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与出走——《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相较《万历十五年》这个中规中矩的译名，我更喜欢原书名的直译“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自然有些戏谑的意味，但总觉更多的是一种娓娓道来的厚重感，让人不免感到有些事情，重大的事情，被揭开前的风平浪静。
读罢此书，并不能说心领神会，连管中窥豹大概都还算不上，唯一的强烈而明确的感觉便是，这一年中，这几个零零碎碎的人，反映了有人在固守，有人在出走，有些事情被固守，有些事情被迫出走。之所以称为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否是因为出走的一方从中国社会败退了呢？想想妥协的是固守的一方，中国是否就会在那时迎来转型，至少埋下转型的引线呢？
道德至上的固守，法律精神的出走；文官集团的固守，新式阶层的出走；行政惯性的固守，锐意改革的出走，三者争执，当时未能势均力敌，更别提一方胜利后的打压后败方还妄想崛起。当时固守一方自然是振振有词冠冕堂皇，明代以前，百代千朝，都虔敬的遵循着圣贤之意，为何要变，莫非是否认圣人？要知道，当时单纯，非黑即白，对圣贤稍有违背就直接划往反圣贤的阵营，如此，几乎可以等同于与社会与祖先与天道作对了。
道德的固守，法制的出走。对于道德，中国人自古而今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但正如书中所说，以道德手段去解决技术问题，自然行不通。“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他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法制，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摘自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3版23页）道德自然属于文明范畴，乃至于说是一种高境界的文明，但无论如何，它不能代替法制。张居正被清算，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刘少奇，当然他们阶级不同，所做的事情也不尽相同，不过毫无疑问的，他们都为国家做出了极高的贡献。而被清算的原因惊人相似，都是因为法制的缺失，甚至都可以说是因为道德对法制的全面取代。只是明朝依旧是文官坚持的圣贤道（私心虽也不可少），文革却已变成了口说无凭的阶级道德。
道德不是不重要，而是极其重要。“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共存，历代人围绕着他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摘自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P43-44）对于中国而言，道德就是他的延续性，无论朝代如何变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忠下孝”都是社会秩序的根基。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作为统治者，首要就是维持秩序，又怎会放过这样一个王牌呢？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道德可以贯穿于律法，使律法更加人性与合理，但是道德却不能抹杀法律，换言之，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
道德与法律有着不同的特点，法律具有强制性和公平性，而道德却最终出自于人们自发的认同感和良知，当有人丧失这种认同感和良知的时候，就必须以强制手段使他的沦丧不至于危害社会。说到底，法律是一种更直截了当又必不可少的统治手段，那为何在中国却屡屡不吃香呢？这中间牵涉到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文官集团。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官集团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满腹诗书，他们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人“梁上不君子”。而异常一致的是，他们都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个人只要懂得上忠下孝和尊卑有别，就一定正直乖巧，一个国家只要贯彻伦理道德，就一定会安定有序。理论上无可厚非，但或许是出于读书人的单纯，他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当有人背弃圣贤之道的时候，他们除了劝说别无他法，但依旧固执地认为，严刑峻法有违圣贤之道不可多施。这是问题的开始，而当问题变本加厉，就是文官集团内部出现阳奉阴违的时候。当道德解释权的所有者发生变质的时候，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权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重标准。张居正治国严厉却放纵家眷，这也是一种文官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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