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念奴娇赤壁怀古论苏轼的豪放词风doc

从《念奴娇·赤壁怀古》论苏轼的豪放词风

吴孟丰

摘要：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是豪放派的创立者。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南宋一代先河。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四库全书提要》说：“词至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所谓“词至苏轼而又一变，”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苏词扩大了题材范围，一改五代以来的绮罗香泽之态，从秦楼楚馆的小天地，走向了现实的横向广阔社会，走向历史的纵向无限时间。二是苏词于婉约派之外，另标新风，形成豪放派，刚健之气，震撼北宋词坛。这两者提高了词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词和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蔚为壮观。

关键词：苏轼　词　改革　豪放　词风

生平经历与词的创作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名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家庭，7岁知书，10岁能文。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随父苏洵进京。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氏父子皆能文，在当时皆负盛名，世称“三苏”，其中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

苏轼踏入仕途之时已经是北宋中叶。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回京任职，判登闻鼓院。皇帝召试秘阁，再入三等，直史馆。次年，父苏洵卒，苏轼扶丧再度还乡。神宗熙宁二年（1069），守丧期满还朝，差判官告院。此时，神宗正重用王安石，全面启动变法革新运动。苏轼一回京都就被卷入了这一场政治斗争之中，并且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发挥了深远重大的影响。

苏轼虽然主张变革朝政，但要求是渐进的。他认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其中“任人之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举措就有了明显的距离。所以，苏轼曾多次上书陈述新法的弊害，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要求外放。熙宁四年（1071）六月，出为杭州通判。大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歌词。后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属江苏）等地。元丰二年（1079），朝中新党罗织罪名，弹劾他以诗讪谤朝廷（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被捕入狱，遭受了平生的第一次大磨难。经多方营救，苏轼才得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轼词之创作也进入一个高峰期。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样样精通，而且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独到的艺术成就，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著有《东坡全集》150卷、《东坡乐府》3卷。存诗2700多首，词350余首。

改革词风，形成豪放词派。

众所周知，宋初词基本上承袭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风气，晏殊、欧阳修、柳永诸人承前人已形成的婉约风格的定势，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更将“婉约”视为词的正宗风格，并形成大的潮流，影响着词坛。苏轼则认为，词“自是一家”（《与鲜于骏子书》）就是说自己自意于婉约派之外，别创“豪放”派。他曾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词林纪事》），决心以自己的作品力矫当时的香软词风，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的大量创作豪放词。如著名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就是一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当时作者已47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两年多了。词人在政治上遭到了“乌台诗案”的严重打击，思想异常苦闷，因此，他常常在登山临水和凭吊古迹之中来寻求解脱。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有时因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暂时的平静。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牢骚与不平，往往要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火山爆发式地喷薄而出。

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穿空”三句是词人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

下片分为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作者赞佩与向往之情。“遥想”二字坚承“周郎赤壁”与“多少豪杰”，过渡巧妙自然。词人抓住儒雅名将周瑜的某些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行为特征，“小乔初嫁”以衬托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以表现其举止风雅，“谈笑间”以显示其谋略智慧，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

全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生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

这首词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创造性地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之前，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主要是用来描写男女风情及羁旅闲愁的。柳永词在内容上已有所扩展，但幅度有限。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气势恢宏，格局开张，是北宋词坛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但在构思上仍限于吊古伤今。苏轼在此基础上，把一般的吊古伤今提高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唱叹与赞美。此词之所以为高，原因正在这里。《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作者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词人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词人的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概为核心。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得深沉、悠长而又具体。

这首词另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却异常鲜明。写景：“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看，当年的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无怪被后人叹为“古今绝唱”了。

豪放词风的成因

苏轼之所以能以自己的创作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的历史局面，并由此而为豪放词派的产生奠定基础，这是由多种原因和条件促成的。

首先，是词的内部创作积累的一个过程。敦煌民间词之视野开阔、风格遒劲的作品在以后的文人创作之中虽然逐渐湮没，但是始终不绝如缕。如中唐诗人韦应物、戴叔伦的两首《调笑令》描写边塞景象，韦云：“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戴云：“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苍劲空旷，与唐人边塞诗血脉相通。到了“花间词人”手中，偶尔还是有超出“艳情”以外的创作.鹿虔扆《临江仙》说：“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痛悼亡国，悲苦已绝。毛文锡《甘州遍》说：“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番奚。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写边塞的景色与建功报国的热望，情绪昂扬。南唐词人李煜更是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将内心“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的愁苦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改变了婉约“代言”的作风。入宋以来，文人的仕途开拓了，视野也随之开阔。举凡宦海风波、人生感慨、个人志向、怀古咏史等等，都可以拿来入词，而且写得气象万千，气度非凡。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等。词的内部的这一系列创作经验积累，为苏轼的词风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开拓和铺垫工作。

其次，是文学发展“求新”、“求变”规律之必然结果。

就人们的审美心理而言，“喜新厌旧”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期待着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特别是天赋异常、个性突出的作家，更是期待着自己能够独辟蹊径，自成一格。这就是历代文学样式不断更新、题材不断开拓扩大、风格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原因。从词的产生到苏轼的出现，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就其大致内容而言，始终没有超越闺阁庭园之景与相思离别之情的范围；就其基本风格而言，也始终没有超越委婉隐约、缠绵悱恻的框框。比之诗歌，词的题材和风格实在是过分狭窄、拘束了。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风格更加民间化、通俗化，不过在内容上的开拓并不太多，婉转言情的作风也没有显著地改变。长此以往，词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窄，必然会被导入“死胡同”。到了苏轼登上词坛的年月，词已经不得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停顿，便没有希望。苏轼的革新就是这一文学创作规律所驱使的必然。

第三，是苏轼个人的作用，把诗文革新精神带到词坛上来的是苏轼。苏轼是一位极富变革精神的文学家。26岁时他便向皇帝上《进策》25篇、《进论》25篇，分析了现实政治，提出全面革新朝政的主张。在散文创作领域，他承继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推陈出新精神，倡导创作时“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随性情所至，自由表达，挥洒淋漓，以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同前）的艺术效果。在诗歌创作领域，他同样不拘一格，袒露心胸，“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以至于“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继欧阳修之后，苏轼最终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

苏轼是这样一位极其个性化的、天赋极高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作家，在词的创作领域，他当然也不甘心简单地沿袭、模仿前人，不甘心委屈自己去适应“艳情”、“隐约”等传统的创作框框，不甘心居柳永等名噪一时的词人之下。他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入词的创作领域，追求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成为北宋词坛最具变革精神的词人。正如许昂霄《词综偶评》中所说：“子瞻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唯词亦然。

苏词对词的影响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不仅体现了他大胆的创新精神，而且对词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⑴提高了词的社会作用

自古以来，有“诗言志”说，使人们对诗的社会功效十分重视，在人们的认识中，诗词分疆各司其职，似乎天经地义，不可更移。而苏轼“以诗为词”从某些方面打破这一格局，将词的社会作用提高到与诗同样的位置，将词从当时的深闺小楼，男女艳情中解脱出来，使这一文体面对更广阔的社会，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作用。

⑵增强了词的表现力

词自与诗分道后，在风格表现等方面，路也越走越窄，所谓“诗庄词媚”似乎已成定势，在这时候，苏轼能打破阻隔在诗词之间的壁垒，动摇词以婉约为宗的态势，而与词坛树起豪放一帜，使词坛自此婉约、豪放并驱。同时，苏轼将词从音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意为生，“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使词的表现力得到极大的解放，而“以文为词”又将散文的一些表现手段引入词中，使词在保持抒情特点的同时，又能纵横议论铺陈叙事，极大的增强了词的表现力。

⑶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词体的认识

诗自为诗，文自为文，词自为词，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但是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应具备怎样的个性特点，在苏轼以前，人们的认识渐趋定型：即词为艳料，词为媚体。词是音乐的附属等等。这种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实践。而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创作实践，向这一观念发起极大的冲击，在词坛上掀起大波，使人们注意到词自为词，除了“艳”“媚”“音律”之外，也还有如诗如文的一面，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诗庄词媚”也还应有词庄的一面，不仅是婉约为词，也还应有豪放的一面。不仅是写艳情，也还应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人们从苏轼的创作看到了方向，从而改变了对词体的认识，无疑，观念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词的发展。

⑷启示人们去认识一种艺术，如何从其他艺术中，吸纳养料来发展自身

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他是从文中借鉴，吸纳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来作词，使词的内容题材由狭窄而拓宽，风格由单一而多样，形式、手法由拘束而放开，他即保持了词的本质特征，又从诗文吸取养料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他即是“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却又不是将词写成诗文，王水照先生说的好““苏辛一派，乃至姜张一派，其成功之作，大抵是词的适度范围内的诗化，但绝不是与诗同化或合流”。对诗歌艺术因素的吸收、整合、变换等仍在以词体为本位的基础上，破体为本，但不能摧毁其体，出位之思但不能完全脱离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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