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

 抹不去的记忆

     漫漫人生，往事如烟，人世间有过的故事，未曾随时间而消逝，曾经的错愕，曾经的浪漫，曾经的苦辣酸甜，成了一道抹不掉的记忆！

“捡狗屎”的党委书记
     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干部是一种时尚，也被当作时下人生的追求。而已经当上干部的人，总想变着法儿表现出与众不同，希望一露脸就抢眼。那时的家乡，刚刚用黄土与沙石，修建好了一条，通往异村他乡的沙土路，路中间满是黄土沙石，路两边却青草依依，一脚踏上去，溅起黄灰飞扬，飘落在路边，给草抹上了一层细灰，微风一吹，又轻轻地降落在地下。天长日久，路边积压了一层厚厚的灰，看上去轻轻柔柔的，脚一旦踏上去，却展示出爆炸力，虽然那路不能与当今的水泥柏油路比，却是别有一番风味。对于一个一辈子没出过几次门，见不上大世面的乡里人来说，这路就是天字号民心工程，是党给人民修建的幸福路。那时，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偏僻的山村能修上这样的路，无疑是给家乡人长了脸，也带给了他们的自信，有了这样的路，大姑娘不愿外嫁了，小伙子找对象也容易得多。

那时的乡不叫乡，叫人民公社；村也不叫村，叫生产大队；组更不叫组，叫生产队。到大队蹲点的人，叫办队干部。来大队蹲点的人姓杨，是公社党委第二书记，一个党委书记，下乡亲自蹲点，算是个身份显赫的人，他的到来，着实让家乡响亮了一回。职务摆在那里，身份摆在那里，权威也就摆在了那里。然而，最吸人眼球的，不是他的头衔，也不是他那仪表堂堂的外貌，而是他经常反着提在手上的，一个小小的锄头片子，和一只小小的粪箕，那是他的标志性道具，专门用来捡狗屎的，他捡狗屎样子很特别，随时带上行囊，沿途一路捡来，捡到半粪箕的时候，就捣碎放入路边的农田里，他还特意用泥巴将粪搅拌均匀。我知道，那是防止别人再捞上来，过秤记工分。为此，有人琢磨起这位书记，认为捡粪支农倒不一定是真，塑造亲农爱民的政治形象，恐怕一点儿都不容怀疑，这正是他要的政治效果。

不过，这位公社党委第二书记，也颇能干事儿。他头脑灵活，工作热情极高，总能想出一些办法，鼓捣出讨老百姓喜欢的事来。这不，去年冬天，他拉网似的，组织全大队上千号民工，硬是苦干了一个冬天，修建了一条贯穿全村的，黄土泥沙机耕路。
     那个年代，凡是当干部的人，自我感觉非常地好，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讲起话来牛逼哄哄，威风八面，好不风光。开口闭口代表县委县革委，乡里民间也流传着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县委县革委的威权讲话，“县里派出的人，那怕是炊事员，也代表着县委县革委”，更何况县委红头文件上任命的，名副其实的，公社党委第二书记，自然而然地，他有着无与论比的权威。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喜欢作秀，常常带着十里八村的干部，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大串人马，公社大队两级干部挤在一起，沿着他自己指挥修建的黄土沙路，浩浩荡荡检查农业生产，那阵势偶然阅兵检阅，一行人踏灰走来，背后扬起一片黄土灰尘，一路指点江山，那阵势蔚为壮观。瞧着那一行人，身后黄尘飞扬，老远就看得出来，人群中格外抢眼的他，反着手提着捡狗屎的行囊，好不时尚政治，好不庄严威风！仿佛在他手里提着的，不是装着几坨狗屎的粪箕，而是装满着鲜花的花篮。

在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家乡的小儿们争相效仿，纷纷吵闹拉扯着父母，置办捡狗屎的行囊，一边背着书包，一边背着捡狗屎的粪箕上学，就是这样一副不伦不类的模样，竟然成了那个时期的时尚。我也不例外，跟母亲吵闹了半个月，被纠缠得没法子的母亲，只得把老母鸡给卖了，置齐了捡狗屎的行囊。卖了这只下蛋的老母鸡，家里从此断了买盐买煤油的财路，母亲为此不止哭一回。一段时间里，学生捡狗屎成风，学校操场周边，竟然堆满了狗屎粪箕，以致学校出入拥挤，臭气熏天。这情这景，没给学校少添烦恼，却没有人敢在这事上，去说三道四，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孩子们所效仿的，是公社党委第二书记！

后来，也不知道这位书记，是不是因刻意塑造出来的，亲农爱民形象起了作用，竟然从公社第二书记，直接官至某局第一局长，进城当了局长的他，当然不能带着标志性行囊进城了，他才十分不情愿地，扔掉了这扛了多年的“宝贝疙瘩”。自此，家乡的十里八村，直到他调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背着捡狗屎的行囊上学的时尚，才慢慢冷却下来，学校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随之消失的，还有校园的臭气。
              广播里的“四属户” 老赖
    父亲是读书出去的，分配在湘潭地区化工局工作，他与母亲的结合，在常人看来，有点阴差阳错，一个是读书人，一个是乡里村姑，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路人。不知道是父亲一时头脑发热，还是母亲的一双大辫子迷住了父亲，一念之间他们走在了一起。文质彬彬的父亲，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副奶油小生的模样，气质十足，很是讨人喜欢，加上他有一手拉二胡的绝活，走在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看重文艺宣传的，领导眼里的“香馍馍”，哪个单位都争着要，走在哪里都是“抢手货”。这么个生性活泼，身边挤满着粉丝的人，就二十几元的月工资，连自己的正常开销都成了问题，怎么能养家糊口？就因为这原因，我的出生，成了父母亲的“累赘”，自小寄养在外公家，到七岁才送回到老家念书。别看那时的学费特别低，每学期仅一元五角钱，在四、五角钱一个劳动日，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数字。记得每年上学，母亲为了我的学费，总得先找个理由，走亲访友去筹借，最后没得辙了，还得求助于班主任老师，借书先读，好在那时的人都很纯朴，学费就是书本费，班主任老师同意借书，你就有书读了，不像现在的民办学校，“校门八字开，有分无钱莫进来”，要不要你，什么都得看分数，借学费的事门都没有。那时，虽然家里年年短学费，因为母亲的执着，我竟然没辍过学。

记得我十岁那年，为筹备下期的学费，跟着大人们到三十里外的，银坑西冲背竹卖，那时竹子行销，背一根竹子下来，可以赚一元钱。那天，我背了根竹子下检查站，也许是运气忒好，也许是检查站的人，看到个这么小的孩子背竹卖，动了恻隐之心而故意躲开，竟然没人拦我，让我逃掉了一元钱的竹价款，这可把我高兴坏了。等我脚跛手跛，兴冲冲地把竹子背回家，前脚刚进门，社教工作队老王，后脚就跟进来了，不知他咋知道我逃了竹价款，不管我如何哭着闹着横着，也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硬是以竹子是偷的为由，把竹子给没收了，还把母亲拉到大队部，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家庭，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闹饥荒是常有的事情。“一大二公”时期，国家对农村农民，仿军事架构组织农业生产，生产队偶然一个准“军事机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统一出工计酬，统一结算分配。母亲没其他特长，只能结伴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别的女人一样，都被男人社会的“准军事组织”，定为半劳动力，一天就六、七个工分，一年下来，不停不息就2000工分，生产队年终一结算，就七、八十元钱，连付口粮钱都不够，落下的是年年闹超支，年年闹负债。天长日久，负债日积月累，不下几年，已累积至三百元了，别小看那三百多元超支，那时，全劳动力每人每天就四、五角钱工资，想还清这笔钱，无疑比登天还难。于是乎，我家成了远近闻名的“超支大户”，加上还是“半工半农”单边户，那时对单边户统称“四属户”，“四属户”肯定就是“超支户”，变相地成了被歧视对象，这“四属户” 名字不好听，名声可响了，只要一晓得是“四属户”，就等于打上了被歧视的标签。在常人的眼里，“四属户”就是能力低下，就是 “寄生体”，离开了大集体母体营养，就难以生存下去，就像今天的计生对象一样，一旦被发现，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四属户”最难熬的就是过大年。每年，生产队年前年终决算，统一分红、统一分配口粮和过年物资。这个时候，劳力户分红户笑却颜开，超支户却愁眉苦脸，尤其是“四属户”，按政策不能参加正常分配。为了生存，母亲年年硬着头皮，担着箩筐排队领粮，几乎每次都会被训斥，受辱含泪空手而归。年老心肠好的生产队长，看到母亲揭不开锅，家里冷冷清清，不像个过年的样，便悄悄地给母亲支招 ：“等腊月二十七八，都一心一意过年了，你找会计出纳讲点好话，悄悄把口粮分给你”。听到这话，母亲感激涕零，像欠人家天大人情似的。久而久之，母亲对过年有了恐惧，一过十月就仿徨不安，甚至是胆颤心惊！
    “四清”运动年年搞，年年清理超支旧欠，超支状况仍不见改观，“四属户”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四清”运动的对象。热衷于组织运动的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四属户”超支不减反增，“四清”运动不管用了。于是，变着法儿“修理”起了“四属户”，他们先将“四属户”分门别类，筛选出那些对付“四清”运动，过招有些章法的“四属户”，像现在法院公布“老赖”一样，广播里一天到晚进行广播，按照当时的行话，“就是要从精神上、名誉上对超支户，特别是‘四属户老赖’进行摧毁性打击”。我家的超支是全大队最多的，当仁不让地，成了 “四属户”里的典型，也就对号入座，成了“四清”运动的主攻目标。

可能是精神上的摧毁力太强，一贯把超支置之度外、逍遥自在的父亲，开始想到了家庭，想到了改变现状。在一次母亲去湘潭探亲的时候，父亲倾其所有，买了部“熊猫牌”缝纫机，安排母亲学裁缝。那时学手艺，是农村人进入“上流社会”的蹊径，地位仅次于吃“皇粮”的干部。缝纫机一到家，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跟着大表姨妈穿街走巷，学缝纫手艺。按学徒期待遇的通行惯例，师傅仅管吃管住，不能开发工资，好在大表姨妈，对俺家知根知底，一年拿出五十元钱，给母亲交投资款，两年下来，尽管有大表姨妈的接济，但终究填补不了缺口，超支更多了。此举引起公社党委的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记得一九七三年的一天，那时的公社党委杨书记，还在大队蹲点，专程跑来参加生产队的整肃会，特意点名要作为家属的父亲参加，会上杨书记火力全开，指着父亲的鼻子开骂：“你老婆学裁缝，就是逃避生产劳动；你身为国家干部，支持婆娘逃避生产，就是消极对抗组织”。没想到杨书记的骂功了得，把一介书生的父亲，骂得跟傻了似的，父亲也被他一骂成名，成了全公社最闻名的人！
            “迷”上了暑假里的“双抢”
    “四属户” 老赖的经历，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刺激，“还掉债务、摘下老赖帽”，成了潜意识里的最强音。自我懂事以来，就有了“工分”意识，干什么活最好赚工分，什么时候工分最好赚，比别的小孩子多了份心眼。经过观察，发现全劳力做的事最值，拿工分最多也最轻松，什么犁田、耙田、打滚子、插田打车子、作田埂，这些活被统称为技术活，约定俗成为男人活，女人和孩子就是能干，也不给你干，在大男人们的潜意识里，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活当成男人的专利，生怕有人学会，只能等你完完全全进入了成人行列，懂得做大男人的潜规则，才可能给你机会，扶犁倒耙这些事情，仿佛跟高科技似的，被大男人们垄断了，还被弄得神神秘秘的，仿佛只有那么几个人，才可以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够盘下来这活。
     因窥透了其中的奥秘，我就多了个心思，暗地里下了决心，要偷偷地学会这些农活。经过观察发现，垄断犁耙的大男人，自恃农田技术好，有意无意地卖弄一番，不时高调地表现出来，“干活还得干农（技术）活”“做事还得做男人事”，这些话常常挂在嘴上。我知道，他们是在炫耀，潜台词就是：你们不要跟我比，我做的就是技术活，我干的活不是啥人都能干成的，至于我们做多做少，就不是你们该管的。要不服气，那你们来试试？天长日久，他们成了农活活的权威，累了可以歇脚抽烟，渴了还可以就近找水。他们摆出高高在上姿态的同时，给我留下了偷窥技术机会。为学会农活，我常常多了只眼睛，盯着扶犁倒耙的人，只要他们一离开，我就偷偷拱上去，等他们回来之后，发现田已经犁翻一大块了，田也耙出一大片了。久而久之，他们发现了，这个小家伙的农活，已经与大人难分伯仲了，差不多算是，掌握 “核心技术”的人了。

虽然我已学会了扶犁倒耙，但这并不等于拿到扶犁倒耙的许可，理由是我人还小没牛高，要是牛调起皮、发起横来，还不一定能够掌控，难免会发生意外。但打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小瞧我了。这些人还暗地里思忖：连这样的活，都可以学会，这小家伙以后可不得了！
     干农活的活没戏，能够赚工分的事，也许只有靠搞“双抢”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皆为利往”，不是自己特别喜欢搞“双抢”，谁心甘情愿地，在炙烤得发怵的太阳底下干活做事？其实就是为了多赚工分。搞过“双抢”的人都知道，那是大集体的“杰作”，每年的暑假，要经过漫长的两个多月，进行夏收秋插。到了那时候，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的大男人们，除了几个扶犁倒耙，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或多或少地要被现实给遗忘了！真正的“双抢”主力军，就是那些平时被大男人们戏谑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妇女儿童，“双抢”是“老弱病残”赚取工分的最佳时机，真正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也许只有那时候，才能够成为现实。
    记得我才十一岁那年，个子长得快，属于早熟的那种，看上去像个男人了，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把自己当成大男人了。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帮家庭分担责任，改变被羞辱的现状。我给自己设置了工分底线，一年必须赚一千分，要实现这一目标，“双抢”要赚七百分，秋收三、四百，才能确保一年千分稳拿。实现了千分目标，加上母亲的工分，吃饭购粮就不成了问题，至少不会增加超支。
     为挣工分，我练就了会割能插的绝活。那时的“双抢”全部是人工活来完成，我一天能插一亩田，能割两亩稻，只要按工计酬，每天有事做，一天三、四十分稳挣。为挣更多的工分，便与人优化组合，几个手足麻利的人，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合伙割禾，合作插田，又快且好。久而久之，我们的组合，在方圆十里八村有了名气，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能人”。

赚取了工分实惠，积累了好的名声，想来想去，完全是署假里的“双抢”，成全了那时的自己，生在饱经羞辱的“四属户”家庭，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拿回了一些自信。可以说,署假里的“双抢”，那样的苦活脏活，我切切实实地给喜欢上了。            

      孩提时代的“生意经”
      除了“双抢”挣工分，经营好家庭副业，也过早地进入了一个十来岁孩子的视野。母亲学完裁缝，带着“熊猫”牌缝纫机，开始走街串巷卖手艺。大表姨妈的手艺闻名方圆数十里，加上大表姨妈用心传艺，名师出高徒，母亲的手艺也算是熬出来了。那时，手艺人每天的工资一元五角，倘若一年里，能卖上百天的手艺，比起出工挣工分的收入，则高出了许多。

为早日还清超支，让母亲多卖几天手艺，我大包大揽了家务，差不多成了家庭兼职主男。每天一早起来，除了生火做饭，就是喂猪养鸡，家务事一多，读书反倒成了兼职。好在那时学习气氛不浓，大家都不愿意读书，成绩好坏分不出来，加上学校管理松懈，一个学期下来，也没有几场考试，成绩好坏不重要。这样的学习状态与环境，无疑给我以后不敢面对高考，埋下了后患，以至于成了一生无高考史的人。 

母子连心，母亲看到我豁出去了，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铁了心要消除超支，也豁出去了，每天拼了命似的招揽手艺。那时家家经济不宽裕，都希望手艺人的效率高，巴不得把所有的的事情一天做完。要赚这手艺工资，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得有好的手艺，还得有牛一样的吃苦精神。母亲也知道，做手艺的人，想立足存活下去，必须挣个好口碑，有了“艺好、勤快、能干、和气”金字招牌，就不愁没事做，不愁没饭吃。经过一年一年的努力，母亲差不多抢占了一块，足以容纳生存的地盘，渐渐地有了稳定的客户，到了第三年，就有了差不多二百天的艺卖。艺卖一多，生产队有些人发“红眼病”，他们算盘子一拨，得出了母亲一年的艺卖收入，相当于两个半全劳动力的结论。这下可不得了，有人当面提出，生产队的难事、差田得分给母亲，不能再让“四属户”占面子了。仿佛“四属户”有生以来，就是靠集体存活下来似的。

我十三岁的那年，生产队恰好试行责任田，他们顺水推舟，将改种水稻且缺水的棉花田，分给了母亲。种植棉花多年的棉花田，凹凸不平，早已不适宜耕种水稻了，就是最有经验的犁耙高手，也得花很多时间平整，才能够恢复水稻耕种能力，对于我和母亲来讲，平整好这块棉花田，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为此，我向学校请了一周长假，与母亲一道手提肩扛，将一丘三亩多的棉花田，硬是给抚弄平了。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给弄吃了一惊。田弄平后，我也累趴下了，睡了整整两天两夜，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

患“红眼病”的人，还是不依不饶，一边继续给母亲制造难题，一边还要求母亲，按艺卖实际天数交投资款，他们算的是只赢不赔的经济账，生产队六角钱一个劳动日，投资款一元一个，一元投资款可赚四角钱。母亲与世无争，生性逆来顺受，没作多少考虑，也懒得去争议，准备默默去执行，我却不能任人摆布。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一个小孩却来了劲，死都不肯接受，坚持只还超支不缴投资款，这下他们可不干了，威胁不交投资款，就不发给口粮。那时，国家实行粮食定额管理，农民只种粮不能买（卖）粮，除了人均六百斤指标，其他粮食必须全部交国家，作议购粮任务处理。这样一来，不管你有钱没钱，没有粮食指标，就买不到粮食。为维持粮食秩序，国家将粮食走私，视为大逆不道，抓到了要戴帽游行、上台搞斗争，情节严重的，还要送 “学习班”，进行帮助教育。   

不发口粮就是狠招，确实难住了我和母亲。没有办法，我退让了一步，提出母亲的艺卖工资，一半作投资款，一半还超支。经过反复较量，也许他们领会到了我的“横”，不想过分难堪，最后，极不情愿地，却破天荒地地作出了妥协。母亲终于松了口气，口粮有了着落，不要担心挨饿了。

投资款风波发生后，我长了见识，也多了份心眼，潜意识里开始琢磨着生意之道。一次，我与母亲交完统购猪后，来到集市上买仔猪，发现仔猪的价格，比肉猪高许多，大概一头八十斤仔猪，价格相当于一百二十六斤肉猪。这下可把我乐坏了，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打那以后，我极力鼓动着母亲，再也不交统购肉猪了，发誓只做仔猪生意。买进二三十斤的仔猪，八十斤左右卖出，这样一来，当年贩进贩出仔猪十几头，每头猪的差价少则一二十，多则三四十，一年下来除去喂养成本，也有二百多元进账。但好景不长，我的贩进贩出，引起了社教工作队的注意，小小年纪不守规矩不学好，这么小就热衷于搞资本主义，长大了那还了得！一怒之下，把我存栏的五头小仔猪，全都给没收。看着忙碌了一年的成果，瞬间打作水漂，我泪流满面，心里着实受伤了一回。从此，告别了贩卖仔猪，这个充满政治风险的行当。

逝者如斯夫！弹指一挥间，岁月已成过眼烟云。往事悠悠，或成审美，或成借鉴，或是滑稽，或是震撼。人生中的记忆，经岁月洗涤，无论是非对错，皆成饭后茶余笑料，或许这就是苦难人生，或许这人生中的苦难，原本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作者：旷荣）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e42252b7dc88d0d233d4b14e852458fb770b38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