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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的礼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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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的“礼治”和“法治”
润沐小引
半年前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妙趣横生且感觉启迪多多，是我上学以来读过的最好的学术随笔。全书有一部分便是讨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的“礼治”和“法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下面我循着费先生的功能主义思路来谈谈中国的“礼治“和”法治”。

《乡土中国》中对于“礼”和“法”的概念是这样阐释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礼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①
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费先生认为：“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
②
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人固守土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自然经济可以使人们之间不必强调太多的合作。“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③前人的经验既可作为今人的经验，社群周而复始上演着相似的生活场景。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感，使人服膺于传统。服膺于传统，即礼——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从传统思想文化上看，依靠代代相传的习俗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也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倚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差别，更与现代法理社会有实质的不同。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认识中国乡土社会，是参透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西方社会是一个法理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因为西方社会从最初的狩猎文明演化而来，部落军事会议的传统就是协商，其契约的传统得以延续，在社会变迁加快之时，人们更需要以契约精神加强合作，由是西方成为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法理社会中的法治，不以教化为本，其目的只在于明辨权利。在变迁加剧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的合作交往赖于契约，契约的内涵就是权利的分明，非如此不得合作成功。
与西方社会明显不同的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更强调长幼秩序，以超越家庭功能的家族来参与社会的事务，家庭的主轴不像西方一样是夫妇，而是父子、婆媳，基层的治理表现为一种松弛和微弱的特征，名义上是专制，实际是挂名的、无为的。在“礼治秩序”这一概念的讨论里面，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

①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过去讲中国是“人治”，费先生指出这是不确切的，人治之下，一切都应听从统治者个人的喜恶，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出现，并由传统来维持。礼与法律、道德不同，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以社会舆论限制人的，而礼是从个人内心来限制人，以个人习惯来维持。由此观之，礼是适用于一个稳定的、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的社会；在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无法保证，礼的约束力也自然受到限制。“法治”抑或“礼治”，取决于社会变迁程度。社会变迁加剧，人口流动的冲击下人们相互不再熟悉，人们的合作只能以契约来维持。所以“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取决于在社会继替发生的同时社会变迁的速率。而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其社会性质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与此同时，随着文化的不稳定带来的竞争使得优势权力在年轻人和老人间重新配置，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涌现出了时势权力。随着上述因素导致社会变迁的速率的增加便大大冲击了礼的约束力，转为向“法治”占主体的社会发展。

小结
通过社会功能学的角度来分析“礼治”和“法治”的成因以及演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是大有裨益的，借此探索其变化的主线。透过这种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寻求当代传统伦理教化缺失的缘由，对于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有积极意义，更对于在建立法治社会中所遭遇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视角。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152166cad02de80d4d840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