的感叹！此后，盛唐出了千百万个才子诗人，李白、杜甫算是佼佼者。读一遍《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诵一次《蜀道难》《观庐山瀑布》，真令人陶醉啊！杜甫不仅在修辞上“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在三吏三别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情怀以及对底层人苦难的同情，让今天的人们依然引以为知己。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文章合为时而著”，可不是一般的随波逐流和庸俗的歌功颂德，而是吟诵民间的真实和人性的良知。唐诗，让我们看见了文学的楷模。
还有几个诗人不能不提。一是白居易，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最有名的是《长恨歌》和《琵笆行》。白居易的诗歌不仅中国人喜欢，在日本、朝鲜也很流行，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大诗人。白乐天的诗在当时好比流行歌曲的词，被教坊中很多艺人传唱。这一风格为后来宋词和元小令的滥觞。由此可以看出，好的诗歌应当是通俗易懂的，如果写得云山雾罩，修辞诡异，那就只能在小圈子里品味，诗人也就成了孤芳自赏的尤物。
晚唐李商隐的诗歌，感情真挚，体会细致，富有想象力，最好的当属无题诗。李商隐在描述爱情时，并不抱男子优越的狭隘态度简单地欣赏和玩味异性，而是设身处地、自由平等地去描写爱。他有好多名句至今为人们广泛传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一位诗人，能给后人留下三五首甚至一两句美妙的诗歌，就足以告慰平生了，未必要出很多且很厚的诗集。
唐代的诗歌之所以构成灿如银河的奇观，和朝廷的文化政策有关。唐代科举是考诗歌的。诗写得好，能在考试中得到高分，是扬名立万的进阶之一。即使在考场外，诗歌写得好，也会构成名气，甚至成为入仕为官的筹码。因此，唐代诗人多有拿了诗作去拜访分管文学艺术的官员的，李白就曾献诗给当时的“文化部长”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情不自禁地感叹：这人简直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啊——李白因此得了“谪仙”的称号。当代社会也是这样，市场青睐游戏和歌乐，唱歌的就很吃香，码字写文章的则相形见绌。
其实唐代的文章也有了不起的建树。位列唐宋八大家的唐代文学家有两位，一是韩愈，一是柳宗元。这两个人不仅是好朋友，而且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被后人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领袖。中学课本中有韩愈的《师说》《原毁》、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捕蛇者说》，让我们领略到古文大师的风采。
大众阅读从少儿抓起（文艺观察·推进大众阅读❶）
葛 竞《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524 版）
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从少年儿童时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不仅有可能保持一生，而且这一阶段的阅读滋养可以影响个体乃至群体心灵的塑造
培养民族阅读习惯，重点人群是少年儿童。从个体角度来说，阅读不仅帮助少儿认知世界，更是在塑造其人格，为其心灵注入力量，打下人生的底色。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讲，一个人从少年儿童时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不仅有可能保持一生，而且这一阶段的阅读滋养可以影响个体乃至群体心灵的塑造。
家庭是阅读的起点，家长的阅读习惯和家庭阅读氛围，决定了孩子最初的阅读态度，也将影响孩子成年后的阅读习惯。因此，对家长的阅读引导，应成为少儿阅读推广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媒体、社区、学校等机构多方联动，强化为人父母者的阅读意识，引导他们选择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书籍，意义重大。前不久，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委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一个公益项目，就是直接对0到3岁幼儿的家长进行家庭阅读辅导，可称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对于少儿阅读习惯的引导，学校需要与家庭达成共识。小学阶段，阅读和基础语文能力的培养结合得比较紧密，容易家校合作。但小学生缺乏甄别能力，容易陷入娱乐化功利化阅读：或被花哨设计实则庸俗的低劣读物吸引，或只读教辅读物、作文选集，这将束缚阅读视野、降低阅读兴趣，更违背“书籍滋润心灵”的意义。因此，学校老师需要对小学生的阅读内容进行引导，培养孩子们判断图书好坏的能力。如今，中小学校对阅读意义的理解也越来越有共识。有条件的学校不断地举办阅读节，邀请作家进校园办讲座，提倡给学生留出专门的读书时间，定期举办读后感交流等活动，值得称道。
引导少儿阅读也要注意抓时机，抓关键。进入初中后，孩子们往往进入自主阅读阶段。学校在此时如果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更个性化的阅读，将事半功倍。例如语文教师引导的阅读课、学生自发组织的文学社和读书会、校方组织的专题阅读推荐等，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而到高中阶段，学校和学生都面临着如何在升学和阅读上有效分配时间的难题。这时，有人会放弃阅读，有人转而读纯粹的消遣读物——这正是一个阅读的分水岭。在孩子面对学习压力时，确保他们能在这个阶段依然把阅读坚持下去，是重要一环。
目前，我国尚有很多少年儿童生活在贫困地区，还有许多是常年缺少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他们所处的成长环境条件有限，文化资源匮乏。在这种环境下，阅读对于滋养少儿心灵、拓展视野的作用格外重要。而这些地区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恰恰也是最少的：既缺少客观条件，又缺少这方面的意识。令人欣慰的是，针对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工作正在逐步开展。“书香童年”小书包公益活动，就是将装满书籍与光盘的“小书包”免费发放给贫困地区的3万个家庭，为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提供0岁就开始阅读的条件。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也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扶持和各界资助下，建立起小小图书馆，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正走进贫困地区推广阅读，越来越多来自贫困地区的老师也有机会走出来，到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如何开展少儿阅读推广活动。这些做法，对于中小学生通过阅读获取各种知识、健康成长会起到重要作用。
以“世界意识”成就共同梦想（人民观点）
——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之五
本报评论部《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5日05 版）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世界”从未缺席，而且分量越来越重，中国正在以“世界的尺度”规划航线
任何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历史告诉我们，从古至今，大国的兴衰都会无可避免地与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相互影响。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怎样从“世界的尺度”来规划航线，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始终要面对的时代命题。
“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从党的十八大闭幕时本届中央领导集体首次亮相，到一次次振奋人心的新年贺词，在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中，“世界”从未缺席，而且分量越来越重。“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无论是硕果累累的外交成绩单，还是全面系统的开放任务单，都当得起“世界的尺度”这一评价。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而世界所看到的，也是这样一个为了梦想而奔走的中国。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再到白宫秋叙，足够大的太平洋，见证了新兴大国和超级大国关系的创新；从首访莫斯科、到索契冬奥、再到红场阅兵，历史最好时期的定位，牵动着中俄两个走向复兴的大国携手向前；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全面铺开，到迟滞多年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终在雁栖湖畔划定，再到西子湖畔摆下的“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四大命题，中国已经化身为近年来最积极推动世界自由贸易的大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共计出访19次，累计133天，行程3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飞行了近10圈。同期在国内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165人次。在“一步一个脚印”的交往中，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倡议，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继成熟。
几乎每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都源自实现共同梦想的基础。中国正在用一种传统大国还没有尝试过的方式、一种和平发展的方式、一种合作共赢的方式去实现伟大复兴。有人担心，“修昔底德陷阱”就在眼前。习近平主席反驳，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有人认为，“文明的冲突”总是无法消除。习近平主席认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有人惆怅，“零和博弈”的困境无法走出。习近平主席坚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方案”确实与众不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战略，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为走向复兴的中国拓展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
“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习近平主席曾这样描述中国的开放：就像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一样，开开了就关不上了。三年多来，中国不仅站在呼吁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前排，而且站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前列。不是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要做。在开放的语境中，最近三年治国理政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以对内开放牵动对外开放。在“大胆闯、大胆试、大胆推”的要求下，自贸区改革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上海为先，广东、福建、天津纷纷开启各有特色的探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制度，已经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底色；在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压力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渐展现出“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批城市群呼之欲出，居住证正式启动，在“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地区间资源趋向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从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到市场和资源双向开放；从开放领域更宽，到开放水平更高，通过融入世界改变了世界，通过跳出中国发展了中国。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有学者认为，“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在参与国际事务与可用资源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兼顾对外承诺和国内需求。”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无论是大国外交创造的巨大“外交红利”，还是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谋求中国的全面发展，三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连结目标与梦想，统筹中国与世界，不仅给梦想赋予了承载历史、期许未来的意义，也给梦想插上了胸怀天下、命运大同的翅膀。这个梦想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的梦想是相通的，这个梦想可以“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中国领导人这三年抓住了“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以“世界意识”成就共同梦想没有终点，中国的成就和责任刚抵达新的起点。
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5日01 版）
“只要我们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一年来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深刻分析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任务，讲话既直面问题、切中时弊，又充满自信、催人奋进，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强无畏的政治勇气、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这些重大成效，极大振奋了党心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考验，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确保我们的事业始终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全党同志要清醒地认识到，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必须在行动上抓铁有痕、在价值观上正本清源，更好地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更好地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就要坚定反腐败斗争的目标和决心。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更好地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就要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新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更好地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就要把加强党内监督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强化巡视监督，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形成监督合力，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党就一定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走在前列，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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