Ξ论科举制度与唐诗的繁荣郭桂花(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新乡453000)摘 要:唐代诗歌在中国古代辉煌璀璨、一枝独秀,究其繁荣原因,自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朝走向完备,在科举考试中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的进士科备受国人青睐,这对于唐诗的繁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科举制度;唐朝;诗歌;繁荣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Ο7613(2005)06Ο0062Ο03 唐代诗歌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诗歌数量多;第二,诗人人数多;第三,诗歌精品多。正是这些成就,使唐朝诗歌得以流芳百世、代代相传。到了清代,经过清朝人的整理,编成《全唐诗》,据“御制全唐诗序”,其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1]序言,这两个数字,足以使绝大多数朝代望尘莫及。唐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繁荣,自然有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原因,这也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时更多关注的方面。我们认为,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也是促成唐代诗歌迈上顶峰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唐科举以诗赋取士制度的确立唐代科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等,在唐代科举史上,这些科目或盛或衰,或存或废,唯有明经、进士二科始终作为唐朝科举的主要科目,吸引了绝大部分考生。明经科不考诗赋,姑且不论。唐初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社会现实问题,目的为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出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找出解决办法。但真正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决不是这些读书人能解决的,所以也很难拿出好的解决办法。于是许多读书人就拼命收集历年考试的策题和及第者的对策文章,研习揣摩,熟记硬背,临时上场拼凑应付。如此以来,使国家选拨有用之才的愿望成为泡影。这一弊病,唐初就已充分暴露。据《太平广记》记载:“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2](P1324)于是,唐朝的科举新规定进士科考试除试策外,加试帖经若干条和杂文二首。至此,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所谓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等,完全是测试考生的文学才华的。隋代及唐初秀才、进士的试策,很大程度上即是一种文学考试,唐高宗时进士加试杂文二首,更增加了考试的文学性。玄宗时期唐朝进入全盛,加上玄宗本人多才多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因此,杂文出身的进士受到格外的重用。开元年间,杂文二首又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而三场考试中,也以首场诗、赋最为重要,正像唐人赵匡所言:“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因此唐人谓进士科为“词科”,后世亦谓唐“以诗赋取士”。之后,进士科主考诗赋渐成定式,尽管时有不同意见,但始终未能改变,如唐德宗时期曾以箴论代替诗赋,可不久又复考诗赋。至文宗和宣宗时,两人都爱好诗赋,文宗甚至亲自出题考应试者的诗赋水平,宣宗则自称“乡贡进士”,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提高了诗赋的地位。二、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早在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就指出:“‘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3](P147)清康熙皇帝的《御制全唐诗序》也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以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1]可见,唐代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是早有定论的。唐朝科举考试,明经科每年录取的人数都在百人左右,有时多达200人,而进士科多数情况下只录取30人,(唐高宗时曾录取过70人,中宗时录取40人)而两科考生都在千余人左右,明经科的录取比例为百分之一、二十,而进士科只有百分之二、三,可见,进士科的难度要远大于明经科。虽然二者都可以做官,但是明经科出身不像进士科出身那样容易平步青云、荣耀尊贵,唐朝宰相大多出自进士科即是明证,因26第19卷第6期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l.19,No.6 2005年11月JOURNAL OF XINXIAN G TEACHERS COLL EGE NOV.2005Ξ 收稿日期:2005Ο02Ο27作者简介:郭桂花(1975Ο),女,河南辉县人,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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