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研究综述完整版

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白鹿原》的文本解读

——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

陈默雨

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尤其以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有的是针对作家的男性化叙事策略的批判，也有的是对典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与归纳。通过《白鹿原》展现出的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我们既能看到作家潜意识下流动的男权思想，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宗法制(男权主义)对女性的禁锢与戕害。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主义，女性形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其深刻厚重的历史洞察力展现了渭河平原风云变幻50年的历史变迁。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形象饱满丰富。其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与作者的男性化叙述策略引来女权主义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接下来试从众多相关评论文章中析取观点，来发掘女权主义批评界对《白鹿原》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

一、 对作家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

评论界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是基于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作者的写作，评论者的批评，读者的阅读，其视角，观点都会盖有“身份”的印章。而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社会的建造。

《白鹿原》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是宗法文化：其核心是皇权与族权，以忠孝为根本，奉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本能欲望进行残酷压制，而这样的宗法文化更是绝对的男权文化。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写作的男性作家，文本渗透着浓重的男权意识，而《白鹿原》正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1 人物塑造方式

可以看到作家对主要男性人物赋予极大的人格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大力度，更多的是给予正面描写。白嘉轩是作家最为青睐的人物之一，他仁义正直，中正不阿，在白鹿原上具有极高威望，对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相救。他终其一生在奉行着仁义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家对白嘉轩的美好品格大加颂扬，无法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大儒，作者甚至将其“神化”，多年苦心孤诣地钻凿程朱理学，学识渊博，修养极高，在白鹿原上创办的白鹿书院，教书讲学，弘扬儒家文化。他亦是百姓心中的先知，“庄稼人每年就等着看朱先生家里往地里撒什么种子，然后就给自家地里也撒什么种子”。 [1]冷先生，是白鹿原上很有威望的名医，兼有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不焦急不怠慢。百姓对冷先生的膜拜与信任是无条件的。“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者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莫可奈何”。 [2]作家毫不吝啬地赋予男性人物高尚的品质，超群的智慧，渊博的学识，以夸张与绝对化的手法进行描摹。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男性人物产生敬畏与崇拜之情。

相反，作家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并没有不吝笔墨，反而让读者感到人物的单一化与类型化。女性在作品中充当配角，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见作家默许了一个事实:白鹿原是一部属于男人的史诗。吴梅芳（2002）指出：“在作家看来，无疑只有像白嘉轩这样腰杆挺得很直的仁义之士，才能支撑的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才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在这其中，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一个女性名字”。 [3]女性在作品中只是充当符号，没有独立主体性，她们的结局大都是毁灭。她们在作品中是失声者，白嘉轩的前几任妻子就是这样的失声者，因为她们没有为白家留下子嗣，没有贡献，她们的死也便轻如鸿毛。这正是迎合了男人所掌管的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女人没有个人意志，被排斥在男权社会之外，沦为“他者”，并依附于男人而活，无论女人是顺从还是叛逆，结局都会毁灭于男权社会的屠刀下。顺从地被榨干劳力与尊严，便可忍辱归西。而叛逆者更是他们眼中容不下的沙子，必须斩草除根并永世不得超生。

善良，贤德，聪慧的白吴氏，作为族长的妻子，仍无法得到社会的肯定：她一生也没有资格进祠堂拜祭先祖，临死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愿望也被丈夫无情剥夺，而孝文媳妇作为族长家的大媳妇，竟然像狗一样没有尊严的饿死，也无法想象普通人家的妇女是怎样如蝼蚁般地活着。更不用说叛逆与充满野性的田小娥，她的出现另男权社会感到惊恐，她带着最为原始的生命力，勇敢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撕开男权社会对女性禁锢的天罗地网，大胆追求本能性爱的满足与真挚的爱情。而这样的女人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祸害。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以被公公刺死的结局收场。作家在对女性特质与生存状态的描写上带有很多盲点或者不愿意给予过多解释，在对其生存现状进行叙述时，口吻是冷静与挑剔的，话语中看似充满同情，却又任无情冷酷的意识在文本中肆意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默许了其苟且着活，悲惨着死的合法性。不管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之流的形象多么高大，但是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冷漠与残酷，而这一人性劣点却不会给他们的人格上带来本质影响，因为女人是不值一提的，地位如牲畜一般，鹿冷氏被父亲下猛药致死这一事件血淋淋地体现了这一点，曹书文2004年提到“对因自己所导致的女儿的悲剧没有丝毫反省，所谓德高望重的冷先生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与生命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自私与冷酷被叙事者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其性别上的男权立场是非常明显的。”[4]作者对女人的事业，爱情，人生价值都鲜有提到，女人就如一片白纸，正应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文本中对女性的赞扬与肯定也凸显着作家的男性化视角。受男权社会“认同”的女性具有温柔贤淑的性格，忠贞纯洁的品质，以及美丽的容貌。这是主流的男性文学叙述方式，完全以男人的审美取向来划定理想的女性形象，事实的残酷被虚伪的颂赞所掩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男人的贤内助，她们居于幕后，帮助男人获得成功并烘托其价值，而她们本身却没有任何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白鹿原》中的吴仙草，朱白氏都是这一形象的典范。这一形象的书写在下文中会进行详细综述。

2性的描写

要探讨女性，必然会涉及到性的问题。尤其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女性仅有的价值的实现的可能是与性不可分割的，她们负责传宗接代，经过性事，才可实现这一“抱负”。作者对白嘉轩前六个女人的描摹仅停留在与其的性事上，草草勾勒，便可结束。生命的消亡被一笔带过，被“符号化”，成为让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勋章”，彰显其绝对中心地位。对六个女人的书写以性事，身体，为对象，这样的描写会让读者产生女人活着的意义只是性事的载体的错觉，事实上这是有悖于女性人格意志的攥写——她们的存在仅此是为了烘托男性的力量。而田小娥充当了性的牺牲品。年轻俊俏的她沦为郭将军的妾，低贱卑微地作为他延年益寿和满足性欲的工具。文本中的性描写大多集中在田小娥身上，以她为中心的性关系网是复杂的，她身上散发的性魅力令男人着迷又心有余悸，叙述者将发生在田小娥身上的性事写得大胆而直露，充分显示出对这一人物设定的风流魅惑与妖冶，告诉读者她是白鹿原上的荡妇。小娥被害死后，化为妖魔鬼怪给白鹿原带来瘟疫大灾，关于其阴魂不散的写令读者不寒而栗。这一妖魔化写法显然是叙述者有意而为之，这是典型的男性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的一种——把妇女描绘成怪物的模式化形象。在男权社会下，这样的女人就是妖的存在，她的惨死不值得同情，而且大快人心。对白嘉轩修塔的行为以及事后白鹿原重获安宁的叙述，便堂而皇之将被迫害致死的田小娥塑造成邪恶的化身，凸显作者对“罪有应得”的认同，体现其男权化立场。

二、 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类与归纳

考察与剖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具体女性形象是揭示其男权写作意识最基本的研究方式。

关于《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分析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多数集中在挖掘人物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再进行归纳整理，以横向和纵向为脉络为读者呈现出《白鹿原》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客观现实与发展演变。

（一）横向

1被“物化”与“工具化”的女人

作家陈忠实曾说道“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 [5]。“物化”即没有自我主体性。西蒙·波伏娃认为男性被视为完整绝对的象征体与主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所以，白鹿原上的女人她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与物同等，被商品化，工具化，被男人用于交换，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使用价值。白嘉轩迎娶的前6个女人，都带有浓重的商品性质：父亲卖掉女儿，来换的其所需求的利益。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人物是木匠卫家的三姑娘。她凄惨地诉苦道：“俺爸图了你家财礼不顾我死活，逢崖遇井我都得往下跳。”[6]三姑娘的生命被父亲视为草芥，不值得留念，只要能得到钱财，死了也罢。这是何等灭绝人性的行为。同样，吴仙草作为父亲报恩礼品许配给白家，风流的田小娥被落魄秀才父亲卖给年已古稀的郭将军来维持家庭生计，都是商品性的体现。

而女人的工具性，在男权社会中体现得更为露骨。首先女人是生育的工具，中国封建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婚姻的最大使命是传宗接代。吴仙草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迎娶时白家已由不得挑剔：“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7]这句话赤裸地表现女性生存状态的工具性。 以及孝武媳妇被迫“借种生子”的荒谬行径，都暴露出男权社会认为的“女人是生育的机器，所做的只是她们份内之事” [8]的残酷的价值观。还有评论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成为合法的。田小娥作为郭将军的小妾是合法的，“名正言顺”地成为泡枣和泄欲的工具。当她追求到自己的爱情时，却成为非法的，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被男权社会迫害致死。其次，女人是男人泄欲的工具，田小娥同样淋漓尽致体现这一工具性。年轻，娇艳的她是郭将军的泄欲工具，同样也是贪婪狡诈的鹿子霖借以满足自己淫欲的工具。最后，女人是男人相互斗争与平衡权力关系的工具，田小娥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来报复白家。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白家和鹿家这两大家族，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平衡与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关系。而女儿婚姻幸福生活的与否根本无关紧要，鹿冷氏被迫守活寡得“淫风病”惨死的结局也是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女性充当男人权利的争斗与斡旋的工具，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2被“异化”与“同化”的女人

男权社会对女性不仅不仅是身体的残害，更是精神的残害。而这一残害的极致是将女人“男性化”。对女性进行残酷的压制，以至于没有任何喘息机会。使其在潜移默化下接受男权价值观，被“异化”与“同化”后成为自身的绊脚石与男权社会的帮凶。

白嘉轩母亲白赵氏就是男性化女人的典型代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这样的言论令女同胞不寒而栗，其女性本质特征被完全扭曲。评论者认为，每个女性受到先辈的压抑与摧残，“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对年轻女性进行残害。周朔在2004年提到“她们自觉地维护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她就是男权社会的‘帮凶’”。 [9]所以，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荼毒更值得深思。

3被“圣母化”的女人

王政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时间中的‘厌女现象’，即在文学作品中把妇女描绘成天使或怪物的模式化形象”。 [10]于是，评论者在《白鹿原》中注意到，还存在着这样一批女人，她们温柔，端庄，贤淑，并恪守妇道。是白鹿原中的好女人。有学者发现陈忠实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塑造，其实是更为深层的男权意识的产物。韩晓晶观点认为：“男人对女人色相的要求和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企望这两方面体现的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男权主义观念……女人的职责是扶助男人成功，因而她必须具备的品质是美丽，温顺，贞洁——男权的女性性别角色期望。”[11]作者深谙这一传统，塑造出白嘉轩和吴仙草，朱先生和朱白氏两对“典范”。朱白氏被朱先生相中成婚后，更为端庄，温柔，持重。“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12]这样的女性，她们任劳任怨，聪慧勤劳，对丈夫惟命是从，百依百顺，是男人心中的理想女性。而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建立在女性主体性，自主性被剥夺的基础上，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一种忽视。她们是典型的传统母性形象，所以作者在文本住不自觉地赋予她们更多美好的道德品质，并对其大加赞扬。无论是仙草，朱白氏，还是鹿贺氏，她们的美好品德与容貌姿色都是男权价值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她们被认同的前提是自身性别立场的偏移，没有自身性别意识。

4被颂扬的新女性

在《白鹿原》中被作者肯颂扬的新女性，就是白灵。作者赋予该人物极大的期望，是白鹿的精魂与理想化的人物。她漂亮，可爱，赋有灵气，并拥有远大抱负追求，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追求自我的爱情与事业。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天资聪颖，主动接受新思想的熏染后怀有远大政治理想，最终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她的两段爱情纯洁美好，需求精神的高度契合，与爱人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而白灵的一生几乎找不到其个人过错，与性格上的缺陷。但这样的女性最终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毁灭是理想的毁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她是作家苦心孤诣打造地理想化女性，表现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追求。但这样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统治的阴影，她的思想举动无法被接受，当她悔婚时，被父亲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她的傲然之气与不屈精神永远傲立在白鹿原上。女性主义评论者对作家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给予了肯定，但是仍有学者指出，白灵形象的塑造仍不够饱满，存在着极大的性盲点，认为存在于鹿兆鹏的两性关系发展中：从白灵对鹿兆鹏从敬爱信赖的兄长之爱转变为两情相悦的爱情过于唐突，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两人极短时间内走向灵肉结合。评论者徐洪军指出“小说在作者的引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的需要”。 [13]所以这样的性盲点造成白灵性格发展的单薄，简单，绝对化。

（二）纵向

《白鹿原》中演变的女性的意识

以上四种女性形象是评论者用横向角度进行的归纳对比与总结。在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中，作者以纵向思维考察了《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提出《白鹿原》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意识的艰难演变与女性坎坷成长的观点。亦是让读者体察到一个稍显明朗与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发展史。作者将女性意识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女性“被围”的阶段，她们是最为传统的女性，“笃信一切先人们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准则，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古朴而陈旧的传统美德”。 [14]代表人物吴仙草，鹿冷氏。第二，是女性“挣扎”的阶段，民族历史演变进程中，女性意识也在进步，小娥便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女性，她与黑娃的爱情是对传统封建道德藩篱的挑战，大胆追求最为本质的情爱与性爱。她的抗争犹如冻土下的暖意与黑暗中的曙光。第三，是“突围”的阶段，白灵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她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接受新思想文化的熏陶，拜托封建传统的压制，走上追求自由与革命的道路。她完全融入时代的大流中，超越传统性别角色设定，是女性意识最为强烈的的进步女性。综上所述，评论者认为，对陈忠实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女性意识的进步的察觉与展现，应给予肯定。

结语：从以上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对《白鹿原》从性别批判或女权主义批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作家男权化叙述方式与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归纳分类这两方面，主要从深层次文化角度出发，这当然是最基本与必要的，尽管相关的评论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的影响的研究，还有所空白。如果能更多的结合社会现状与宏观男权社会发展的视野上来解读《白鹿原》，来探讨女性生存现状，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层次地来审视《白鹿原》反映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2] [6] [7] [1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吴梅芳 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 宁德师专学报 2002，（3）

[4] 曹书文：《＜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

[5]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北京：废都之谜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3

[8] [9] 周朔 《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分析》广西社会科学 2004

[10]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 1998

[11]韩晓晶 《复苏的性别——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天津日报 1997-07-26

[13]徐洪军 《礼欲之间挣扎的灵魂——对＜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心理分析》新乡学院学报 2010（1）

[14]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文学教育（上）》2007（10）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2a91eae7f1922791788e82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