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阿拉伯文学

近代阿拉伯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798年法国侵入埃及，这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开始，到1912年法国占领摩洛哥，中间经过一个多世纪，在这一百多年里，富饶辽阔的阿拉伯土地，几乎无一处不为英、法、意等殖民主义所染指。

　　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主权，阻碍了它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阿拉伯人民的贫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阿拉伯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斗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促进了阿拉伯人民的觉醒。

　　从十八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埃及到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阿拉伯近代史时期，也是阿拉伯文学史的近代时期。近代阿拉伯文学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初法国军队从埃及撤退是埃及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起点，埃及人民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夺取埃及政权后，他雄心勃勃，在埃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826年派遣以雷法阿?塔哈塔威(1801-1873)为首的第一批埃及青年去法国留学。在初期，与西方的联系主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联系则是后来的事。

　　穆罕默德?阿里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埃及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社会、政治生活如死水一潭。这也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埃及文化处于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

　　在文学方面，突出地表现为沿袭传统，墨守成规。文艺欣赏标准也完全是旧的，以模仿古文——主要是韵文为佳作。既然不敢轻易越出韵文的范畴，自然不可能有任何新的创造。埃及近代文化复兴的先躯雷法阿?塔哈塔威的《巴黎纪行》和阿里?穆巴拉克(1823-1893)的四卷本小说《伊勒木丁》(1881)都是用韵文写成的。至于诗歌，它的形式仍是传统的格律诗，但内容贫乏，没有生气。这些旧的形式与时代极不适应，它严重地束缚着作家和诗人自由地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情和描写各种新鲜事物。

　　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随着文化启蒙运动开展起来，阿拉伯文学的状况才有了改变。这个运动的开展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涨。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这种民族意识受到抑制，这时又重新复苏和发展起来。埃及人看到在欧洲实行的是共和制度，有宪法和议会等等，不象埃及那样是由一个专制者进行独裁统治。同时，象形文字的发现、古迹的发掘使埃及人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祖国光荣的历史，产生强烈的荣誉感。他们也要求过自由生活。另外，他们也看到当时的伊斯兰教是软弱而涣散的，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备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于是想到必须振兴伊斯兰教，要发扬创教初期的伊斯兰精神。这就提出要深入研究伊斯兰教的问题，即研究它产生的基础，它的根本原则；同时也要研究古代与宗教有关的其他各种学问，当然也就包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到了伊司马仪统治时期(1863-1879)，埃及人民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1848-1905)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在上述思想推动下，人们开始重视印行古典文学作品，并对它们进行研究。他们看到，伊本?穆格法的《卡里来和笛木乃》、贾希兹和伊本?赫勒敦等作家的散文中，没有生硬的押韵和矫揉造作的修辞。古代散文内容明确，条理清楚，风格活泼。艾布?泰马姆、艾布?努瓦斯、穆太奈比等人的诗集，洋溢着纯朴的古风，典雅畅达，寓意清新；不是辞藻堆砌，晦涩难懂。对古典文学的挖掘和研究，不仅丰富了古代历史、文学的研究资料，更重要的是启发了人们去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以新的成就推进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

　　其次是西方文学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与欧洲文化有了广泛的交流与结合。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故事、诗歌等陆续译成阿拉伯文。在介绍西方小说方面，埃及的教育家、翻译家塔哈塔威是先驱。他翻译了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费讷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以韵文的形式出现。黎巴嫩作家苏莱曼?布斯塔尼(1856-1925)，用阿拉伯的韵诗翻译了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斯曼?贾拉勒(1824-1898)翻译了莫里哀的四个剧本。纳吉布?哈达德(1867-1899)等侨居美洲的文人翻译了莎士比亚、拉辛、莫里哀、大仲马的作品。二十世纪初，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穆斯塔法?曼法鲁蒂(1876-1924)译写了《菩提树下》、《美德》、《为了王冠》等法国文学作品。大量翻译作品打开了阿拉伯文学家们的眼界，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形象，从而也使阿拉伯文学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也应该看到印刷术和报纸的影响。有了这些新的手段，思想、文化的传播就更加快速而有效了。1828年，在埃及发行了《埃及纪事报》，它是最早的鼓吹埃及维新的报纸。1865年发行《蜂王》月刊，它是最早的提倡阿拉伯文艺的刊物。这些报刊是新文化运动萌芽时期的产物，它们起了号角的作用。

　　许多叙利亚人、黎巴嫩人来到埃及，主办《埃及报》、《金字塔报》和《莫卡泰姆报》，表达了阿拉伯人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共同愿望，抒发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为发展埃及的新闻事业作出了贡献。以后埃及又出现了许多报刊杂志，到十九世纪末，属文艺性质的刊物有：《埃及作家》，《文艺撷华》，《新月》，《使命》等。文艺书刊的大量出版，活跃了文化生活，为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繁荣。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是和文化启蒙运动交错进行的，它和阿拉伯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埃及人民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亚洲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逐渐兴起，许多地区掀起了反对土耳其和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出现了反帝和反封建的解放运动。阿拉伯文报纸和杂志的出版，新式学校的创办，阿拉伯文学的革新，促进了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阿拉伯作家生活在新的环境之中，面临新的形势。他们写的作品主要是给人民群众看的，文学作品的对象的变化引起作品题材和内容的变化。中世纪的那些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描写生活的空虚无聊和人生的虚无缥缈的作品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就作家或诗人个人来看，地位也发生变化，他们已不是由某些达官贵人豢养的奴隶，而是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家。

　　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作家的创作题材扩大了，写的作品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也有宗教等其他方面的，既表现了作家个人的感受，也反映了作家生活的时代和民族的感情等。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详见本章第二节)，他参加了阿拉比领导的反英斗争，后长期被放逐锡兰岛。他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忧国忧民的感触，成为埃及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黎巴嫩诗人易卜拉欣?雅齐吉(1847-1906)，他二十一岁时，曾在一次秘密集会上朗诵自己的诗篇，号召阿拉伯人民起来反抗外来侵略。这是亚洲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发出响亮的声音。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在贝鲁特和突尼斯等地出现了一批受过西方教会学校教育的阿拉伯作家和诗人。他们用手中的笔，号召阿拉伯人民冲破妨碍社会发展的中世纪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吸取欧洲的文化成果。他们都为创造阿拉伯新文化、为阿拉伯文艺复兴作了极大的努力。伯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编纂了称作《知识界》的百科全书。法里斯?舍德耶格(1805-1887)、纳绥夫?雅齐吉(1800-1871)、易卜拉欣?雅齐吉，还有突尼斯的穆罕默德?贝赖姆(1840-1889)等人都曾致力于创办阿拉伯文的报刊杂志，写了大量文章和著述，揭露土耳其人的残暴统治，传播西方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许多阿拉伯启蒙学者、文艺复兴的先驱也积极地参加过阿拉伯人民为反对土耳其和西方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除上面提到的巴鲁迪、雅齐吉外，还有埃及作家、演说家阿卜杜拉?奈迪姆(1854-1886)，叙利亚作家艾迪卜?伊斯哈格(1856-1885)，哲马伦丁(1839-1898)和埃及著名政论家阿卜杜拉?拉赫曼?卡瓦基比(1849-1902)等。

　　随着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这就要求作家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用以反映周围生活和日常事务，于是产生了杂文。它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在古代只有论文，冗长沉闷，读来费时费力。后来杂文的形式日臻完美，又有了政治性杂文和文艺性杂文。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多年，出现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论文，提出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

　　十九世纪末，在埃及出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这一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埃及资产阶级于1907年成立了新祖国党，并提出了结束英国军事占领和实施宪政等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此同时，为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启蒙运动，也蓬勃开展而趋于高潮。

　　这个时期比较杰出的作家有伊斯兰教维新派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卜杜，他反对保守顽固的旧传统，主张创立一个维新的、提倡“自由”的伊斯兰学派。他的主要著作有《论一神教》(1897)和《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科学和文明》(1902)。他注释了由谢里夫?赖迪编辑的《修辞坦途》和赫迈扎尼的《玛卡梅韵文故事》。他的文章散见于埃及的报刊杂志，风格典雅，雄浑有力。他的思想和文风对当时和后来的作家都有较大的影响。另一个著名作家是卡西姆?艾敏(1865-1908)，他从欧洲回来后即加入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列，以维护女权而出名，著有《妇女的解放》(1899)和《新女性》(1906)。他认为必须使妇女得到解放，埃及社会才会进步，才能从外国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的文风平静明晰，文字精当；注重论据，说理性强。

　　本世纪初，在埃及还有两位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人们也把他们纳入优秀作家之列。他们是政治家、演说家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和赛阿德?宰额鲁勒(卒于1927年)，他们的散文洋溢着追求独立解放、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他们的演说词和政论文，成了阿拉伯近代文学的宝贵财富。作家杰尔吉?宰丹(1861-1914)和叶阿古卜?赛鲁夫(1852-1927)，原籍黎巴嫩，后来长期在埃及定居。他们除了办报刊杂志外，还有大量著述。他们的有关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的作品在本世纪头几十年有较大的影响。

　　埃及作家穆斯塔法?曼法鲁蒂(1876-1924)的作品朴实无华，感情细腻。他著有《观点集》三卷，这是作家从1910年至1920年发表在报刊上的社会性杂文的汇编；还著有小说集《泪珠集》，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法国的文学作品，多数故事蒙上一层悲戚哀伤的色彩，读后令人伤心落泪。曼法鲁蒂在其作品中同情不幸者的苦难，主张用某些改良的办法来改善贫苦者的悲惨生活；对某些社会弊病的揭露还是比较深刻的。曼法鲁蒂的作品注意措词和语言的音韵和谐，通顺畅达，颇受欢迎。尽管他有某些不足之处，他仍是本世纪初埃及的杰出的文学家，他给阿拉伯文学留下的许多优秀作品，至今仍在阿拉伯各国流传。

　　纵观阿拉伯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阿拉伯各国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祖先创造了高度发展的阿拉伯文化，各个时期的阿拉伯人，都为维护、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使用着不同的方言，却都保持长期发展起来的统一的文学语言，不过，由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埃及，在发展新文艺运动中是领先的。紧接着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整体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加入了新文艺运动。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伊拉克也作为一个新成员出现。至于马格里布(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半岛，除个别作家、诗人外，一般说来，新文学的发展是比较晚的。阿拉伯近代文学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过程，这个漫长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为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建立作准备的时期。

第二节 巴鲁迪



　　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是埃及近代著名诗人，近代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先锋。

　　巴鲁迪生于开罗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双亲都是塞加西亚人，是麦马立克的后裔。父亲曾是朝廷的大官。巴鲁迪七岁丧父，由家人悉心抚养成长。完成初等教育后，十二岁入军事学校(注：在当时，主要由塞加西亚人和土耳其人等民族组成的埃及统治阶级，以将其子弟送入军校培养为荣，以便日后占据国家要职。)。1854年末，巴鲁迪从军校毕业，成了一名青年军官。然而，他酷爱文学，醉心于阿拉伯诗歌，他开始了另一领域的工作。他首先是学习阿拉伯古典诗歌，背诵了许多古代著名诗人的作品，然后模仿着古人的作品练习作诗。

　　当时的埃及，正处于穆罕默德?阿里之后的收缩、萧条时期。阿拔斯一世为了取悦于土耳其奥斯曼苏丹，采取了解散军队、关闭学校等措施。他的后继者赛义德更甚于此，进一步把西方资本引进了埃及，给埃及人民套上了一条沉重的锁链。从另一方面说，在埃及土地上，已播下必将进行社会、政治变革的种子，一场轰轰烈烈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迟早会产生。这就是巴鲁迪早期生活的时代，这对他后来的生活、创作道路是有很大影响的。

　　巴鲁迪不欣赏同时代的矫柔造作的诗歌，更鄙弃当时衰落时代的低劣诗歌，那些作品与中古时期的阿拉伯诗歌不能相比。怀着超越当代的诗歌、达到古代诗歌水平的远大抱负，巴鲁迪阅读了大量的古诗，熟悉了古诗，并且掌握了古诗的特征。嗣后，他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种新的生活和环境以利于创作，于是他来到君士坦丁堡。

　　巴鲁迪在土耳其外交部工作之余，钻研了波斯文学和土耳其文学，并在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里阅读了许多古代阿拉伯诗集。

　　1863年埃及统治者伊司马仪访问君士坦丁堡，认识了巴鲁迪，不久巴鲁迪成了他的幕僚，一起回到埃及，委以重任。巴鲁迪自土耳其回到埃及后，不断受封晋升，平步青云。他沉浸在安谧、幸福之中，享受和嬉戏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调。

　　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埃及派军队支持土耳其，巴鲁迪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写诗歌表达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他对祖国的怀念。

　　巴鲁迪回国后，适逢埃及民族运动迭起，他热烈支持这个运动。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决心赶走外国侵略者，恢复祖先创造的光荣业绩。

　　1879年伊司马仪的长子陶菲格上台，他是外国资本家的更加驯服的走狗，他残酷镇压民族革命运动，疯狂逮捕爱国人士，陶菲格的种种倒行逆施极大地激怒了埃及人民，人民的反抗浪潮再度高涨。在反对英法控制和伊司马仪卖国政策的斗争中，1879年1月埃及出现了第一个政党——祖国党，巴鲁迪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882年2月，祖国党人组成新政府。巴鲁迪任首相，拟定了新的施政纲领。内阁中的外国人全被辞退。

　　革命的风暴使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感到惊慌，他们使用各种卑鄙手段，企图扼杀祖国党政府。1882年7月，英国入侵埃及，埃及人民抗击英军失败。巴鲁迪和其他领导人被放逐到锡兰。

　　巴鲁迪在流放地待了十七年。他写下了许多诗篇，反映了他的孤独痛苦和内心的创伤。他在那里学会了英语，编选了阿拉伯古代诗歌，选了三十个诗人的作品辑成《古代诗选》。1900年巴鲁迪获赦回到埃及。

　　巴鲁迪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在开罗的家成了当时文学家、作家、诗人聚会的地方。巴鲁迪于1904年去世。他的遗孀主持出版了《巴鲁迪诗集》两卷和他编选的《古代诗选》四卷。

　　巴鲁迪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的经历，形成了他的个性和他的文学特征。首先，他以自己的塞加西亚的血统而自豪，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要求重现和恢复祖先创造的光荣。他阅读、吟咏了大量的中古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时期以至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豪情壮志受到鼓舞而愈益增强。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先的光荣，祖国的光荣，这种光荣已为埃及考古学的发现所证实。巴鲁迪的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激情、自豪诗中处处有所表现。比如他在描绘举世闻名的金字塔时写道：

　　问问基泽大建筑，

　　了解你所不曾知。

　　千年百载尽逝去，

　　战胜风侵真稀奇。

　　尽管灾难无数计，

　　嵬嵬巨塔旷野立。

　　历史见证俱安在，

　　展示建者大业绩。

　　民族盛衰多变易，

　　时代更替不停息。

　　雄伟壮丽金字塔，

　　异口同声大奇迹。

　　狮身人面兽真奇，

　　屈膝匍匐卧在地。

　　怎么建造是学问，

　　亚当子孙有能力。

　　巴鲁迪的创作，除了向阿拉伯古典文学汲取思想、艺术方面的营养外，他后来学习的波斯文学、土耳其文学以及英国文学对他也是有影响的。他的军职使他有机会去欧洲，亲眼看到那里的现实生活，无疑也为他接触欧洲的文艺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切使巴鲁迪的创作基础——不论是思想的或艺术的——更加扎实。就象中古阿拔斯王朝时期的诗人一样，他以坚实的古诗基础，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艺术精华，从而使阿拉伯诗歌日臻完善而达到高峰。外国文学对巴鲁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思想内容的革新上，这在他同时代的其他埃及诗人身上是看不到的。巴鲁迪的诗歌创作虽倾向于古典文学，表现传统的主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守旧的复古的模仿诗人，而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创新的诗人。他涉猎过当代的文学，了解国内的文学状况。他观察了国家的民族的种种情况，并以自己的生活实践为基础，通过艺术创作，使传统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重放光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开创了阿拉伯诗歌一代新风，是阿拉伯诗歌复兴的先驱。

　　环境的影响对巴鲁迪的创作来说是很显著的，他一生的经历是曲折的。他的身分和职务与国家的、民族的重大政治事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宦海沉浮，生活波折是紧密地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诗言志，巴鲁迪正是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个人的和民族的感情，反映了环境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

　　在阿拉比革命之前，巴鲁迪的生活是恬静而自在的，他写了爱情诗、吟酒诗、抒情写景诗，反映了生活中的嬉戏和欢乐，描摹了埃及的景色和埃及土地上的草木鸟虫。写景写物，造意深刻。有一首描写枝头棉花的小诗，读来饶有风趣，韵味深长。《咏棉》吟道：

　　朵朵棉花金灿灿，

　　恰似娇娘美服扮。

　　棉桃碧绿如宝石，

　　花朵绽开星烁闪。

　　黧黑干条土里扎，

　　绿色枝杈四下展。

　　每每瞥见这瑰宝，

　　实现希望在眼前。

　　巴鲁迪主张进行社会改革，造福于民。幻想采取折中的办法、既忠于埃及王室、又不违背人民的意愿来处理埃及的内外事务。但事与愿违终于爆发了来势凶猛的人民起义，英、法帝国主义为此进行干与。巴鲁迪深感事态的危急与严重，曾想告退隐居，以免兵燹四起，生灵涂炭。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忠告民众，战争是一场悲剧，事情或许不象所想象那样的顺利。”巴鲁迪暗自担心，外国干涉会导致埃及丧失独立，革命者遭到不幸，他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他触动极大，他用诗句表明了他同人民一起的心迹：“他们违背我的主张，发动了起义。他们本应听我的劝告，但事情已无可挽回，是件好事或坏事不再是秘密。他们若呼唤、号召我，我就响应，我的秉性是实现理想，信守诺言。”巴鲁迪言行一致，一旦民族运动兴起，他就站到运动一边，从内心响应革命的召唤，从心底吼出《巴鲁迪鼓动革命》：

　　民众啊，奋起吧!

　　珍惜宝贵的年华，

　　以各种方式和途径，

　　去争得我们的利益。

　　你们人多势众，

　　怎能容忍耻辱?

　　怎能表示无可奈何?

　　重复“我们总归真主”?

　　真主恩德广照大地，

　　你们怎能在屈辱中渡日?

　　我看果子已成熟，

　　采撷的时刻已到，

　　有锋利的砍刀该多好啊!

　　你们若不是缄默无声的死人，

　　就应该奋起投入战斗，

　　把侮辱、欺压统统铲掉。

　　我呼吁、我号召……

　　…………

　　巴鲁迪对比祖国的过去和现在，为国家的衰弱、涣散而忧虑，深切地感到应该以斗争去求得民族的独立，改变埃及的现状，他在许多诗行里阐述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在一首《起义的原因》诗里写道：　　在安谧、宁静之后，

　　埃及时运不济，

　　王室基础动摇，

　　混乱、腐败比比皆是。

　　敲诈、欺凌，农民不得不抛弃土地，

　　破产、倒闭，商人不得不停止生意。

　　恐怖笼罩了一切，

　　时到子夜，青年还未能入睡。

　　唉，沉睡的埃及!

　　假若没有祖先的荣耀、业绩，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我对埃及的过去感到满意，

　　但她现在的处境不妙，

　　我生活在埃及并不感到幸福。

　　虽然我可以在别的地方

　　 实现我的愿望，

　　但那儿不是我的同胞。

　　不管灾难多么严重，

　　再有两个月，结果终将揭晓。

　　诗人在另一节诗里强烈地表现了对外国统治者的愤恨和对祖国命运的忧伤，他写道：

　　这一帮歹徒、恶棍，

　　给民众带来比殇子更严重

　　 的痛苦和不幸。

　　甚至连傻瓜也要把他(注：指在内阁中的外国代理人。)

　　 从内阁中赶出，

　　人们厌恶地唾弃他。

　　埃及由于这帮人而遭屈辱，

　　国基不稳，社会动乱，

　　自豪的国中之花埃及，

　　却要卑躬屈膝，驯服于外人。

　　民族遭到不幸，

　　独立之国埃及遭到不幸，

　　埃及成了谎言者、胡诌者的场合。

　　到处是被凌辱的土地，

　　不论是山丘或平原处处是背信弃义。

　　人们固执于谎言，

　　在泥淖中不能迈步。

　　但诗人对祖国的前途仍满怀信心，他在诗篇的末尾写道：

　　人们啊，不要急躁!

　　美好的未来终将实现。

　　有耐性的人，

　　他的意志决不会动摇。

　　在漫漫黑夜之后，

　　黎明的曙光将会照亮一切。

　　我确已看到人们不能再忍受，

　　剑已出鞘，高高擎起……

　　只要我们坚持斗争，

　　必将使敌人灾难临头。

　　…………

　　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巴鲁迪的政治主张，他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建立公正的社会；彻底清除外国势力，撤换那班为外国人效劳的政客……恢复祖先的光荣，总之，在诗中表达了个人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也表现了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阿拉比领导的起义遭到失败，巴鲁迪和其他革命领袖一道受审，后来被放逐到锡兰岛。诗人处于生命的苦难时期，这时他的诗歌反映他的孤独、痛苦、思念和盼望，他在《思乡》(注：阿文诗往往没有明确的篇名，一篇诗又包含许方面的内容，这里只能根据上下文安上一个篇名。)中写道：

　　背井离乡，我心凄迷，

　　挚友旧好，相隔万里。

　　形影相吊，举目无亲，

　　同伴见我，悲怆嘘唏。

　　卫国保教，昭昭天理，

　　强横定罪，放逐异地?!

　　坚忍不拔，决不翻悔，

　　嫉妒之辈，向隅而泣。

　　我择自尊，任凭祸临，

　　壮志崇高，我越坚毅。

　　诗人在锡兰得知妻子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他写了《悼亡妻》一诗：

　　死亡之手啊!

　　你打着的是一块什么火绒?

　　你从我心中夺走了明亮的火炬!

　　我是刚强铁汉，

　　 而今你使我心灰意懒；

　　我似标枪一杆，

　　 而今被你一截两半!

　　我仍不相信会灾难临头，

　　这支箭会射中我的心瓣?

　　巴鲁迪用诗歌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周围环境以及他的祖国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他的描写是真实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也是细致的。因此，他的诗作动人心弦，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阿拉伯传统诗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到了鼎盛阶段，诗人辈出，作品很多。不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说，诗歌中的上品数量颇大，是阿拉伯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此后经历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几百年统治，阿拉伯诗歌已是每况愈下，处于衰落阶段。巴鲁迪给传统的诗歌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他选择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反映广大民众的切身问题。这就给阿拉伯诗歌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使他的诗歌得到人民的广泛传诵。许多诗篇与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相结合，成为响亮的号角，激起的檄文，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从艺术性、语言技巧来说，巴鲁迪的诗歌保持了古典诗歌的严谨结构，恢复了古诗所具有的淳朴、简练、有力的特点。他的诗句多采用每句十二至十四音节的全律或长律，运用较丰富的词汇，夹叙夹议透彻说理，表达思想感情淋漓酣畅。充分显示了他的个性，即他的志向、抱负、观点和喜好。巴鲁迪不愧为近代阿拉伯具有重大成就的有代表性的爱国诗人。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ef17c25d3b3567ec102d8a5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