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诠释资本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发展的内在机制：对“斯密定理”的再认识
70年代，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重新肯定市场力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依靠一种激励机制，个人受利益驱使和成本约束，在替代品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价格机制是经济调节的机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经济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和谐的。但其基本前提是假定制度是既定的，技术是外生的，规模报酬不变。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引起经济学家的重新思考。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传统分析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其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二是可以节约劳动时间；三是有利于机器的发明和采用。但在强调分工对劳动效率提高的同时，斯密分工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被忽视了。这就是“斯密定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被称为“斯密定理”。斯密定理的核心内容是阐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条件”（杨小凯，1999）。阿林杨（A.Young，1928）认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 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则是斯密定理”。
对斯密定理的重新认识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分工存在不同的范围。传统上，斯密分工理论的研究集中于“
企业内分工”，忽视了“社会分工”问题。但是，企业内部分工不仅仅取决于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它也是企业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导致市场范围的扩大，它为企业内分工的实现，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则起因于导致交易费用下降的制度变迁。因为存在着交易费用，若在要素和生产市场上缺少促进生产和交换的制度，生产交换就会局限于个人接触的基础上，或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因此，市场范围的扩张就是制度变迁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第三，分工和交易存在着必要的前提，而只有权利才为分工和交易提供了条件，即分工和市场范围扩大，建立在专业化的生产者对其所交换商品的产权明确界定的基础之上。
斯密定理的重新认识对发展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重新认识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熊彼特（1912）指出，“在斯密那里，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的”。对“斯密定理”的重新分析表明，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条件来影响分工水平和相关市场的扩展，而分工水平和市场又影响发展绩效，反过来成为制度变迁的条件。经济发展不是资本的可得性问题，也不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劳动分工的演进则是导致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以交易费用下降为核心，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不可逆过程。这是对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突破。
第二，拓宽了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框架。新古典经济学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基本假设，它研究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生产结构和组织不断变革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分工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通过对斯密分工理论及经济发展内在机制深入研究，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即产业结构变革以及产业分工扩大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制度因素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发展研究之中。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学派、产权学派、新经济史学派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发展经济学研究，推动了80年代“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兴起（杨小凯提出了“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概念）。
第三，许多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观点得到重新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对实物要素投入量的分析，将与生产率提高相关的教育、革新、资源流动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相关的“余值的增长”，解释为由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相一致。再如，新的观点认为，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选择，实际上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有关，而弹性不足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本质在于交易效率的低下。在发展中国家，低生产率不是因为“劳动的剩余”，而是在于低水平的劳动分工，人口规模并不构成发展的障碍，众多人口之间交易效率的低下是“人口陷阱”的实质（杨小凯，黄有光，1993）。
二、发展的组织者：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体系内部所发生的一种经济变化，即一种生产方法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是由创新引起的一个动态的质变过程，它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就是创新，它包括引入新的产品、应用新的生产方法、进入新的市场、控制新的原料、采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等。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家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他们能够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比原有的更有效率，且能够带来大量的利润。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企业家精神。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希曼（A.O.Hirschman，1962 ）应用创新理论研究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以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和海莱纳（G.K.Helleiner，1973）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论”， 研究了科学发展与技术革新对经济发展作用，分析了技术创新的类型以及与企业发展、市场结构的关系。戴维斯（L.Davis）和诺斯（D.C.North，1971）则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制度创新”来解释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制度创新论”。80年代后，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视。
第一，制度创新和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分析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重要方法。诺斯指出，熊彼特模型中隐含着创新的交易特征，经济部门间的交易能够带来规模收益。由于存在着规模收益，那么交易费用的最初减少，会导致连续的创新，带来经济的累积性扩张。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融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成为发展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组成部分。第二，发展中国家应对“企业家”市场给予更多的关注。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了资本、技术等物质条件对发展的约束，舒尔茨（T.W.Schultz，1961）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熊彼特的理论则使“企业家”作为创新的组织者，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欠发达国家，创新规模也许较小，但存在众多创新机会，一个发现在自己村里种植土豆更有利的农夫，也是一个“企业家”。便利和低成本的借贷方式、适宜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简化的企业设立程序，均可鼓励“企业家”开展创新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企业家”市场形成的障碍。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是利润，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的缺陷，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企业家利润存在从其手中被攫走的可能性。熊彼特分析的是2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管理者（介于可能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各级官员）滥用其权威，能够占有一部分企业家利润，这种情况十分普遍。鲍莫尔（W.Baumol，1990）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不是取决于该社会企业家资源的多少，而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机制对企业家资源的引导与发挥。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成功地反对腐败，将不仅会促进社会公正，而且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由此，现代寻租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三、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分析：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中，或以利己为基本假设，或通过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条件来考虑个人对他人的关注，忽视了人类行动的复杂性。人是社会的人，人类构建的社会并不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来支撑。奥尔森（Olson,M.,1965）“集体行动”理论，为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非经济的分析工具。
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威胁原则，即对成员或其荣誉的威胁程度非常重要，故困境中的集团很难战胜。例如，贸易改革必须精心设计，以使任何团体不至于遭受严重的损失，否则会受到抵制而无法成功。第二，公正感，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希望能明确制定发现免费搭车者的规则，并保证其自身的行动能被公正地评判。如在讲座贸易政策时，公众既接受“最惠国”贸易条款，也支持反倾销税。第三，环境原则。集体行动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公众对领导者的信任对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例如，在许多拉美国家，由于长期混乱的政策和缓慢的结构调整，人们对新的市场化改革方案的成功缺乏信心。
奥尔森“集体行动”概念与他对利益集团的研究紧密联系。他认为，集体行动是所有政治和市场制度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国家、贸易联盟、天主教会、拥有权力的组织和公司等，均代表着集体的行动。在发展中国家，大的家庭、血缘关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奥尔森从集团的本质，如集团的规模、形成的期限、目标、集团成员之间具备共同特征的程度，以及对克服免费搭车问题时所选择的激励等方面，解释了集体行动的成功的原因。他主张，通过政治的、法律的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来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强制，协调其利益关系，将利已的个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结合起来。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扩大了经济发展研究的视角。第一，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一方面，社会的现代化涉及众多个人复杂的行为调整，但个人行为的调整存在着成本，个人的角色会促使社会结构更具刚性，阻碍向一种新的经济组织转变。尼赫鲁（Nehru，1989）认为，特别在印度， 长期以来受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束缚。转向新的观念和视角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生活的静态的特征，使其动态化并充满活力，思维将变得更加活跃和富于冒险。另一方面，集体行为理论也揭示了经济发展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科尔内（Kornai，1990）指出，资产阶级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商人、工会领导、法官、警察体系、税务官员等等的服务下才能运转。他们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遵守其规则。否则，无法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二，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特别是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政府被看作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解人时，它必须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原则以积极回应各集团的压力。但通常，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各集团的相互关系中，政府及其各级机构本身并不是中性的和旁观者。各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影响选举方式、立法和管理机构、行政预算、规则或司法决策等手段，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因此，政治市场的特性、政治偏好与经济决策的关系、寻租和各种非生产性经济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
第三，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提供了一种新解释。根据奥尔森的理论，集体行动会产生合作精神，它使人民服从政府的指令。当面对巨大的国家危险时，由一种民族的危亡或命运唤起的艰苦的工作，会产生令人瞩目的结果。如历史上雅典的兴盛、威尼斯的繁荣、尼德兰的“黄金时代”，均出现在强大的外族威胁下。福吉尔（Vogel.E,1991）指出，四小龙同样是在外部的威胁下实现其经济奇迹的。克鲁格（Krueger,A.o.,1995）认为，韩国和日本政府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前瞻性。韩国对钢铁、化学和汽车等重工业投资并不值得称道（当前大量的倒闭使其判断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在其它地方，实行韩国朴正熙的政策几乎注定要失败。一旦外部威胁消失，许多国家的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四、发展的含义：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学往往以人均收入的增长来衡量社会发展。它假定财富的增加会随之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故只要人均收入增加，经济学家则认为该社会实现了发展，但森（AmartyaSen）认为，人均GNP 实际上只是对人们所具有的福利手段的一种衡量，它并不能说明，相关的个人持续地从这些手段中能获得什么。在许多国家，生活水平所达到的成就，远远落后于人均GNP水平上所应达到的水平。有时， 生活水平甚至与平均物质财富之间存在反常的关系，如与犯罪和暴力盛行有关的一些变量。另一方面，人均GNP指标也回避了收入分配问题，人均GNP扩张的同时，一国的分配状况却可能更加不平等，甚至最贫困阶层的实际收入反而绝对下降。因此，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存在着局限性，发展的定义不应忽视影响生活水平的许多其它变量。
森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集中于国民产品、总收入或某种商品的总供给的研究，而不是人们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所产生的“能力”。森认为，经济发展最终应该归结到人们“是什么”和“做什么”，例如人们是否长寿、健康、能否读书写字、相互沟通等等。这些直接与他们的“权利”，而不是经济的总供给和总产出相关联。按照“能力”分析思路，所谓“权利”，是指个人在社会上运用他所享有的权力和所面临的机会而获得的，可供选择的商品束的能力。在“权利”这一基础上，一个人能够获得一些能力，即做某些事的能力，而同时不能拥有另一些能力。森主张，经济发展过程应该被看作是人们个人“能力”扩展的过程，而贫困就是指缺少最基本能力的状态。若给定个人对商品的权利与他们能力之间的函数关系，则“权利”的扩展就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
森并不否认全面描述“发展”概念存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主要在于“发展”概念中价值判断问题，即什么被看作是发展或什么不是发展。发展的概念涉及的价值判断有两方面，一是“价值的异质性”，即不同的人所接受的价值函数各不相同；二是“价值的内生性”，即与发展进程有关的变化会调整相关个人的价值取向。森还特别强调了“选择的自由”这一功用对发展评价的重要性。
森的发展观对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一，森的发展观将发展的含义从只限于经济增长的、以财富为目的的理论，转向重视“生活质量”的、以人为目标的理论，比传统的经济学更好地抓住了人类活动的本质。森的发展观的关键变化是认为，经济学关心的不应是商品，而是行为，即一个人曾是什么和做什么，比他所消费的商品更重要。在发展的“能力”分配思路下，森构造了新的社会福利指数和贫困指数，联合国1990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森的发展观是一致的。 从此“人类发展”被广泛接受。
第二，森的发展观对有关贫困问题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既然贫困是指基本能力的缺乏，那么竞争性市场的“财富”所创造的效用，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饥荒的发生，往往是人们获取粮食的“生产权利”和“交易权利”的丧失，而不完全是粮食产量的下降。消除贫困，不仅要对市场活动予以激励，而且需要公共部门的直接参与。森建议，经济学家们应更多地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如让更多的人拥有食品、住房，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健康等。
第三，通过能力与自由的联系，森的发展现在当代发展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新激进主义思路的依附理论中，“能力”发展观可用来解释当前南北关系的矛盾，当自身努力的结果反而使中心国家收益累积增长时，外围国家对发展前景感到极度失望。结构主义者则可利用“能力”来分析那些经济陷于结构刚性国家的发展现状。
五、结论
综上分析，上述四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首先，对“斯密定理”的重新认识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以交易费用下降为核心，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不可逆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变革和产业分工扩大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以及对束缚分工演进的制度的“矫正”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这是对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突破。其次，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说明，作为制度创新的和技术创新的承担和组织者，企业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的短缺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家市场的培育，进而对寻租问题的分析进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再次，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说明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影响，揭示了经济发展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同时，也使涉及政治市场决定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寻租理论成为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最后，阿马蒂亚·森则从人类活动的本质出发，提出应以人们“能力”和“权利”的扩展为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是对传统的追求发展速度的狭义发展观的重大突破。
上述四个概念推动了以“矫正制度”为主题，强调制度作用、将超经济影响内生化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兴起。这些概念的应用，也使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得到重新解释，如“余值的增长”、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选择、贸易条件恶化、“劳动的剩余”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路的不足。
*本文的写作得到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表谢忱。
收稿日期：2000-06-27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一、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到关注技术知识开发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尤其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批判了这种片面性的观点，作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发展）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分析。舒尔茨(T.W.Schultz,1990)等人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切入，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在。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以及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综合考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商品和劳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技术知识、信息、教育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明显提高，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利用及开发改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种种迹象显示，一种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在西方国家初露端倪，成为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热点。一般认为，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以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费为主流的创新型的经济体系就应属于知识经济范畴，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显然是发展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为了加速技术知识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有必要对技术知识是纯私人产品的属性加以反思，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尽管许多技术知识的开发成本相当昂贵，但在现代社会中却能够很便宜、很快捷地复制出来。这就在客观上为其传播提供了前提，而这种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将是十分必要的。很多技术知识本来就不是很好的私人产品，它们一产生就会转化成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据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环境，世界需要更多的作为公共物品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政府与多边机构应该增加其研究与开发支出，并为其成果的转移与扩散提供更多的政策、技术与财务支持。
**二、从侧重一般发展理论到强调制度分析
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能是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它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转型期间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正是这种影响的显著表现。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多偏重于纯理论研究和一般政策分析，忽略了对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因素分析，即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将制度要素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以科斯(R.H.Coase,1960)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也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尽管像舒尔茨、缪尔达尔、刘易斯(W.Lewis,1989)等人在其发展理论中掺杂着制度因素分析，但这种分析并不彻底。因而，努力打破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互不包容的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开展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有可能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人们发现，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更需要变革，需要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他们对制度的需求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制度的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中国已有的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营运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反腐败的制度、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这些制度因素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约束或激励人们的行为，决定经济效率水平，并最终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计划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制度变量的作用。
三、从注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到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协调
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不再那么重要，21世纪真正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要在加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从实践的层面上弄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特征，并据以制定和实施能够使二者有效协调的发展政策，这或许正是以往主流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简而言之，21世纪的发展经济研究应当是务实的，不是务虚的。
目前，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信息不完备、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环境下，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PraetoImproving)，即可实现所谓的在不使其他人状况更坏的前提下而使某些人状况获得改善的资源再配置。过分依赖市场的效率，盲目减少必要的政府干预的政策，起码对大国来说是不太适宜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应完全在自由贸易和最少的干预下进行，政策必须反映这样的现实：经济并不一定仅在市场中出现增长，其市场运行往往是次优的，例如，如果具有垄断地位的贸易商攫取垄断租金，那么，贸易自由化就可能不会带来更低的价格；如果简单地以私有部门代替国家垄断，则私有化很可能不会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
发展经济学家一致承认，上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其中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应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的研究，要以综合数据而非单一数据为基础，加强纵向的发展案例研究，以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实现发展经济学的突破。
四、从注重效率研究到对不公平分配问题的关注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注重效率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最致命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诸如分析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政府干预政策、人力资本的作用、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其目的都在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效率水平的对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也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也关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但总的说来，传统发展经济学更注重效率研究。
21世纪的发展经济将更加注意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分配状况，即收入分配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公平分配现象似乎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伴随而生的社会经济难题。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不公平分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经济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其一，不公平分配导致政治动荡，使投资环境明显恶化；其二，不公平分配会导致集团间的“讨价还价机制”失灵，降低集团或团体间相互接受与融合的能力；其三，不公平分配会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社会的效率促进规范，对诚实、守信的商务伦理构成挑战；其四，不公平分配会降低激励机制的效果。此外，财富的分配也会通过对非市场机构即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而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非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往往会加深社会阶层的隔离性，穷人会长期依赖于这种不正规的保障机制，而富人却可以存在于这种能够免于支持穷人的保险网络内，这显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为此，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财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自然要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应当看到，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旨在调整不公平分配的再分配政策，在制度保障、政策设计和执行力度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五、从笼统地关注经济环境到具体地防治腐败的分析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十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像投资环境、外资外贸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政治、文化环境，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好坏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便利的财政税收体制、外贸外汇体制，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构成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分析的侧重点。
与此相对应，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仍然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它会加剧发展的制度障碍，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应当看到，发展经济学迄今对其成因、效应和治理措施的研究很不充分，相关文献对腐败经济影响的分析与阐述，或囿于现有的理论泛泛地做一般性的解释，或仅以个案资料为依据做出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判断，缺乏全面、综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甚至有人根据东亚一些国家高增长与高腐败并存的现象，提出所谓经济中的行贿、受贿是增长的润滑剂的观点。对此，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有义务在有关腐败的经济分析上做出努力。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防止腐败所作的综合分析，有着重要的探索与引导意义。该报告援引一项对69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公务员受贿和法律制度受到损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严峻的挑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情况相当严重，但号称法律完备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难免受其害，仅德国公司每年就发生10万起腐败案件，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每年贿赂额可达发展中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和进口的5%，即每年近800亿美元。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恶劣影响众所公认。世界银行指出，在腐败最猖獗的国家中，投资只占GDP的12%，而在较廉洁的国家中，投资的比例则超过21%。
什么是腐败？发展经济学家的定义并不一致。Robert Klitgaard说，“腐败等于垄断加随心所欲减责任心”。Cheryl W.Gray指出，“对腐败的一般性定义是公为私用。它包括贿赂和敲诈，这两种形式必然涉及两方面的人，腐败还包括官员能独自进行的其他形式的违法乱纪行为，比如贪污和欺骗”，而意大利经济学家Paol Mauro的定义则是，腐败就是“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些对腐败的定义尽管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在腐败成因的研究方面，一项综合了39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1)政府官员的自由决定权越大、责任感越弱，腐败行为就越多；(2)政策扭曲程度越大、透明度越低，腐败就越严重；(3)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越不健全，腐败就越广泛；(4)官员和公务员薪金越低，腐败动机就越强。据此，世界银行提出了政府减少腐败的关键，即健全法规以严格限制官员自由决定的范围、鼓励通过契约方式将有关事项交给与政府无特殊关系的企业处理、规范公共采购制度、提高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精减政府机构并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监督和惩罚力度等。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但仍不能算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威性成果，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将对此问题展开全面、综合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关注腐败的经济学研究，它与世界银行合办的《金融与发展》季刊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一问题。意大利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一局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腐败：原因、后果及进一步研究的议程》为标题，进一步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工作报告是由Caroline VanRijckeghem和Beatice Weder两人完成的，他们的题目中《腐败与诱惑单：行政机构的低工资是否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一报告细分了腐败产生的原因，从一个具体的侧面探讨了腐败可能存在的理由。这对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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